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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靓丽女子闻言微微一怔显得有些意外，不动声色地问道，“他没有找别的姑娘？”
“一位公子刚才来找那名公子，两人大吵了一架后离开了。”那名侍女闻言把先前发生的事情讲给了那名靓丽女子，沉吟了一下后说道，“小姐，后来的那名公子也是女人，看上去两人的关系很是亲密。”
“你下去吧。”靓丽女子的嘴角顿时流露出了一丝笑意，不动声色地向那名侍女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在那里抚琴，好像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很显然，靓丽女子把秦月和小兰当成了一对儿情侣，反正这年头啥事儿都有，这断袖之癖不仅存在男人中，女人里也有好此风者存在。（未完待续。。）
第一百二十四章 五经取士，八股排名
八月初九，乡试第一场正式开考，这意味着大明乡试正式拉开了帷幕。
按照考试的流程：
第一场考“四书”和“五经”，“四书”的考题也就是俗称的八股文；
第二场考论、判、诏、诰、章和表，也就是公文写作；
第三场考策论，就是考察士子的政治能力。
每场考卷考试当天下发。
由于乡试三场中第一场是八股文，故而八股文也被称做科举的敲门砖，但这并不意味着士子们只学八股，毕竟乡试还有后面两场，如果考得太糟糕的话也会被刷下来。
故而，平日里那些读书人更多的精力是花在熟读各种书籍以增加自身知识，以及遍交天下朋友以臻进个人修养上，平时的习作也多是练习拟写诏书、奏章这些公文上，而并不是八股文。
毕竟八股文只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格式而已，只要自身修养和才识得以丰富那么届时自然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来。
李宏宇拿到第一场的考卷一看，上面列了三道从《论语》、《中庸》和《孟子》中选的题目，以及五道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中选的题目。
“四书”之所以有三道题，是因为在乡试时并不是每门都考，通常选取三门来出题，一般是《论语》、《中庸》和《孟子》的组合，《大学》由于字数少故而考官都不喜欢从中出题。
无论是三道“四书”题还是五道“五经”题，考生不需要全部作答，只需从中各选一道答题即可。
其中“四书”题的试卷行文要按照严格的八股文的程式，答题内容和行文格式不得有任何的违制。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明朝“四书”是必学的科目，但“五经”并非都要学习，士子们只需选“五经”中的一门作为自己的本经来学习即可。
因此，“五经”中就出现了热门科目和冷门科目，其中《诗经》、《尚书》、《易经》三门为热门科目，学习人数较多，而《礼记》和《春秋》为冷门科目，学习人数较少。
由于“五经”是专门之学，所以明朝就出现了一些科举世家拥有家传的经学，即经学世家，并向所在地域扩散。
例如常熟的《诗经》、余姚的《礼记》、苏州的《易经》以及会稽的《春秋》，在当时都非常有名。
“五经”既然是选学的科目，那么它就比“四书”更有自由性，往往有人因其所选本经学习不佳而更换学“五经”中其他的科目作为自己的本经。
正是因为考生们对“五经”的侧重不同，故而考生的卷子会依照其选取作答的“五经”题目进行归类，这样一来就考卷分为五类，每一类对应“五经”中的一门，然后由相应的房考，也就是批卷官进行批阅。
考虑到“五经”中的热门和冷门，每门批卷官的数量并不一样。
通常《诗经》最多，有五房批卷官；《易经》和《尚书》其次，各四房批卷官；《春秋》和《礼记》最少，各二房批卷官。
乡试排名的时候，为了照顾到学习不同“五经”科目的考生，首先从把“五经”试题中每一门作答文章最好的人挑出来，五经更占其一，这样一来就有五个人，号称“五经魁”，也就是大明乡试“五经取士”的由来。
这五人将是乡试的前五名，其中最优秀者就是乡试的解元，因为不同的“五经”文章间很难比较高下，故而这个时候就要看“四书”题目的优劣，也就是考验考生们八股文的能力。
至于五人后面的排名，则根据三场考试的综合情形来定夺，其中第一场考试的成绩，尤其是八股文所占的比重最大。
按照乡试的规定，乡试前六名可以免考接下来的由举人应试的选拔考试，直接获得前往京城考会试的资格，故而乡试前六名的争夺异常激烈。
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考生，自然奔着“五经魁”而去，一旦成为“五经魁”不仅可以在乡试中名列前茅，还能直接去京城赶考不必在参加选拔考试，同时这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以后向外人介绍身份的时候可以称“经魁”，可谓是举人中的佼佼者。
不过，如果所选本经的竞争对手太强，那么有人会退而求其次选择第二拿手的那一经来应考。
以湖广考生为例，方云擅长《易经》，沈伯诚擅长《诗经》，杨仁孝擅长《尚书》，三人所选都可谓是当前的热门。
其实红，方云和杨仁孝都明智地避开了最热门的《诗经》，毕竟选《诗经》为本经的人最多，竞争也最为激烈，故而不如退而求其次选别的科目，以冲进“五经魁”为重。
李宏宇则无所谓，他当年在学校对“五经”的研究并没有分主次，而以前“小李宏宇”选择《易经》作为本经，按理说他应该作答《易经》的题目，不过如此一来就要跟方云正面较量。
由于方云和沈伯诚、杨仁孝在湖广生员围困武昌卫的时候帮了李宏宇，故而李宏宇不好跟三人相争，于是准备选冷门的《春秋》题目作答。
