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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飞机，所以还得在嘉手纳部署一些支援飞机，比如用来对付中国潜艇的反潜巡逻机。此外，中国潜艇很有可能封锁海上交通线，袭击运输作战物资的船只，所以还得预留运输机的起降场地。
受这些因素影响，日本最多在嘉手纳部署一百六十架战斗机。
如果中国潜艇的威胁超过预期，则要在嘉手纳增补反潜巡逻机，部署的战斗机就得控制在一百二十架左右。
用一百二十架战斗机对抗对面的上千架战斗机，显然不容乐观。
可以说，就算全部部署防空战斗机，把用来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斗机部署在本土，需要的时候由加油机提供支持，日本空中力量也很难在东海占到便宜，更难以在确保夺取制空权的情况下压制中国舰队。
相反，中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分工明确，不但有能力夺取制空权，还有能力消灭进入东海的日本舰队。
除了空军基地，还有海军基地。
那霸港，最多能容纳一支护卫群、额外支持第二支护卫群，如果要支持第三支，则要动用日本本土港口。
舰队不是机群，跑得最快的战舰，也远远比不上作战飞机。
如果让第三支护卫群靠后部署，日本海上自卫队就无法在前线集中优势兵力，也就难以对抗中国海军的东海舰队。
只是舰队的自持能力超过机群，所以缓解了海军基地的压力。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中，舰队的主要作用不是夺取制海权，毕竟在过去数十年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美军作战，守住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上通道，阻止敌对国的潜艇进入太平洋。在海上作战中，日本舰队不需要考虑反舰、甚至不需要考虑防空，只需要把精力放在反潜上。
这个战术要求，在日本战舰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可以说，除了“金刚”级与“爱宕”级之外，日本的大型水面战舰都没有与之吨位相匹配的区域防空能力，即便是配备了射程达到四十公里的ES**“先进海麻雀”的“高波”级多用途驱逐舰，也只具备有限的区域防空能力。而在日本海军的所有大型战舰上，配备的都是亚音速反舰导弹，此外就只有口径为一百二十七毫米与七十六毫米的舰炮，对海作战能力更加欠缺。
受此影响，日本舰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夺取制海权，而是控制制海权。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付敌人的潜艇。
在与美军协同作战的时候，这么做没什么问题，毕竟美国海军世界第一，有足够的实力在任何地区夺得制海权。问题是，当需要单独作战的时候，日本舰队就很难从实力强大的对手中夺得制海权了。
没有制海权，又何从谈起掌握制海权呢？
畸形的海上力量，让日本舰队在作战的时候，不得不高度依赖空中力量，即以制空权来确保制海权。在掌握了制空权、把敌方舰队挡在战场之外后，再进入战场，搜索与剿灭敌人的水下力量。
这下，问题会到了空中力量上。
虽然两支“十十舰队”的反潜力量足以覆盖整个东海海域，加上增派的“日向”级大型直通甲板驱逐舰，有足够的能力对付中国海军的攻击核潜艇，但是没有制空权，以及由岸基反潜巡逻机提供的掩护，日本舰队在东海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性，而要夺取制空权，日本就得加强空中力量。
任何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来，日本空中力量必须以少打多，而且必须打赢。
打不打不是问题，问题是能不能打赢。
如果在十年前，日本当局不会有所顾虑，因为日本拥有较为明显的空中优势，上百架经过了第三次性能升级的F15J，足以对抗中国空军数量不多的第三代战斗机，而数十架自产的F2战斗机，足以干掉任何进入东海的中国舰队。
可是现在，没有任何一名日本将领有这个信心了。
中国空军实力增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中，披上“志愿军”外衣的中国空军已经用行动证明，其拥有的技术手段足以对抗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更别说弱小得多的敌人。
日本要想取胜，必须获得美国的全力支持
第四十一章 疯狂准备
第四十一章 疯狂准备
东京时间二十三日晚上，喜田多一郎在华盛顿与钱德勒首次会晤。
按照小林光一、以及日本自卫队将领提出的要求，喜田多一郎首先提出，美国得尽快为日本提供足以改造全部先进战斗机的电磁对抗设备。为了说服钱德勒，喜田多一郎拿出了日本防卫省的作战大纲。
这份作战计划，没让钱德勒感到惊讶。
日本防卫省把重点放在了空中战场上，即在夺取了制空权之后，才会派遣舰队前往交战海域，驱逐中国东海舰队。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保卫钓鱼岛，因为在夺取制空权后，中国舰队必然主动撤退，不然日本空中自卫队也有能力在舰队到达之前，把中国东海舰队赶出东海。
几个小时后，喜田多一郎见到了麦克米伦。
在说了一些两国同盟关系的话题之后，麦克米伦没让客人耽搁时间，当即承诺美国会在同盟义务之内，为日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了表达诚意，麦克米伦还提到，做这些事情不需要征得国会同意，因此可以立即实施。如果需要扩大援助规模，他会主动前往国会，说服那些顽固的议员。
这下，问题变得简单了。
在双方防长的第二次单独会晤中，钱德勒不但承诺为日本提供电磁对抗装备，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日本应该尽快从美国采购一批对海攻击弹药，特别是具备电磁对抗能力的反舰导弹。
喜田多一郎立即表示欢迎。
只是，在谈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两人就没有那么爽快了。钱德勒接受了喜田多一郎的提议，即把美国的库存弹药卖给日本，只是明确提到，日本必须支付硬通货，而且得增加额外采购费用。
显然，这超过了喜田多一郎的决策范围。
