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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情报机构、以及五角大楼看来，这轮演习是在向美国海军示威，让美国海军认识到在未来战争中，中国有能力把美军的航母战斗群挡在国门之外，并且在海战中重创美国海军。
至于政治意图，那就更加明显了。
美国要想干预台海，主要依靠海军。如果美国海军无法进入战场、或者是进入战场后无法生存，美国就无法干预台海。
这下，美国必须重新衡量手里的王牌了。
第二天，演习进入到第二轮，即在第一轮的基础之上，由舰队与航空兵支援陆战队进行登陆。
虽然在第二轮演习中，航空兵出动的规模非常有限，在出动率上做了限制，以航母战斗群为准，从而表明登陆发生在远离中国本土、岸基航空兵难以到达的地区，但是其意义同样明显。
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中国的两栖部队有能力在有限空中支援下登陆，肯定能在本土附近打一场规模更大的登陆战，动用的绝对不是一个营的陆战队，而是一个师、甚至能达到一个集团军的规模。
当然，第二轮演习中的一些细节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比如在登陆开始之前，二炮向登陆地区发射了数枚携带电磁弹头的弹道导弹，为登陆部队提供了电磁力量支援，随后由用新式战术弹道导弹打击了纵深的重要军事目标，阻止“敌人”向登陆场派遣反击部队。因为空中力量有限，所以二炮还承担起了打击“敌人”空军基地的重任。演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二炮使用从未露过面的“反舰弹道导弹”，对前来干预的舰队进行了远程打击。
根据国防部公布的消息，从江西腹地发射的弹道导弹准确命中了钓鱼岛西面的目标。
如果这些弹道导弹部署在沿海地区，足以把舰队挡在冲绳群岛东面七百公里之外，而且谁都知道，中国能够制造出射程达到一千五百公里的反舰弹道导弹，也就能够把射程提高到二千五百公里以上。
如果中国愿意，可以用反舰弹道导弹打击关岛附近的美军舰队。
显然，在这一轮中，唱主角的是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以及东海冲突中没有得到表现机会的第二炮兵。
美国可以看不起中国海军与空军，但是肯定不能忽略二炮。
演习进入到第三轮，课题又发生了变化，即地面部队在大规模两栖登陆战中如何取得快速突破。
这也是很有针对性的演习课题。
在第二轮中，参演的两栖部队并不多，只有一个陆战营，可是到第三轮，登陆部队增强到了一个陆战旅加一个两栖师。
为此，在第三轮演习初期，重点放在了战略投送能力上。
与外界预料的一样，中国没有动用多少登陆舰，而是充分利用了规模庞大的船队，向登陆场运送作战部队。
受此影响，第三轮演习持续了三天。
前两天，都在向登陆场运送作战部队，直到第三天，也就是二十八日，在登陆部队的规模达到要求之后，才展开大纵深突击。
虽然从投送能力来看，中国军队并不强，远远比不上美军，但是结合实际情况，足以产生震撼性效果。要知道，演习设置的条件是，登陆场离本土一千五百公里，所有运输船只均按照这个标准设定航线与出动率。
如果中国能够在两天之内向一千五百公里外投送一个师加一个旅，就能在同样的时间内向一百五十公里外投送十倍于此的兵力。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即便保守估计，中国也有能力在两天内向一百五十公里外投送五万地面部队。
这样的兵力，加上制海权与制空权，足以打垮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国防力量。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第三轮演习中，电磁战贯穿始终，陆海空与二炮，总共消耗了十万枚电磁弹头。
当然，这仍然是演习的理论值。
在实际使用上，根本没有消耗这么多电磁武器。
二十九日，演习进入第四轮，主要课题是如何保住登陆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即如何为运输船队护航。
相对而言，第四轮演习规模小得多。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中国海军还没有远洋作战能力。
按照黄峙博的安排，这轮演习中，扮演中国军队的“红军”尝到了苦头，“蓝军”成功切断了“红军”的海上补给线。
“蓝军”获胜的关键在海下力量。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海军严重缺乏远洋反潜护航能力，很难掩护一千五百公里的海上补给线。
可是，这也同样反映出，中国海军具有强大的破交作战能力。
说得明白一点，“蓝军”的潜艇来自中国海军。
如果调换角色，那么中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在同样的情况下，切断任何外来干预力量的海上补给线。
对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出兵台湾，得承担非常巨大的风险。
七月的第一天，演习进入第五轮。
这次，黄峙博给“红军”开了金手指。
按照安排，这场“战争”发生在五年之后，中国自研的大型运输机已经服役，所以在海上航线被切断之后，空军承担起了主要的后勤保障任务，并且在海军的掩护下，成功完成了战略空运任务。
与此同时，空军还向前线增派了作战飞机，加强了制空权与空中支援力度。
最终，在强有力的空中支援下，登陆部队完成了大纵深突击，以夺取登陆场附近港口完成了演习。
这场持续了九天的演习，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强大战斗力。
夏威夷时间七月三日，也就是演习结束的第二天，喜田多一郎接受了文廷贵提出的折衷方案，只是要求在共管区域，中国与日本都不得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只有同等的渔业捕捞权。
在此，文廷贵提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享有主权与行政管辖权。
虽然双方没有立即达成共识，但是相互做出让步，意味着停火谈判已经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更表明，美国开始向日本施加压力。
这一天，演习才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或者说在七月一日，所有前来观摩的外国武官离开之后，演习的核心内容才正式开始。
不是实兵实弹演习，而是在计算机上进行的模拟对抗演习。
通过在实弹演习中获得的数据，总参谋部设定了模拟演习规则，由黄峙博亲自担任“红军”总指挥，戚凯威则担任“蓝军”总指挥，由装备建造联合办公室的几名军官扮演假想敌的指挥官。
