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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书记（2）
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人家要不是弃笔从戎，就是写些鼓舞士气的爱国文章，一生爱书如痴的郑先生却还在收书藏书。眼看国家将亡，同辈友人也多不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觉得他无聊。可是郑先生一方面看见许多珍稀古籍正不断流入外人之手，觉得以后中国人竟要到了外国才看得见中国书是荒谬的奇耻；另一面则不断目睹战火之中被焚成纸片的文献飞舞成灰；他如何不慌，如何不急？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藏书计划，转而为国收书。一开始他靠的是个人力量，和北方书商抢书，人家背后要不是财雄势大的外国图书馆，就是正在搜寻各地方志的日本人（郑先生认为这些日本人有战略的野心，目的是规划行军路线和未来的长期统治），他怎抢得过人家呢？有一回他在市面看到一堆好书，也不管阮囊羞涩，硬是全部要下，“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他后来才得到重庆方面的支援，大手入市，把当时中国图书由南往北流的趋势逆转过来，尽收民间一切有价值的珍本，为文化存一丝命脉。
三
木心《同情中断录》的序言，就只是短短一句触目惊心的话：“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其实书亦何尝不是如此，我曾拥有，我曾读过的书，在我的生命中都只是行过而已；行过，走了，无所谓完成，亦无所谓终结。我悼念一批在书展中被偷走的书，也抱怨了一下有关人员善后工作的缺失。然后有朋友认为我不该苛求于献身文化事业的人，真正该受到谴责的是偷书贼。他说得对，但是我真正的意思是，这一切其实都无所谓了。藏书与藏书的失散，有时候真是不太重要的。郑振铎先生在抗战炮火中不知失却了多少私人藏书，其中“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而他醉心的清人文集收藏竟有“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但他最介介于心的，不是数十年心血的沦亡，却是对不起古人。
得到重庆政府资助，郑先生虽有钱买书，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为避敌人耳目，有家不归，老在朋友处挂单，身上永远有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耳目永远留意街角的阴影和背后突然响起的脚步。买书，要秘密地买；庋藏，要秘密地藏。等到把书偷运出去了，又要挂心战火会不会波及海运的路线。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记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自己的珍藏付之一炬固然可惜，但若有了更大的眼界，胸怀就不同了。相比之下，我不见了几本书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坦白讲，对于那趁乱在书展中窃去书本的人，我反而发不出什么脾气。不是因为我觉得“雅贼”特别可以原谅，而是因为我对他有点期盼。我猜他费这番周章，应该还不至于把赃物拿去当废纸卖吧，我希望他能好好看看那些书。例如《胡适文存》，曾经启蒙过我，后来束之高阁，隐蔽蒙尘；现在在他手上，又会带给他些什么呢？就算他不看，转卖给旧书商，它也总有面对另一个读者的一线生机吧。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汐湖，终有流出冲散的一天，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本来就非我所有。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且还有再用的价值，堪比器官捐赠。至于我所宝爱的那几本失书，这就叫做回归大海，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在我有限的见识与生命里，它们行过，行过，如此而已。
记一次书缘
念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许定铭先生的大名了，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学时期作品收藏家，还为它们一一写下书话，好叫后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至今不烂。那天乘着访问之便，终于有机会上了他家看书，确是眼界大开。许先生和蔼得很，又很热情，藏书家的热情。
他把刚到手的一整卷《文艺世纪》合订本拿给我看，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学杂志。随意一翻，就见侣伦、曹聚仁和叶灵凤熟悉的名字，还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呢。再翻，突然见到一个作者叫做阿南达·杜尔，写了一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天呀，该不会是已故印尼大文豪PramoedyaAnantaToer吧？
我有个习惯，每至一地旅行，必寻当地作家的作品来看。初遇杜尔，就是多年前在印尼某机场的书店。那时离他的书解禁之日子未远，但印尼全国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一有新作，就几十万本地影印出来，地下流通。以一个异议作家而言，杜尔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不只系狱或软禁的年份够长，甚至还因分别对抗日本、荷兰与苏哈托三朝政权而出入囚室数次。硬气，肺也好，老是烟不离手，一把年纪才去是个奇迹了。可惜的是印尼人民很难过，觉得平白丧失一次得到诺贝尔奖的机会，因为杜尔已不止一次和诺奖擦身而过。