而赵欣跟李宏宇遇到了一样的困扰，毕竟围困武昌卫是她发起的，她也不方便跟方云、沈伯诚和杨仁孝相争，故而跟李宏宇商议后选择另外一个冷门《礼记》的题目作答。
另外，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都对四书五经的答题的字数有要求。
按照大明成化年间的定制，三道“四书”题里，每道题最低两百字，最高可达六百字；五道“五经”义里，每道最低三百字，最高五百字，一旦不符合字数考卷就会作废。
由于乡试第一场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谓是乡试的决战，关乎着考生们能否桂榜题名进而得到踏入仕途的机会。
因此，乡试中的作弊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场。
例如，那本字体如跳蚤一般的《五经全注》以及四十余万字的黄绢就是为了第一场考试准备的，可谓煞费苦心。
与这种小抄相比，有的考生采用更高级的作弊方式，提前就背好了数篇文章，届时只要从中挑选一篇最贴近考题的文章作答即可，由于这种作弊方法非常隐蔽故而通常而言在考试的时候很难发现。
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如果其所选的文章贴近考题尚好，要是离题万里的话那么考官也会把这种考卷给淘汰下去，有时候还会追究应试者的责任，毕竟为了夺取功名有些人明知文不对题也会抱着侥幸的心理作答。
所以，考前押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运气好押中了考题作答起来就顺利很多，否则就只有临场发挥，绞尽脑汁地想着应答。
不得不说，科举虽然是古代一种比较公平、先进的选才方式，使得寒门子弟能够踏入仕途，不像朝鲜王国那样朝政由两班贵族把持以至于朝堂上暮气沉沉。
但它也有着很大的弊端，除了禁锢住读书人的思想以及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外，考试中的运气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一是押题是否正确，二是答题是否合考官的胃口。
按照考生作答的流程，通常先作答“五经”题，很显然“四书”题的八股文要比“五经”题难得多。
李宏宇很快就答好了“五经”中的《春秋》题，不过是对《春秋》中语句的注释讲解而已，这丝毫也难不倒他。
随后，李宏宇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三道“四书”题目上。
按照定制，制艺的题目，也就是八股文的题目只取自“四书”，考官任取“四书”的某一句或一段作为题目，考察考生对该段经义的理解。
《论语》的考题是“百姓足，君孰于不足”；
《中庸》的考题是“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孟子》的考题是“与人为善，解民倒悬”。
李宏宇凝视了三道题目一会儿后，视线落在了《论语》的考题“百姓足，君孰于不足”上，很显然从意境上而言《论语》的这道题最为上乘。
刘东福无疑是幸运的是，李宏宇给他的那篇八股文贴近《孟子》的考题，如果刘东福其他的科目考得不是太糟糕的话，那么他这次乡试有很大希望中举，这就要看他的运气如何了。
因为八股文有专门的定制，故而正文的第一句是“破题”，所谓的破题，通俗的理解就是分析题目，也就是说本文主要讲些什么。
八股文的破题规定只用两句，有时候会出现有一个长句中有略顿处的现象，因此看上去像是三句。
“破题”对八股文可谓非常重要，作为“破题”的两句话既要概括题义、解释题义，但又不能直说题义，通俗而言既透彻又概括。
对于考生们而言，好的“破题”往往会给批卷官留下非常好的第一印象，这样后面的内容即便是有些瑕疵也无伤大雅，可谓是八股文的灵魂。
李宏宇琢磨了一番后，提笔在考卷上写下了“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以这两句作为“破题”。
“破题”之后就是“承题”，“承题”就是承接“破题”的要点，再加以补充说明，使论点更加明、圆满。
紧接着，李宏宇没有丝毫犹豫，挥笔写下了“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已告哀公”，作为“承题”。
承题后面还有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六个部分，加上破题和承题就是八个部分，是八股文的制式。
值得一提的是，后四个部分每部分都要由两段排比对偶的文字组成，合起来共八段对偶的文字，每段俗称一股，故而也称八股对偶的文字，这即为八股文名称的由来。
八股文要用圣人的口吻说话，后四个部分的四副对子平仄对仗，切忌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来亵渎圣人，否则下场将很惨。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蓄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写完了起讲和入题的部分后，李宏宇的起股也很快完成，上联三句，下联三句对仗工整。
有了起股如此好的开头，中股、后股和束股部分的对仗句子并没有李宏宇太多时间，他游刃有余地就在考卷上写下了这三部分的内容，对仗工整，意境深远，他对此非常满意。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在束股的两句对仗后面，李宏宇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