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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这话说出来顿时就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在大明商人就是奸诈之人的代名词，假如全国人眼里都只认钱而没有其它，大明的风气和道德水平必然会急剧下降，那就会跌入万劫不复之境。按开始大家总结的那样，金钱的作用就是驱使人做事，假如每个人都不喜欢做事只想赚了钱让别人去替自己做，那么最后就是每个人都拿着钱等肯做事的人出现，全国就会出现大量游手好闲的人。
刘宗周见大家都赞同自己的话，于是接着说道：“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经说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话，就是指有明确道德理想的读书人需要俭朴节约内心宁静。皇上办报纸是为了宣传朝廷的政策还有皇上的德行，而皇上宣扬的也是自由与平等，但是读书人写几篇文章就要从中获得价值不菲的报酬，这让其他人如何理解平等？”
天启说：“看来刘大人只是对给的报酬过高有看法，这个简单可以少给一些就行了，这世间事很多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并不是要么不给要么给很多，合适就好也就是我们开始说的过犹不及和最早商议的中庸之道。”
刘宗周说：“天下事都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臣担心人心都是慢慢地变得不满足，很多官员一开始都是廉洁的，但是到了最后很多开始廉洁的官员都会变得贪爱钱财，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给他们机会。皇上几年前就定下了一个经济审察制度，每年都要对官员的家产审计一次，达到了防微杜渐的效果。臣在想现在给报社投稿的人基本上都是凭着自己的本心在说话，没有把钱财看在眼里，假如突然要给写稿的人以报酬，会不会他们今后说起话来就会替有钱人说话？”
刘宗周的话让天启心里有些不自在了，说实话天启的本意确实有用钱分化东林党这块铁板的意思。在大明的里里外外各个集团中，无论是辽东造反的女真人还是北边长城外的蒙古人，包括像运河帮、盐帮这样的社团，天启认为他们都是可以用钱来摆平的。天启唯一觉得没有把握的就只有东林党，从内卫的报告中天启分析出这些人不怎么喜欢钱，心中想的就是如何实现自身的理想，为了理想可以放弃金钱名利，这个确实有些不好办。
这世间的人都有缺点，有的爱财有的好名有的贪色各有所需，对这些有缺点的人可以针对其缺点按方抓药，只要抓的药对了症就没有对付不了的人。但是那些看起来没有缺点或者说其缺点不会轻易暴露的人，对付起来就要麻烦好多，就像抓鸡抓翅膀抓兔子抓耳朵一样，遇到浑身是刺的刺猬就不好下手。假如刺猬一样没有弱点的只是个把个人也好办，放在一边敬而远之就可以，但是遇到一大帮这样的人就无论如何回避不开，得想个办法解决掉。
经过对东林党仔细地分析，天启发现这帮**多数还是很穷的，不过这也难怪天下的穷人比天下的富人都要有理想一些，毕竟富人都已经很满足了**要少一些。当然也不是说富人就没有不满意的东西，但是可以这么说富人不满意的事情一般都是大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事情，不值得在那些事上费脑筋。
天启的意思是你们有话就说出来，躲在一旁嘀嘀咕咕让人心中起疑，就算你们真是忠心无二的人我也要防着你，如此一来大家都累不如给个地方让你敞开心扉倾诉，有话说出来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放那里大家都省事。东林月报就是一个让东林党倾诉想法的地方，你说得对还是说得不对都可以先拿出来让人看一看，说得在理就是替国家做宣传，说得不对可以暂时压下来不发，总比任凭你悄悄地把错误思想随意传播要好。
给稿费就是天启的第二层意思，你拿了我的钱说话时就会要考虑一下再说，没见谁专门反对不断给他钱的人除非这人疯了。就算你是个天生正义感特强的人，拿了我的钱也一样反对我不误，那么你说起话来肯定也会委婉一点没那么多刺。俗话说文人相轻是天性，平时没事时还要邀一群人赋诗斗词争个高下，时间一长每个人拿的钱不一样多自然会不舒服，到时候内部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团结，分化瓦解他们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天启一直也对东林党在朝中独大心有芥蒂，这也是为什么允许温体仁和周延儒等非东林党人进政务院的原因，花园里都是一种颜色的花看起来也不好看。天启知道高攀龙、刘宗周等人对朝廷的忠心不容置疑，但是对那些后来者却不是太放心，就算是钱谦益他都不那么放心。很早以前就有人怀疑钱谦益在科考时有舞弊行为，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有其事，但是一个敢于冒杀头之罪火中取栗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值得信任的。
用名为饵使其内部变得不再那么和睦，以利为器使其意志变得不再那么坚决，但是还要依靠他们利用他们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天启想了很久想出的办法。以前魏忠贤也知道东林党的危险性，对付的办法是无情打击严厉斗争，这是为了庄稼对付杂草的办法，天启认为这办法不可取。对大明来说东林党不是杂草，只是一群不怎么受控制的治国能手，把这些能手变成帮手而不应该把能手全部铲除，那样做对大明没有一点好处。