他的文学成就有多大，李欧梵教授已在他处不厌其烦地再三陈辩，用不着我补充。还是说回那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根据杜尔，原来印尼最有名的中国故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印尼也有类似传说，只不过背景不同，梁祝是民间创造，而印尼的故事却是出自宫廷。杜尔不愧是左翼作家，有跨国界的“阶级感情”，他似乎认为来自中国的平民版梁祝要比印尼本土贵族货还要受到当地人欢迎，乃至于连里的印尼国乐甘美朗乐剧也把梁祝改成主要剧目！
这位“国际友人”为中文的左倾刊物撰稿，难免要特别强调郭若、艾青、臧克家甚至《李有才板话》在印尼翻译流布的情况。更叫人惊讶的，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印译本竟是杜尔本人动手的，以前可从未听说他会中文。除了鲁迅，他选译了贺敬之的《白毛女》，这就可惜了，一个一流作家跑去翻译这种作品，不知是什么心理什么滋味呢？我边看边想，实在捉摸不透。
我就这么站在许先生家里如获至宝地狠狠啃读杜尔这篇短文，生怕记不住资料，几乎连访问都不想做了，电视台导演一定觉得情形很不妙。好在我早说了，许先生既和蔼又热情，看我欢喜的模样，就叫我别急。他回头到另一个柜子里翻弄书刊，居然找出另一册登了杜尔这小文章的《文艺世纪》，放在我的手上说要送我。哈哈！这下*，亏我是戏子，还装了老半天不胜惶恐的样子，才万分勉强地把它好好装进书包。嘿，然后访问又能做了，还做得特别好。
陈老师的病——《探幽途中》
沪上小游，当然要拜见文坛大佬。幸蒙曾经迷倒不少大学才女，如今更见倜傥的孙甘露请饭，小宝大爷、沈宏非大爷、陆灏等俱在席上，你调侃我两句，我揭你老底，一夕胡言，不在话下。但不知怎的，大伙慢慢都把损人的话招呼到一个人身上了，反正他也不大反抗，那人就是陈子善老师。
毛尖在《探幽途中》的代序《子善老师》里说：“有时候真是怀疑，这些年一批批见天日的珍贵史料，真是鲁迅真是张爱玲真是台静农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写的吗？为什么全中国这么多人，就陈老师一个人看得出来？……说起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叶灵凤、郭建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戚，可他怎么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还多呢？”那天夜里，怀疑开始成了指控，有人问陈老师带领的那个什么现代文学史研究室其实是不是现代文学史“创作室”，还夸他和他的弟子们功夫好，学谁像谁，三不五时就又替张爱玲完成了篇她本来也很想写的“佚文”。于是我笑着问陈老师：“怎么样，最近又有什么新发现？”
没想到他竟然很正经地答道：“有篇张爱玲的东西，刚发在最新的《印刻》上了”，立刻我就哑了。见我玩笑开不下去了，毛尖迅速补位：“陈老师对学生很亲切的，那些女孩子都去他家上课。到了他家又没地方坐，陈老师只好被迫要她们坐在床边。”一天夜访陈老师那闻名的“梅川书舍”，我发现原来学生真的只能坐床边，因为满屋子书，连一张好好的床都给书占得只剩许空格。
回到旅店，翻阅陈老师两部新著《探幽途中》和《素描》的毛边本，一边裁一边读我一边想，原来陈老师有病。
在文学研究全是理论天下的今天，陈子善干的活格外不讨好。当其他行家在努力读懂吓人的术语的时候，陈老师就会在图书馆里泡旧报纸，一日一日地看，一页一页地翻。说好听点，这叫做为文学史钩沉索隐添砖加瓦；有人瞧不起他，就说这叫怪僻，甚至无聊。但你真能说他的兴趣是没有意义的吗？
我孤陋寡闻，是看了陈老师的书话之后，才晓得民国三大才子之一的吴兴华原来这么厉害，一生没出过国，但“他在燕京大学的导师谢迪克（HShedick）就曾表示，吴兴华是他在燕大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他的另一位高足，美国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陈子善不只善于发掘名作家的散佚作品，他更喜欢重新发现那些被冷落被遗忘的优秀作家，觉得这些人的作品不是不好，而是时运不济，后人的偏见亏待了他们。例如陆小曼，在文学史上可说是臭名远播，直到近年很红火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都还把她描述为害死了徐志摩的狐狸；可陈老师偏要说她才高八斗，散文真切，评论有见地，一切诬言纯属传传统大男人中心思想做怪。他还带点傻气地说：“也许是偏见，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选择，笔者是宁取陆小曼而弃张幼仪和林徽因的。”看来日后大伙又多一个笑话了：“陈子善？不就是那个喜欢陆小曼的家伙吗。”
为什么我觉得陈子善的工作很重要，你从我是个香港人的角度理解就行了。在《王家卫的文学老师》里面，陈子善向大陆读者热烈推介刘以鬯，说他当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来香港主编《香港文学》的功劳，更称他的《酒徒》真正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对我们喜欢文学的香港人来说，这或许是老生常谈了。但内地知道刘以鬯的人有多少呢？从前在还没接触到港台文坛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以为比《酒徒》晚了二十年的王蒙《蝴蝶》才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呢。你说陈老师这篇文章是不是替我们香港文坛洗冤呢？且想象你是个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海归”学人，温源宁自然是你这圈子里闻名的大人物，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