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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代表着刺客的无奈，理想无法实现，又没有系统的培训，个人战斗力及其有限，只能在死上作文章了。死也要做理想主义者，虽然只是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豫让不是苟且偷生之辈，他作为刺客形象代言人是合格的，是一种贵族精神和刺客职业相结合的无奈，就是死也要在仇人的衣服刺上两剑，就是下九泉也算给主人报仇了！我觉得豫让和荆轲一样原本对刺客很不屑，刺杀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宣泄，用心做刺客的专诸、要离、聂政，本身就是平民，所以都成功了。像豫让、荆轲这类破落贵族，总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没有全心投入到刺客这个职业上了，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PS：本回的一些史料和观点，源于虎公的《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明天我将把高三时写的一篇赵襄子时代的小说《磨笄山》附录上去。
第三卷 梦天品鳄鱼战争 二、大魏文侯
二、大魏文侯
三家分晋后，由于赵襄子率先挑起反抗智瑶的大旗，所以赵氏分到的地盘也最多，韩魏两家相对少一些，有好事的网友说韩赵魏三家土地面积比例是2：4：3，不管怎么说三晋的地图真是唇齿相依，不像人家美国各州的地图那样整齐划一，往往国内领土之间交流起来还得向别国借道。而魏国领土主要包括河东（大概在我的老家山西运城，魏国旧都安邑就在此）和河内（大概在现今河南的北部一带，魏国新都大梁就在此），这两个地区倒是勉强可以连通，但是被韩国平阳（山西临汾）和上党（山西长治）扼住了太行山要道，现今从大梁（开封）到安邑（运城）无论走哪条路都得经过韩国地界，魏国领土像个哑铃似的，要是在自己领土上行走极不方便，属于典型的飞地，和现在河北的三河、香河被北京、天津割裂一般。三晋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全国皆是前线，所以魏国强大的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过多树敌也并非它的本意，只不过是四面受敌下的条件反射罢了。
魏家掌门人魏文侯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几十年历史教训让他做出三晋暂时不能内斗的决定，如果内斗估计三晋还没崛起就会衰落。还好魏国有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盐池（号称中国死海，运城得名也因其为元朝盐运司所在地）来获利，齐国的富强主要是海盐的功劳，北宋的盐税就占了全部税收的一半，盐池之于魏国就和煤矿之于山西一样重要。
和平年代倒是好说，但国家被封锁时不可能让人拿盐当饭吃啊，我高中一同学家就是盐池边儿上的，破盐碱地连庄稼都种不了，老百姓只能到盐池里捉虫子当鱼饵卖挣点小钱。魏国要发展，主要任务就是把飞地连接起来，而连通飞地就必须强兵，强兵的先决条件就是富国，只有国家富裕了才能养活起军队。海归李悝（曾申的学生）在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统计后为魏文侯算了一笔账，说明为什么当时农民积极性不高：魏国耕地面积有三分之二，如果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就会增产三斗，如果不勤快就会减产三斗。具体到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100亩（百亩相当于现在的20～30亩），正常年景亩产也就1。5石，全年毛收入就是150石（百石折合现在的20市石左右）。土地税按王者之政10％来算，一家还剩135石，除去全家口粮一年只能盈余45石。按当时每石粮食30文的市场价来算，也就是1350文。再除去地方摊派300文，真正能利用的就只剩1050文了。而且每人每年买衣服要花300文，总共1500文，每家每年还得倒贴450文，另外看病花销和官员敛财等问题还没考虑进去。农民生活困苦主要原因就是荒年吃不饱粮价高地吓人，丰年的时候多收了三五斗又被中间商盘剥了，所以李悝制定了平籴法。“平籴法”是管仲农业改革和范蠡“平粜法”的升级版，理论依据是计然（范蠡的老师）的经济学著作（计然曾指出每石粮食的价格在20～90之间波动，如果20则会影响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如果90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甚至影响市场经济，政府应该使粮价控制在30～80之间），主要是为了打击中间商，但分类更科学了。
李悝进一步指出如果粮食价格过低伤农的话国家就会贫困，如果粮食价格过高损害到所有消费者利益，百姓就会逃到别国去，人口一减少兵员就减少了，形成恶性循环国家就无人保卫，甚至灭亡。因此“平籴法”把丰年分为上熟（600石）、中熟（450石）、下熟（300石）三个等级，灾年分为小饥（100石）、中饥（70石）和大饥（30石）三个等级，收购粮食要根据年景来决定。上熟时国家收购多余的三倍囤积，中熟收购多余的两倍粮食，下熟收购多余的一倍粮食，小饥之年政府就出售下熟之年的存粮，中饥之年就抛售中熟之年的存粮，大饥之年就售出上熟年景买来的粮食，这样粮价就稳定了，粮价一稳所有的物价都稳了，百姓灾年也能安居乐业，好年景时农民也免于被盘剥，积极性自然就高了，种田会更卖力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百姓都富足了魏国也就富强了。
另外李悝还重视法制建设，在晋国刑鼎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法经》六篇，后来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如果说郑刑书、晋刑鼎是电脑汇编语言，那《法经》就是电脑C语言。魏国正是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才得以保障改革成果，而改革又使魏国具备了称霸的物质条件。
