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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单向的，还应该有从下到上的考虑，上下一致让朝廷和百姓都满意才算真正的满意。”
刘宗周想了想说：“臣现在总算明白皇上的真正用意了，皇上的意思是做什么事都要既考虑朝廷的利益，也要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双方都满意才能放手去做，这想法让臣非常佩服。不过要是朝廷的要求和百姓的需求不一样，那么又该怎么做呢？”
天启笑道：“刘大人这样问就说明还你没有真正明白，你把朝廷跟百姓分开对立本身就不对。其实，朝廷的利益就是所有百姓的整体利益，双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两者出现偏差是因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在这里尤其要明白一点，朝廷的利益并不是现在所有百姓的利益总和，它还包括以前的人和未来的人，我们考虑问题不但要管现在的人，还要考虑过去的祖先意愿，还有子孙后代的未来。”
听天启说到朝廷不但要考虑现在的人，还要考虑过去和未来，刘宗周、高攀龙、徐光启都张大了嘴有些茫然。长久以来，朝中的官员考虑问题从来不顾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也不考虑以后的人该怎么做，活在眼下这话虽没有人提出来但是却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则。遵循祖制这话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才被迫喊出来的，并不是说喊遵循祖制这话的人对祖辈的感情有多深，立遗诏时把皇帝骂得狗血喷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天启微微一笑说：“这话说来话长你们回去慢慢领悟，现在先不说这些先说朝廷命令和百姓意愿的关系吧。朕认为如果朝廷要求和百姓意愿出现矛盾可以简单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分清谁对谁错，另一种是分不清谁对谁错。如果分不清对错时朝廷的命令就要停下来，这是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分不清对错从众是最好的办法。如果分得清对错，朝廷错了立即改这没什么说的，拖得越久民怨越大。不过，如果朝廷是对的百姓错了就要讲一些策略。”
高攀龙这时说：“皇上算是说到点子上了，臣在处理很多事时发现过，即便朝廷的做法是对的，百姓们由于不理解也很难说服。就像当年张居正改革，很多人都反对他但他坚持不动摇，甚至不惜动用手中的强权强行实施，最后让国家的国力得到极大提升。皇上说要讲策略，是强行推行呢还是准备用欺骗手段呢？臣说得直接请皇上不要怪罪。”
天启说：“高大人说得有道理，但朕认为单一的强压和朝三暮四式的欺骗都不好。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伟大的改革家，他们在推行新政时都是强压为主欺骗为辅，到最后也没能出多大成果反而遭受怨恨。朕的意思一是说服二是隔离，所谓说服就是跟不同意见的人辩论，只要你是真正正确的肯定能得到最后胜利，除非你的说法本身有重大缺陷。所谓隔离就是只管做不让人知道，不知道自然就不会反对，这种情况用在紧急和特殊情况下，一般还是说服为主。”
见刘宗周没说话，天启问：“刘大人在想什么？朕说的让你们圣学院从大局上出发，制定一些制度让种田的农民顺利转到做工上，你想明白了吗？”
刘宗周说：“皇上恕罪，臣早就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圣学院和博学院的关系就是互相监督互相帮助的关系。博学院多想具体事务，圣学院主管大局的谋划，这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臣对开始皇上说的不但要管现在，还要管过去和未来想不通，我们现在的人怎么管得到几十年前的人和几十年后的事呢？请皇上开解。”
193 继往开来（下）
见刘宗周揪着开始的问题不放，天启心中暗自摇头，对这种遇事有寻根问底癖好的人他也感到无可奈何。想到已经把大铁公司目前遇到的难题提交给了博学院和圣学院，他们应该能够自动去完成任务而不再需要自己劳心，天启决定跟刘宗周好好论一论。这心中有事情不搞清楚就不舒服的人也有好处，就是只要你说服了他他就是一个好帮手，在具体事务上徐光启是个好帮手，天启还需要一个人在大局的平衡上也能替自己操心，思来想去刘宗周是不二人选。
天启看着刘宗周问道：“刘大人，今年是哪一年？”
刘宗周眨了眨眼睛有点莫名其妙的回答道：“回皇上，今年是天启六年。”
天启点了点头转问徐光启：“徐大人，那一日在博学院，那些泰西人说他们是以他们那个耶酥的生辰来记年，以他们的说法今年应该是哪一年？”
徐光启说：“应该是一六二六年。”
天启点头说：“很好，朕就是根据这件事明白为什么泰西人比我们懂得多，因为他们以一个时间为基准以后，就不再反复推翻只管累加。你们想一想，我们每换个皇帝就要换个年号，有的皇帝在位时还要换几个年号，换年号有辞旧迎新的意思，这就意味着理政思路会随着年号的改变而改变。别人不断累加我们反复推翻重来，别人跑到我们前面就不奇怪了，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朕才提出治国理政要有继往开来的想法，过去、现在、将来都要管。”
徐光启这时也点头说道：“皇上所言极是，那个邓玉函说他是什么帕多瓦大学毕业，臣问过他那个帕多瓦大学是什么地方，是不是类似大明的书院，他说那个学校已经存在了一两百年，这让人难以理解。”
