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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老板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出版社老板。把公司设在吉隆坡市内的中产住宅区，太阳之下，一幢平房，几棵果树，悠闲得没有一点做生意的意思，但是马来西亚华人圈子里的社运搞手和进步知识分子还是管他叫“老板”。于是我们来到了“老板”的基地，推开纱门，换了拖鞋，一走进去就听到他说：“先等一下，我得先安排好这位朋友的事”，然后他就继续和他的菲律宾朋友交谈。原来这菲律宾人曾是菲共游击队员，出狱之后虽然放下了机枪，从事性质和平的社会运动，但菲国政府还是不放过他。比方说这回他从香港串运归来，入不了菲律宾国境，只好取道马来西亚，找“老板”帮忙。“老板”要安排的就是他秘密归国的路线了。没错，这真是一家出版社，满房子的书和坐在地上正在包书籍的工人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只不过“老板”张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岁的年纪了，仍然充满年轻人的气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闲散地放在木椅上，说话的时候一边用脚轻踢地上的拖鞋，一边晃动夹着香烟的右手。我听他说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来的都是*，大家每天读书讨论，不知学到多少东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时候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难道坐牢不苦吗？“最要紧的是专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着外头，日子自然很难过。可是你若是用心坐牢，好好学习，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我换了三次拘留营，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八年了”。然后他又解释：“我们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罪犯，他们能拿我们怎样？至于吃，反正我本来就穷，牢里的饭比我以前吃的还要好。”
“老板”原名张永新，他这家出版社叫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不只自行出了一批另类的好书，还是各国左翼出版社的大马代理（我在他的货架上就看到印尼翻译的阿尔杜塞《保卫*》）。虽然他在五十岁那年才转行做书，虽然马来西亚的政治气氛很不妙，但还是给张老板找到了一条生路，如此一家小型出版社居然愈做愈兴旺。他想到一种“微型的全球化贸易”，串连了几个国家的左翼出版商（例如英国的Zedbooks），一齐推出大家同感兴趣的书目，然后你这里卖几百本，我那里卖几百本，环球一圈绕下来就是几千本了。原本没什么市场的另类书籍这下子不只有机会面市，甚至还能为这些出版社带来满足理想之外的金钱报答。为什么出版社的名字是“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呢？那是“老板”的终极理想，赚了钱之后要赞助学者研究马来西亚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问题，为社会运动奠下坚实基础。他说：“其实也不用太多钱，我会找那些退了休的学者，一来他们有退休金，可以养活自己有余；二来他们也不用再受政府的限制，能够研究敏感的课题。”他轻松愉快地说了一句：“人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对不对？这样子才快乐。”其实他这间小房子老早就是个中心了。
同行的朋友也曾当过“问题学生”，他们在“老板”还没开业之前就来这地方混，关心社会策划行动，夜了就横七竖八地睡满一地。“老板”的院子停了一辆红色的生锈破车，就在其中一棵果树荫下。朋友还记得：“这车早该报废。有一次我们逃离示威现场，警察追得很紧。就是它，居然在一段上坡路死火。结果害得我们全部被捕。”不怕，张老板今非昔比，他搞左翼串连搞得风生水起，如今换了一辆Volvo，恐怕就连载人越境都没问题了。
喧嚣城市里的孤独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一个结业书店的老板，后来已经走到了连移动电话费都付不起的地步，大年二十八独自在拥挤狭小的货仓清理藏货，被意外坠下的书籍层层叠叠地压住，死去。几天之后，开始有臭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它的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遗体埋在书堆之下。
朋友立刻想起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主角是个处理废纸的工人，在十五年来每天要压毁无数书籍文献，外表肮脏的他竟然在这三十五年里饱览群书，遍读遭到极权政府禁制的经典，成了一个学问极大的人。他最后的结局是走进压纸机里，抱着心爱的诗集，让机器里的沉重书籍渐渐压断自己的肋骨……
我们的二楼书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逛书店的路线图，到了港岛，湾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后来也没再见过这样的店了，马国明开的“曙光”专售英文书，与后期由罗志华主理的“青文”共同占据巴路士街楼上的一个狭小单位，一间书店其实是两间书店。一开始我总是光顾“青文”，“曙光”看看就好，英文书我还买不起。而“青文”曾经是诗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虽小，文学书的种类倒是很齐全。这些书后来一直没怎么动过，十年，二十年，它们还在。店面成了货仓，乃一家书店开始朽坏的迹象。渐渐地，我一进门就往“曙光”的方向走，总是抱了一堆书出来才觉得内疚，好像有责任要帮罗志华买点书，不管是否重复，不管是否喜欢，我还是得捎走几本书才好。现在的“二楼书店”只是名词，真正的楼上书店甚至已经搬上十一楼了。