支付硬通货没有问题，毕竟在二零一五年，日本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债权国，到二零一九年四月底，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了三万亿美元，加上大概四千亿的美元外汇，日本拥有近三万五千亿美元的硬通货。
只是在额外采购费用的问题上，不管是喜田多一郎，还是小林光一，都认为美国是在落井投石，趁机压榨日本。
万幸的是，此时美日利益高度一致。
经过第三次磋商，双方各让了一步，钱德勒不再要求日本支付额外采购费用，而喜田多一郎也承诺以市场价格采购。
显然，占了便宜的还是美国。
要知道，美军采购弹药的费用仅为市场价的百分之四十，而且库存弹药中，大部分都是改进而来的，新生产的弹药所占比例并不大，而大部分库存弹药的存放期都超过五年，有的甚至快要报废了。
如果不趁此机会处理掉，美国还得为报废弹药的处理费用买单。
一下子将陈旧军火甩卖出去，除了节省巨额处理费，还大赚了一笔。原因很简单，当初美军采购弹药的时候，通货膨胀还不是很厉害，采购费用都很低，比如一枚AGM84G“鱼叉”反舰导弹仅有一百五十万美元，而到二零一九年，在美元大幅度贬职之后，出售给日本的单价高达一千二百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还净赚了近八百万美元，而日本一次采购了一千枚，等于让美国赚了八十亿美元。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当时喜田多一郎与钱德勒签署的军火采购协议，至少为美国创造了三千亿美元的净利润，而日本为此至少支付了八千亿美元。
相对而言，这还是一笔小钱。
喜田多一郎最想得到的不是适合电磁战的反舰导弹，而是能够让先进战斗机升空作战的电磁对抗装备。
因为美国没有卷入东海冲突，所以美国的军火企业没有开足马力生产。
更重要的是，日本要的是现货，以便尽快让现有的先进战斗机获得实战能力，也就只能购买美军的现有装备。
与弹药一样，钱德勒不要求日本支付额外采购费用。
只是，美国从来没有出售过电磁对抗装备，没有可供参考的外贸定价，也就只能按照传统惯例，在美军采购费用的基础上加价百分之八十出售。
客观的讲，这个加价率已经很低了。
要知道，在出售弹药时，加价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
即便如此，这笔军火合同也让日本背上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同样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日本采购的第一批六十套用于F22A与F22J的电磁对抗系统的单价为一点二亿美元。因为日本没有电磁对抗系统的使用经验，还得从美军与制造商聘请技术专家做售后支持，所以日本最终为这六十套电磁对抗系统支付了一百二十亿美元，相当于两亿美元一套。
这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战争期间，日本没有获得电磁对抗系统的生产专利，随后分多次采购了三百多套用于战斗机的电磁对抗系统。虽然后几次采购支付的技术支持费用降低了不少，但是日本也为此支付了四百多亿美元。
光了电磁对抗系统，没有先进战斗机显然不大现实。
因为三菱集团的F22J生产线一直没能达到量产规模，所以在战争期间，日本还从美国采购了两百多架现役的F22A战斗机，而且均按照之前协议，以市场价格支付硬通货，仅此就耗费了上千亿美元。
算上在采购弹药、以及随后采购水面舰艇上的花费，日本仅在装备上的开支就超过了两七千亿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说得直观一点，这场战争，烧掉了日本外汇储备的七成，而且主要是美元储备。
虽然以二零一九年的币值，二万七千亿美元大概相当于二零一零年的五千亿，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开支就超过了五万亿美元，相对而言还不算太多，但是必须承认，正是这场战争彻底粉碎了美日同盟的经济纽带。
导致这一切的，正是美国的贪婪。
从经济层面上看，赔光了全部美元资产之后，日本不但需要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还必须提高日元在国际金融与贸易中的地位，也就必须采取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与美国划清界线。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二零一九年五月下旬，除了极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之外，没人意识到，东海的战争风云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甚至没人相信东海冲突会演变成一场大规模海空战。
这些人中，就包括小林光一。
因为相信中国会见好就收，日本将获得一个体面的下台机会，所以在喜田多一郎紧急访问美国的时候，小林光一几乎全盘接受了美国当局提出的条件，在采购弹药与装备的时候做出了重大让步。
别说小林光一，连钱德勒与麦克米伦也没想到，东海冲突会演变成一场高消耗战争。
如果知道这场战争会烧光日本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维系美日经贸关系的美元储备，美国肯定会在军火贸易上做出让步，以更加便宜的价格向日本出售军火，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损失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
当然，这些都是假设。
主宰美国政治的不是政客、也不是军人，而是利益集团。在军火、金融等利益集团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之后，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日本？
事实上，这场战争让日本走向衰落的同时，却也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
别的不说，从两万多亿军火贸易中获取的数千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