天启说：“是啊，别人的学校存在时间长，所以知识的积累和传承都做得比较好。就好比修房子，我们总是把前人的基础推翻重新来过，以为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此一来再能干的人也修不了几层楼。假如我们没有无条件推翻前人基础的习惯，每一代人都自觉地在前一辈人的基础上做事，自己也有充当下一代人的基础的觉悟，如此的承前启后几千年，我们大明的知识不见得就比泰西人差。”
高攀龙这时也苦笑道：“皇上说到修房子，让臣想起了在修房子这事上我们的祖先也有无条件推翻前人的习惯。商纣王用七年建鹿台，纣王死而鹿台毁；秦始皇建阿房宫，楚霸王举火焚之。在其后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焚烧祖辈的房屋更是家常便饭，光一部三国里就有烧洛阳、烧濮阳、烧新野等几次大火，可见我们的祖先确实像皇上说的那样，有无条件推翻前人基础的习惯。”
天启说：“学院也好烧房子也好，都不过是小问题，在治理国家这等大事上，我们的先辈也没有积累前人经验的好习惯，总以为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别人的都不怎么样。就像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青苗法、考成法等治国观点，为什么他们在时能得到推行死了后就人亡政息了呢？就算有缺点弥补了用也比全盘否定的好，人在是无条件接受，人一去无条件否定，这说明我们没有承前启后的意识，因此朕要逐步提倡这些观点，让大明不断积累继往开来。”
刘宗周想了想说：“皇上的话很有道理，臣想像泰西人那样固定年号恐怕不现实，不如取其精义即可。”
天启见刘宗周认同了自己的观点心里很高兴，心想如此一来自己就可以再放下一些烦人的事了。说心理话天启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懒人，不想上朝批阅奏章就让信王代劳，自己只是每隔十天批量处理一次，当然大事除外。不想在调兵遣将预备粮草等琐事上操心，就让很信任的孙承宗去干，自己只是让人抄一抄就下发，省事又省心。后来发现吏治上烦心事也多，就让高攀龙和杨涟等东林党人去做，反正他们既忠心又有兴趣干，自己只需要每十天看看就好。
后来，天启发现具体事务很复杂，需要真正懂行的人来给出正确的可行办法，而不是由读了几十年书的书呆子自以为是乱出主意，选来选去选了个徐光启，让这个杂学比较多的人组建博学院，为朝中各项事务的具体实施提供指导性意见。徐光启自己来不说还拉了几个泰西外援，这就让天启放心了不少，自那以后朝廷有了事不再是让不懂行的人先了解调查个十天半月，而是立即就能找准关键做决定，这一点连信王都赞不绝口，认为替他省了不少事。
博学院为处理具体事务拿主意，在进行宏观规划时天启准备逐步交给刘宗周的圣学院。圣学院里面多是老臣，有经验又忠心本来是不二人选，谁知道刘宗周老进不了角色，每次有事不是帮不上忙就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这让天启很无奈。开始还以为刘宗周是名不副实，后来仔细观察才知道刘宗周把自己混同于做具体事务去了，属于没有找对位置。于是天启从不同事件上提示刘宗周，今天看来他已经渐渐明白了自己以后该扮演的角色。
果然，刘宗周一旦明白天启是让圣学院从宏观上考虑问题把握大局，就立即摆正了位置，对天启说的不但要管现在还要考虑过去的前辈和未来的子孙时，刘宗周提了好几条好建议。
刘宗周说：“皇上，臣根据皇上所说做事既要考虑朝廷的想法，又要尽量满足百姓意愿这一点，准备在圣学院中设立一个平等对话的专门场所。要满足上面和下面的想法就必须知道上下都在想什么，但是如果要让上司和下属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恐怕不容易，怕官怕上司是人之通病，很少有人能够在上司的威压下能保持说真话的，所以臣建议在圣学院中设立平等对话场所。”
天启点头说：“刘大人此举甚好，在表达意见时没有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钱多钱少之分，只有对与错之分，可惜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无钱语不真，官大一级压死人。刘大人要设立平等对话场所是好事，回去后好好想想具体章程，想好后给朕报上来看，尤其是要做到让对话过程体现一个‘真’字，不能说真话平等对话的场所就成了下级向上级拍马讨好的场所，这样的平等对话不要也罢。”
刘宗周说：“皇上放心，臣绝对不会让平等对话成为一个形式，为了避免对话的一方因为惧怕另一方，臣准备让比他们的地位更高的人来主持，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大家讲真话。”
刘宗周的意思是当对话的两个人地位不一样时，让地位更高的人来主持保证公正，这话看起来有道理，其实还是有不足之处。平等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说真话，继而通过说真话比较出来谁对谁错，便于合理地制定政策。这正确的东西既可能存在于强势的一方，也有可能存在于弱势的一方，主持人偏向谁都不好。就算主持人保持中立不偏向谁大家都说了真话，谁又敢保证强势的一方不会怀恨在心今后给弱势的一方穿小鞋报复？
天启想了想说：“刘大人的想法不错，不过还不完善因此朕有个建议，如果对话双方中有一方认为直接对话会影响到自己，可以允许找人代替来对话或者辩论。比如说上下级之间或者亲戚邻里之间，为了一些纠葛需要辨理，双方不好意思直接上堂打官司，就找讼师代替自己去堂上理论，大家只论输赢不伤感情，你看这样可好？”
刘宗周想了想说：“臣可以把皇上的建议记下来，让圣学院中的人来商议。臣的第二个建议是在各地都新办学堂，就像开始徐大人说的那个邓玉函，他们泰西人的学校可以做到让知识在学校里不断积累和代代传承，我们大明也能办出这样的学校。这也是针对皇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