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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期间的老师来自另一阵营，或者不能确保来自己方阵营，那么，稍有疏忽，接受一点“反动教育”，辅政者下台后的日子必不好过，甚而会有性命之忧。董元醇提出改派师傅的要求，就是为辅政以后的退路考虑，所谓计及长远也。
这三条“管见”，衡以祖制、遗命，可以称得上“荒唐”、“放肆”乃至“悖逆”，智商七十以上者，都不会在这上面找刺激。董云醇脑子坏掉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此中必有阴谋。那么，是怎么样的阴谋呢？阴谋之所以为阴谋，无非故意隐藏或颠倒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有选择的暴露一些孤立现象，误导当事者的判断而已。明明是自上而下的“授意”和“讽示”，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下而上的“劝谏”和“舆情”，颠倒因果，割裂逻辑，这就是“垂帘听政”事件之所以为阴谋的本质原因。只要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当日事实，我们就能把握事件的逻辑链和因果律，不着一字，尽得阴谋。
八月四日，北京，周祖培找到李慈铭，“嘱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李慈铭记醜学博，一日内就举出汉、晋、辽、宋共八位“贤后”的事迹，“条议上之” 。中国人要办事，第一个反应，就是翻开史书，看看是不是“古已有之”。官当久了，不免“学殖荒落”，一时半会翻不着，所以，学士周（时任体仁阁大学士）不得不请教塾师李（慈铭当时在周家任家教）。李的东家是周，周背后的黑手，无疑就是恭王，恭的操作指令，则必来自慈禧。事情关涉重大，命令来自最上层，具体办理却交给远离政治核心的落魄“赀郎” ，其间“管理层级”甚多，奥妙就在于局外人一眼看不透其中曲折，一语说不破其中阴谋。这是阴谋家常用套路，古今一概；文革期间，往往因基层群众一纸“材料”，酿成举国震惊的大案，无非就是这种“政治智慧”活学活用的好例子。但是，李慈铭的“史料”，并没有被董元醇的奏折采用。这又是更高的一招。因为，董元醇虽然打响了“垂帘”起义的第一枪，但那只是火力试探，没必要暴露全部实力。李氏的“核原料”，要用来配置决定战局的“原子弹”，等到十月初才会引爆。我们先看看董摺在热河引起的哄闹，再来分析慈禧、恭王“欲擒故纵”、“以柔克刚”的精彩战术。八月十三日，守黑道人（“后党”军机章京的化名）致结一庐主人（朱克勤）书：
“千里草上书，十日未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看。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诸君大赞（原注：‘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他事皆发下），并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等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先解释信中的“瘦词”“术语”。“千里草”，“董”的拆字，指董元醇。“夸兰达”，满语太监的音译。“西边”，慈禧。“心台”，“怡”的拆字，指怡亲王载垣。“叫”、“叫起”，指帝、后召见大臣。“明发”，明发谕旨，相当于传达到乡镇一级干部的公开文件。“夫差”，春秋吴王夫差，切吴姓，指军机章京吴逢年。“麻翁”，军机大臣焦佑瀛，脸上“痘痘”太多，人称“焦大麻子”。“耳君”，即郑亲王端华，“郑”字有“阝”旁，故称“耳君”。“搁车”，搁置。
再通讲一遍。军机章京和襄赞大臣、军机大臣在一处办公，所以，军机章京“守黑道人”此信不但记录事态发展，还详述了各人的言语神态。董元醇奏折递上去，慈禧看了一天，没有表态。载垣“冷笑”，代表了“肃党”的态度，就是不屑，没当回事儿。第二天，二后、大臣见面，肃顺等人回来，说二后不赞成“垂帘”，由军机处拟旨驳斥，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吴逢年写初稿，语气平和，气势不足，肃顺等人不满意。焦佑瀛重写，定下“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的调子，非常严厉。拟旨交上去，二后认为话说得太绝，所以再次斟酌，甚而有“留中不发”意思，也就是低调处理，大事化小，不准备公开驳斥了。并叫端华去谈话，端华气冲冲去了，在谈话过程中很不理智，“声震殿陛”，把小皇帝吓得尿、泪俱下 。第三天，二后还没表态，于是载垣带领顾命大臣、军机处罢工，说不处理董元醇的摺子，别的事也不办了。直到十二日中午，二后“不得已”，同意公开批驳 。
这一仗，固然是肃顺等人胜利了，可是，全局却从此变坏。二后故意磨蹭几天，然后表态示弱，用意首先在麻痹“肃党”，其次则考虑到人在热河，身不由己，过早发生冲突，未免危及人身安全。“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干部必不敢再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而未意识到“垂帘”怪论实出于上峰授意，只是颠覆朝局这部阴谋交响曲的前奏。他们也不知道在京官僚们依然在恭王的布置下准备更言之有据的“恭请垂帘”摺，并讨论商定“垂帘”召见的礼仪细节。同时，面见二后时的嚣张言行，从热河传到京城，激起在京大臣们的公愤，他们中的多部分本就受过肃顺的气，由此，对“孤儿寡妇”的同情指数暴涨，对“悖逆亡法”的“肃党”更加痛恨。舆论既已如此，那么，违反祖制、支持“垂帘听政”，与违抗遗命、赞成“清君侧恶”，就可以并行不悖了。