对人才越重视的国家发展就越快，日不落帝国就是率先提出专利政策的，同样魏文侯对人才也是非常重视，他吸纳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西门豹、乐羊、李悝、吴起、屈侯鲋等一大批人才来为魏国效力，这些人才中有归国华侨（子夏、段干木），有外国人（田子方、李悝、吴起），有布衣（乐羊、吴起），真可谓用人不拘一格。值得说明的是，魏文侯还拜大儒子夏（韩非把儒家分为八类，并不包括子夏，郭沫若的解读是韩非把子夏归为法家源头）为师，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其住所都要行注目礼）和田子方（子贡的学生，傲视权贵，后到齐国发展）等知识分子，而子夏和他的弟子们为魏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以公羊高、谷梁赤为代表的优秀弟子所讲解的《春秋》因其宣扬忠君思想（赵襄子把尊重他的高共列为第一功臣也是在宣扬忠君），能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受到魏文侯的大力扶持，他俩的讲义被后人整理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后来魏文侯怕人才不为己所用就只让魏国贵族到段干木的高级班深造，普通人没资格去学习。因秦国人向来仰慕中化，秦灵公在公元前422年祭祀黃帝和炎帝，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记录的官方祭奠黄帝和炎帝，魏文侯就派子夏等人到西河讲学，在文化上同化和感召秦国，形成了西河学派。
后来在翟璜和魏成子争夺相位的时候，李悝就说虽然你翟璜对我有知遇之恩，又推荐了西门豹、乐羊、屈侯鲋（太子的老师）等一系列人才，那些人也都建功立业了，国君拿他们当臣子来看待，但人家魏成子把家财的九成都花在了国外，为国家聘请到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位大师级人物，这三人国君都当拜为老师来供奉，可见你俩的差别了，所以我觉得国君立魏成子是对的，我要是推荐你那就是结党营私了！
魏国国内发展到一定程度，空间已经不大，便开始向外扩张了。此时的赵国被中山国折磨地焦头烂额，就邀请魏国出兵相救，另外赵国也想收渔翁之利。乐羊用了三年时间灭掉中山国使魏国名声大振，好比周瑜为孙吴集团拿下荆州一般伟大。围城战在战国已成了家常便饭，但冷兵器时代围城的难度系数也忒高了。魏文侯对乐羊那是非常的信任，让乐羊看那箱弹劾他的奏折，后世曹操就曾效仿魏文侯的做法烧了部下和袁绍私通的信件，表明自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就是想清算证据也没了！可见一个人的成功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功劳，领导的支持和配合也是很重要的环节啊！不过乐羊吃儿子肉的桥段太血腥，不晓得真正的历史是不是这样，或许我们的老祖宗真的那么野蛮，动不动就吃人肉。
邺城是防止韩赵南下抢滩的重镇，魏文侯派能人西门豹来治理真是一着妙棋。关于西门豹破除封建迷信，兴修十二条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等事，小学课本里都有，潇水君演绎地又如此到位，我就不罗嗦了！后来魏文侯又应韩国邀请去攻打郑国，顺便接管了一些战略要地，之前在帮赵国打中山时也收编了一些军事基地，为魏惠王时代侵略韩赵打好了基础。虽然魏文侯为后代打好了侵吞韩赵的基础，但毕竟他那个时代三晋祖宗都在一个公司上过班的，多少有些感情，再说三家领土纠纷太多，所以他一直主张携手发展。三家携手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公元前404年齐国发生内乱，田会投靠赵国，三晋联军在龙泽力挫齐军，俘获战车两千，杀死齐军三万，诸侯震恐。
吴起的老家在山东定陶，当时属卫国，是个中立地带，加上有陶朱公（范蠡）这个商界巨子的带领下，这个地方的人大都会做点小生意，吴起的祖先通过经商累计了巨额财富，到吴起这辈就非常想到政界发展，所以他报考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儒学，拜曾申为师。郭沫若曾这样说道：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会磨灭的人物，秦以前作为兵学家是与孙武并称，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吴起虽然帮鲁国打垮了齐国侵略者，但是没有受到重用，后来被魏文侯招聘去了。在魏国的吴起跟着子夏继续学习深造，在思想上靠近了法家，魏文侯命他攻打西河之地。西河是洛河的干流，也就是说魏国开始向西发展了。吴起镇守西河，与秦人等诸侯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平局，吴起简直是秦国人的噩梦，到楚国后又成了魏国人的噩梦，吴起真神人也！
《尉僚子》说吴起所带兵为七万，《吕氏春秋》上说不会超过五万，吴起能带着几万人的军队屡战屡胜真不简单。首先吴起挑选的武卒要求严格，兵贵精而不在多，羊群再多也无法威慑狮子。魏国武卒属职业军人，不用纳税，积极性比较高；另外吴起与士兵同甘共苦，不搞干部特殊化，拿士兵当亲兄弟来对待，据说他曾为士兵吮脓，后来李世民也效仿他为阿史那思摩吮血。魏文侯死后，吴起没能当上相国自然会闹点小情绪，再加上说话直不受魏武侯宠信，后来只能继续跳槽。到楚国后吴起摇身变成了改革家，和朱总理一样刚猛，只不过得罪了贵族，老大楚悼王死后吴起被乱箭射死（人家商鞅起码还是被自己制定的司法程序审判而死，吴起的死法可见楚国不但改革不彻底，而且君权一点都不集中）。虽然吴起死得很难看，但至少他完成了自己出将入相的人生目标。
吴起不仅仅是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吴起的师伯乐正子春和老师曾申都讲解《春秋》，所以吴起也懂《春秋》，姚鼐和童书业从《左传》的战争描述和对三晋的立场推断说吴起参与了《左传》成书的修编工作，而激进的钱穆、郭沫若则认为《左传》一书出于吴起而与左丘明没有关系。纵观中国历史，像吴起这等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还能作而行之的伟人真是没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