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货币增长率开始下降之后约十八个月，通货膨胀率也跟着下降，但直到两年半后，通货膨胀率才降到两位数以下。随后，通货膨胀率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尽管货币增长率略有上升。然后，随着货币增长率的新的下降，通货膨胀率开始迅速地趋向于零。
图里面有关通货膨胀的数据是根据消费品价格计算的，批发价格的情况甚至更好些。批发价格在1977年中期以后实际上下降了。战后，日本工人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如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这意味着劳务的价格比商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因此，相对于批发价格来说，消费品价格有所上升。
日本在放慢货币增长率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在197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对放慢了的货币增长率作出明显反应之前。然后，生产开始恢复，接着增长——虽然增长率比六十年代的繁荣时期要低一些，但仍然相当可观：每年增长５％以上。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从未实行物价和工资管制。而通货膨胀率下降时，日本正在为适应石油价格上涨进行调整。
结论
我们对通货膨胀的了解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五条：
１。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虽然货币增加的原因很多）。
２。在当今世界上，政府决定——或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
３。只有一种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即放慢货币增长率。
４。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以年计算而不是以月计算；通货膨胀的医治也需要时间。
５。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的副作用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曾四次加速货币的增长。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每一次当局都用放慢货币增长率的方法制止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迄今，发展的顺序同日本从1971年到1975年的经验是一样的。不幸的是，关键性的差别在于我们没有表现出日本人那样的耐心，把节制货币增长的过程延续足够长的时间。相反，我们对衰退反应过分，加快货币的增长，开始又一轮通货膨胀，因而遭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折磨。
我们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
第十章 潮流在转变
①拉乌尔·伯杰：《法治政府》（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408页。
思潮和人民的行为
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思潮已达到顶点的证据，不仅来自知识分子的著作，来自政治家们在竞选讲坛上表明的观点，而且也来自人民行为的方式。他们的行为无疑受到思潮的影响。反过来，人民的行为也加强着这种思潮，并且在把这种思潮变成政策的过程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
正如Ａ·Ｖ·迪塞以卓越预见于六十多年以前写道的：“假如社会主义立法的进展受到抑制，这种挫折与其说归因于任何思想家的影响，不如说是归因于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某些明显事实，例如增税显然是社会主义政策通常的伴随物，假如不是永恒的伴随物的话。”
①通货膨胀、高额税率以及工作效率明显低下、官僚统治和来自大政府的过多管制，都在发挥迪塞所预期的作用。所有这一切迫使人民不得不自己管理自己，不得不想办法绕过政府设置的各种障碍。
①《关于法律同舆论的关系的讲演》（1914年），第302页。
帕特·布雷南在1978年成了有几分名气的人，因为她和她丈夫同美国邮政局展开了竞争。他们在纽约的罗彻斯特的一间地下室里开始了营业，保证把投寄罗彻斯特商业区的包裹和信件于他们收到的同一天送到指定地址，收费标准低于国家邮政局的标准。他们的营业很快兴旺起来。
毫无疑问，他们违犯了法律。邮政局到法院控告他们，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他们失败了。当地的企业家曾给予他们财政上的支持。
帕特·布雷南说：
我想人民将进行一种温和的反抗，或许我们就是这种反抗的开端。……你看到人民在反对官僚，若干年以前你不能想象会这样做，因为你会受到镇压。……人民决定：他们的命运是属于自己的，而不属于在华盛顿的毫不关心人民的人。因此，这不是搞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而是人民重新考虑官僚们的权力并且对它加以抵制的问题。……
在各行各业中，人们又提出了自由的问题——你是否有权利从事某种职业，以及是否有权利决定怎样从事这种职业。在消费者利用他们认为是廉价的和优良得多的服务方面，也有自由的问题，按照联邦政府的看法以及被称为私人快速邮递法令的法律正文，我没有自由开办一个企业，消费者也没有自由去利用它——在我们这样一个完全以自由和自由企业为基础的国家中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能不令人感到非常奇怪呢。
帕特·布雷南对其他人企图控制她的生活作出了人人皆有的正常反应，因为她认为她的生活与他们毫不相干。最初的反应是忿恨；随后便试图用合法的方式绕过各种障碍；最后是对法律的蔑视。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可悲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
在英国，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人们对没收性赋税作出的反应。英国的一位权威人士格雷厄姆·特纳说道：
我认为，可以完全公平地说，在最近十或十五年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弄虚作假者的国家。