我们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陆文化热，金观涛的“走向未来”与甘阳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两大丛刊书系不只冲击了整片神州大地，也让我们香港读书人看到了一丝希望。而台湾正是解严前后，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民进党还是股青春的*进步力量；当年的台湾出版物记录了这一切，总是叫我们大开眼界。至于香港，新左余威犹在，“新文化人“与年轻的本土学人正吹着欧陆风、福柯、罗兰·巴特、阿尔杜塞乃至于后现代主义一股脑地进占了主流报刊的专栏角落。“青文”是这三种势力的汇流地，去“青文”和“曙光”打书钉，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标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十年的新启蒙运动终止于八十年代末，*的执政束缚了台湾的民间力量。香港？“新文化人”都转行了，曾经是华文世界第一本福柯专论作者的邵国华跑去开办流行少年杂志《Yes》。
我们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时候，罗志华就在收银机旁编书校对。他出版了今天红得发紫的陈云回港后第一本专栏文集，出版了游静、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丛书的名字很有气魄，叫做“文化视野”。每次见他，他都说“最近实在太忙了”。如此细小的生意，小到我不知该不该叫它做生意，究竟有什么好忙的呢？可是看起来他又真的很忙，永远坐在收银机旁吃盒饭一副动弹不得的模样。只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空去楼下吃饭，但那天轮到我忙了，我赶着去录电视节目。某天，我看见他正在大量影印着什么，竟然是一本诗刊——“反正卖不了多少，还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个二三百本，卖完就算。如果还有人要，我就现场再印一份给他”，他说。
太多太多的象征意义，象征太多太多的孤独与失落。我宁愿记住一些具体的个人的事，但又不敢。
“青文”的最后一天，马家辉来电，叫我去帮忙关门收档，我又要录节目，去不成。后来再听见罗志华的消息，是朋友从他的货仓那里买来一套书赠我。呀，竟是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瀚（JamesCahill）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中译本，硬盒精装，插图印得比英文原版还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见这套书是八十年代，虽然一见就喜欢，但一个穷中学生又怎买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后，它居然神奇地出现在罗志华座位后的橱子上了，很高很沉……原来他见无人帮衬，就收了起来，最近才又重新搬回来碰碰运气。我有钱买，却又嫌重，遂请他替我留着。留着、留着，我一直没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欢，在他的货仓闲逛时看见了就说要买。罗志华就对他说：“这套书我本来要留给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拿。这样子吧，你就先买，我立刻再订。”后来我还怪朋友为什么不说穿，省得罗志华再订，难道我真得去多买一套吗？
知道罗志华的死讯之后，我努力地抑止自己，要自己别去想他死的过程。他是清醒的吗？他是立刻窒息？还是在不得动弹的情况下等待了几天几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书里有两本巨大沉重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罗志华，你真的为我再订了那两本书吗？罗志华，我该什么时候过来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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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门手工业
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时代，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个由不读书的人去统治其他人的时代。知识，甚至文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权力阶级的特权，古老的祭司，后起的王权，莫不以此为后盾，操纵不可使知之的百姓。然而，看看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社会，尤其是香港；从企业高层、政府领袖到传媒大亨等一切实际操控大家命运的人，这里头有多少人看书呢？我指的看书，要求并不高，一年十本就够了；但这些每天决定着社会未来走向的人里头可有一半人能达到这个要求吗？我怀疑。本来这也不是问题，因为书籍早就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了；何况任何人也都不该怀念那个知识精英垄断权力的年头，更不应期盼它的再临。知识不再被过分地吹捧，知识人不再理所当然地备受尊崇，这都是好事，我没有任何意见。老牌出版社博益关门了，理由不是它不赚钱，而是它赚的钱不够多。对它背后的集团来讲，养一批人做不大赚钱的生意很不合乎成本效益，在账目上就更不好看了，所以结束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美国的重量级作家乌苏拉·勒奎恩（）在最新的一期的《哈泼》杂志（Harpers，February2008）上呼吁所有掌控出版社的那些大集团：“放我们一马吧。”她首先指出，许多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如今都一一落入像梅铎这样的大亨手中；他们收购出版社，是因为他们相信出版还是一个能赚钱的行业。近年最佳的例子莫过于《哈利·波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