本来这是一个绝妙的办法，给你地方施展才华又给你增加一些收入，怎么说东林党人都应该感激在心而不该不满，但是万事都有想不到的地方，刘宗周和黄尊素这些铁杆居然一下子就看到其中危害，着实让人感到他们的嗅觉和警惕性惊人。高攀龙开始也从心里反对，但是经过天启的劝导后就变得不再那么坚持，除了天启的劝告外恐怕也有他经常跟外人打交道的原因，跟刘宗周这种只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书呆子要知道随和变通一些。
天启知道万事不能做得太直，向东走的人想回头向西走，最好先向南或者向北转一下，如此一来才会显得自然一些。他想了想对刘宗周说：“刘大人的担心很有道理，但是只担心是没有用的不如我们慢慢试一试，刘大人只担心给的报酬多了会让人改变心性，不如我们先给很少一部分，当大家觉得需要增加了我们再增加稿费标准。干脆这样如何，一开始给多少还有以后该不该增加，这些事都由刘大人和黄大人来定如何？”
见天启作了退步，也不像开始那样威胁要跟其他人合作，刘宗周和黄尊素相视一笑然后同意了天启的要求。旁边的高攀龙和徐光启见如此也露出满意的样子，只有信王心中不以为然，脸上虽然平静但心中却想到天启绝对不会就此罢手，换了他自己也不会如此。
果然如信王预料的那样天启说道：“开始说了五五分成不会变，你们嫌分的钱多可以让信王收暴利税收走，将来你们需要钱了再增加一些意外收费就是。”
天启的意思就是我给了你们钱的，是你们自己不想要那么多那就交到户部去，每次分的钱从你们手里经过一次然后流走，我就不信时间久了没有人心中不生出不甘心的想法。就算今后你们东林党内部有了纷争，怪的人也绝对不是我而是你们自己，无论如何用钱来让你们内部生隙的做法我已经做下了，主要看你们能坚持多久。坚持得久是你们有种我心中佩服，多做事少拿钱是你们自己要的跟我无关，最后坚持不下去自然有人来找我，到时候我们再说。
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信王笑嘻嘻地说道：“皇兄这么做户部又可以多收税了，今后真像皇兄说的那样各省都办报纸，只要生意还是这么好那真会是一大笔收入。”
天启说：“今后的事今后再说，既然定下来规矩就按规矩办，你们先去把民选官的试验做好，每做一步都要记录一步，最后拿来给朕看。”
443 南北试验
民选官这事是从南京周边几个地区闹上来的，倒不是说南京周边的人思想先进，而是因为那里水土好各种试验都走在全国的前头。最开始的退桑还稻和一同进行的大户退田，后来的移民落户还有退役军人组团务农做工，还有前两年的辅政制度和府县分工等，都是从南京周边开始的。
南京周边有山有河有湖泊，不像其它地方有天灾的时时侵扰，正适合搞点别出心裁的东西做试验。这做试验有成功就有失败会有风险容易引发百姓的怨气，不过魏忠贤呆在南京就不怕有人闹事，这也是天启喜欢在南京周边做试验的原因。
两年前开始推行辅政制度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从上面派下的人不怎么清楚本地的事，要求在县级的辅政机构里增加本地人。按沿袭下来的不成文规定县官一般是不下乡里的，除非有了案子需要他去实地考察寻找线索，说是担心官员滋扰百姓，其实这只不过是官员们的一个借口。当官的一般都是读书人，读书人读了圣贤的书以后就自觉得自己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于是就不想跟那些没有理想的人打交道，有事都是叫乡老里甲长来回话。
有理想的人看不起没理想的人这本身并不奇怪，因为双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传统。圣人都说过“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话，说明圣人也认为读书人跟普通百姓通礼见面是很丢面子的事。唐朝刘禹锡混得不太好把官混得越来越小，但他依然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在《陋室铭》中写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句子，可见连被贬的官都看不起不识字的普通百姓。
不过这也不奇怪，读书人都是有理想有道德还有生活保障的人，没事时想的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确实要比成天为柴米油盐醋酱茶操心的人高人一等。读了书做了官你还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混为一伙，那你纯粹是自毁前程，上司同僚都会耻于再与你为伍。
县官不下乡辅政的佐官也不想下乡，从下面找两个人进辅政机构代人说话就成了变通之策，谁知道就是这个变通之策久而久之就出了问题。一开始被拉进来的是些老秀才老举人，他们没有什么上进心能进来混两个小钱就觉得不错了，其他人看不上这位置也没人跟他们争，谁知道过了没多久大家就发现没对劲了。
上级派来的官员不愿意跟百姓直接沟通，普通百姓有什么话也没有渠道传得上去，这些拉来的本地读书人就成了上传下达之要人。上级的政策由他们解释，下面的情况由他们随意解释，其中的权力就显得很大，什么事都在于他们怎么说。每个地方基本上都有几户大户，家里也有几个读过书的子弟，最开始看不上这职位现在看到了利益，于是又开始眼红起来，要求选官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杨涟在南京周边调查了很多地方，所调查出来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因为本地选拔起来的辅政官权力太大招人眼红，想通过选举把自己人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