人们是怎样弄虚作假的呢？人们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先从最低阶层谈起。且以乡下的一个小杂货商人为例。……他是怎样赚钱的？他发现通过正式的批发商进货，他得经常使用发票，可是如果他现购自运，……商品的利润额便可以逃税，因为税务稽查员根本不知道他已拥有这些商品。这就是他赚钱的办法。
现在让我们来看最高阶层的情况，例如公司董事，他们使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方法弄虚作假。他们通过公司购买食品，以出差的名义度假，安排自己的妻子当公司董事，即使她们从未到过工厂，他们利用公司的材料为自己盖住宅，方法简单得很，就是在公司建造厂房时动手盖住宅。
从下到上，从干着极卑微工作的劳动阶级一直到最上层——企业家、高级政治家、内阁成员、影子内阁成员——都在弄虚作假。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感到，税收制度非常不公平，而且每个有办法的人都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躲过税收制度。因为现在人们一致认为税收制度不公平，所以国家事实上变得有点象阴谋集团——大家互相帮助去弄虚作假。
你在这个国家里弄虚作假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其他人实际上愿意帮助你。可在十五年以前情况是全然不同的。人们会说，嗨，怎么会出现这种完全不应该有的事呀。
《华尔街日报》（1979年2月1日，第18页）曾刊登过梅尔文·Ｂ·克劳斯撰写的一篇题为“瑞典人的抗税”的文章，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这篇文章中以下的内容：
针对西方最高的赋税开展的瑞典革命，是以个人的首创精神为基础的。瑞典老百姓不是依赖政治家，而是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干脆拒绝纳税。有几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中一些办法是合法的。……
瑞典人拒绝纳税的办法之一是少干活。……在斯德哥尔摩美丽的多岛屿的海上坐船游览的瑞典人，生动地说明了这个国家秘密的赋税革命。
瑞典人运用亲自动手的办法逃避纳税。……
物物交换是瑞典人逃避高额赋税的另一种办法。要诱使一个瑞典牙医离开网球场坐在他的诊所里给病人看病，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一个患牙疼的律师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作为回报，律师可为牙医业务提供法律服务。进行物物交换使牙医节省了两笔税款：他本人的所得税和应为律师酬金缴纳的税。尽管物物交换本来是原始经济的标志，但瑞典的高额赋税却使得它在这个福利国家，特别是在各种专门职业中成了一种受人欢迎的交易方式。……
瑞典的赋税革命不是富人的革命。在各个收入阶层都在发生这种革命。
瑞典这个福利国家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它的思想体系促使政府不断增加支出。……可是，对于瑞典公民来说，赋税负担则有其饱和点，一旦达到饱和点，他们就会起来反对进一步增税。……瑞典人抵制高额赋税的方法，有损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是在挖福利经济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墙脚。
为什么特殊利益占优势
如果费边社会主义和新政自由主义的潮流已达到顶点，继之而来的不是极权主义社会，而是较为自由的社会和权力较为有限的政府，那么，公众不仅必须承认当前状况的缺陷，而且必须认清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政策的目标很好，而结果常常适得其反，采用什么方法能阻止这一进程，或者使它倒转过来，
集中在华盛顿的权力
每当我们来到我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都对集中在这个城市里的巨大权力惊叹不已。漫步在国会大厦，我们很难看到那四百三十五名众议员和一百名参议员，因为这里有一万八千名政府雇员，平均每个参议员约有六十五名雇员，每个众议员约有二十七名雇员。另外，还有一万五千多名正式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身后经常跟着秘书、打字员、调查研究人员或者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国会大厦里串来串去，伺机施加影响。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联邦政府雇用着近三百万文职人员（不包括穿军服的武装力量）。有三十五万人以上在华盛顿以及附近的郊区工作。还有无数人间接地被政府雇用，雇用他们的是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名义上的私人机构。另有一些人被劳工组织或资方组织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雇用，这些组织或集团都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总部或者至少设有一个办事处，因为华盛顿是政府所在地。
对律师们说来华盛顿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全国许多最大的最富有的法律事务所都设在这里。据说在华盛顿仅在联邦机构或管制机构中工作的律师就有七千多名。一百六十多家其他地方的法律事务所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①
①《新兴工业》，载《华尔街日报》，1979年6月12日，第1页，第5栏。
和苏联、赤色中国或邻近美国的古巴等集权主义国家的权力不同，在华盛顿的权力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铁板一块的权力。权力被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小块。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都试图尽可能地把它们的手伸到力所能及的不管什么样的权力上面。其结果是，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脚踏两只船。
例如，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一些政府雇员正在整天工作，试图制订和执行各种计划，用我们的钱劝阻人们不要吸烟。而在另一座距离不太远的大楼里，另外一些同样具有献身精神并且同样努力工作的雇员，整天工作以便用我们的钱补助农场主们去种植烟草。
在一座大楼里，工资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