“后党”都很冷静，知道他们这次的胜利，不过如朝露泡影，当不得真。此信的作者这么评价他们：“二四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伯牛案：“二四者”，二四得八，即指顾命八大臣。“后党”知道己方的实力和布置，今日小挫，不过是欲取姑予的“不得已”，“垂帘”是迟早要发生的。八大臣懵懂，自作聪明，所以是“浑蛋”，将来的下场一定不能“远祸”。
“后党”、“肃党”以外的骑墙派，也能看出其中的趋势。“密札”中有一封不知写信人、收信人姓名的“套格”密札，根据内容判断，就是某骑墙派在此时所写：“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当然，“后党”要发难，必须在回京之后。而具体准备回京后的操作程序，就需要恭王、胜保，一文一武，来热河面谈了。
七月十七日咸丰驾崩，九月一日恭王才来热河吊唁，于礼不合。拖延一个多月的原因，“肃党”对之有戒心，阻隔他与二后的接触，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咸丰遗诏顾命名单并没有他的名字，他要避嫌（前述咸丰病中也不许他来探问，可知嫌忌之深）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不甘脱离政治中心，欲有所作为，必须先做一番布置（例如安排周祖培整理“国故”，搜集垂帘掌故），做一些沟通（军机章京通信可以让他与二后保持联络；醇王福晋往来热河北京，也可以传递消息），都需要时间，所以赴热河吊唁反而不在急上。而在董元醇奏折被驳斥以后，“肃党”志得意满，戒备松懈；己方准备工作也差不多完成，需要和二后面议落实，恭王再提出到热河吊唁，就水到渠成了。
很多笔记都说恭王赴热河见太后，被肃顺等人当面羞辱了一番，恭王唾面自干，忍辱负重，才见到太后，定下大计。比较有代表性的描述，可以看薛福成的记载：
“恭亲王先见三奸，卑逊特甚。肃顺颇蔑视之，以为彼何能为，不足畏也。两宫皇太后欲召见恭亲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且昌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进见” ；
揣言摹色，颇有小说家习气，不像实录。不但阻挠后、王见面，杜翰、肃顺甚至说开了“黄话”，亵秽不堪；而且“肃党”自动放弃共同进见、从旁监视的便利，尤不合逻辑。王辏г耸恰八嗟场敝腥耍啪徒咏率担�
“（恭王）、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 ；
恭王于咸丰三年入军机处，所以是现任军机们的“前辈”。他到热河行宫，亮出名片（“递牌”）就可以吊唁（“谒梓宫”）、面圣，并非如薛福成所记，历经磨难方能入见。最真切的见闻，则是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了，“后党”某章京的记述是这样的：
“恭邸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 ；
“殷奠”，大祭。“宫灯”，指肃顺，繁体“肅”字，形状颇似宫灯。信中说得很明白，恭王先去吊唁，然后太后召见。杜翰、肃顺羞辱恭王，必无此事，否则不会说“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恭王主动申请与端、肃等人入内，倒是事实（“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但是太后“不许”，而不是端、肃自动放弃。而且见面谈了两个小时（“一时许”），甚为从容。
“肃党”某章京的记载也差不多：
“六兄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 ；恭王排行第六，故信中称“六兄”。
以薛福成为代表的笔记作者们因为各种原因，不顾事实，捏造恭王面见太后情状，并制造一种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气氛（甚至有笔记称后、王见面被严密监视，不敢多言，乃通过太监安德海在御赐食物时传递小纸条，才得以联络 ），无非是要说明“宫灯辈”气焰嚣张，目无尊上，其心不可问，其罪不胜诛，并以此作为旁证，为“后党”锄奸诛恶乃至垂帘听政的行为，提供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借口 。诋毁政敌，无所不至，乃是我国“史笔”的一个特色，读者诸君碰到此种笔法，一定多留个心眼，不要稀里糊涂就被哄骗过去。
恭王在热河呆了六天，“连日面圣”以外，与诸“后党”也有接触（包括醇王奕譞及某些军机章京），无疑就回京后的大小事情交换了看法，决定了做法。谋划极为详尽周到，连外交关系也讨论到了：“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
政变需要主持大局的谋主，也需要震慑敌人的武将。恭王揣着会议纪要回了北京，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