作为海军代表，牧浩洋自然负责海军的作战行动。
在制订规则的时候，黄峙博没有做出额外限制，即交战双方可以使用除战略核武器之外的一切武器装备。
至于演习结果，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总参谋部与国防部不但没有公布模拟演习结果，还没有承认进行过模拟演习，只宣称对实弹演习做了数据分析。
这次模拟演习有多重要？
作为主要参与者，在牧浩洋成为总参谋长之后才提到，正是这次没有硝烟的演习为新战术思想打下了基础，而由此开启了自信息化时代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变革的大门，使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演习影响到的，绝对不仅仅是军事与政治。
第四章 基础与应用
第四章 基础与应用
七月四日，牧浩洋等人回到总参谋部。
黄峙博给他们安排的新任务不是制订装备发展规划，而是参与钱仲泰提出的“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
六月十二日，钱仲泰领头制订的《科技白皮书》送交国务院。
最初几天，文廷贵没太在乎这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文件，反而把它当成了钱仲泰等科学家向国家索要科研经费的借口。因为与文廷贵的关系不大好，所以黄峙博没有参与，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等文廷贵去了夏威夷，由黎平寇主持国务院工作，黄峙博才找上门去。
显然，黎平寇好说话得多，而且更加年轻，更加清楚科技的重要性。
说服黎平寇后，黄峙博仍然没有出面，而是由国务院把这份文件交给了傅秀波，由元首做决断。
六月二十三日，傅秀波在元首府接见了钱仲泰等人，听取了科学家的直接意见。
不可否认，傅秀波非常重视科学，接连两场战争都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而正在进行的国内经济改革也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
只是，傅秀波目光与钱仲泰等人有所不同。
在元首眼里，最重要的不是应用科学，而是基础科学。
讨论了几个小时，连钱仲泰都不得不佩服傅秀波的战略眼光，参会的科学家都认同了傅秀波的观点，即基础科学决定一切。这就好比修建一座大厦，没有坚固的地基，楼层盖得再高也会倒塌。在科学中，基础科学就是地基，应用科学则是建立在地基之上的楼层。美国能够用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其在数十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不无关系。
这下，问题来了。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最大差别就是缺乏应用性，很难把取得的科研成果直接用在生产与生活上。
从具体表现来看，任何一门基础科学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
巨大的投入，却见不到任何实际好处，谁还愿意投资？
按照傅秀波的意见，今后国家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应用科学交给其他力量，比如企业与公益基金。
这时候，黎平寇、或者说与黎平寇关系密切的盛世平发挥了作用。
六月二十七日，傅秀波再次把钱仲泰等人请到元首府，黎平寇则把盛世平等几位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请了过来。
在这天的会议上，政府、科学家与民族资本家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
从二零二零年开始，政府在原则上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以及投入巨大、需要调动社会力量的重大应用科学研究，并且获得相关领域的所有科研成果，在应用阶段，企业向政府支付专利费。应用科学领域，企业为主要投资者，政府将出台鼓励性政策，在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企业还可以通过联合等方式，成立面向科研的公益基金，政府将给予更加重大的政策支持。
也就在这一天，《科技白皮书》演变成为“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
做为第一受益人，军方将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并且主导由政府资助、与军事装备有关的基础科研项目。此外，军方还将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一些由企业资助、同样与军事装备有关的应用科研项目。
黄峙博把牧浩洋他们派过去，就是为了确定科研项目的优先顺序。
因为牧浩洋的学历最高，参与了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的项目规划工作，所以他是军方的最高代表，陆雯则是军方的技术顾问。
七月五日，五名主要参与者在总参谋部开了一次会。
“首先得承认，在基础科学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非常明显，很难在短期内追上，更别说超越。”作为技术顾问，陆雯的意见至关重要。“同样得承认，如果我们不追，差距将越拉越大。我们要想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就得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至少要达到与美国同等的水平。”
“这不是一代、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也许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一天。”
“只是也许，我们必须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陆雯看了眼母祁铁，说道，“基础科研不像应用科研，绝对不能急功近利，除了巨大的投入，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在基本方针上，我们必须制订一份路线图。”
“什么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