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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用战区制取代军区制，正是中国军事力量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黄峙博发起的军事改革，就是要把中国军队打造成一支战略进攻型军事力量。
当然，这也与中国的战略转型有关。
在黄峙博之前，中国的主要利益在国内，即以本土防御战略为主。在黄峙博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中国的海外利益逐步提高，急需一支具备战略进攻能力，能够在世界各地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
可惜的是，如此重大的军事变革，仅仅十五年肯定不够。
离开总参谋部的时候，黄峙博只为接下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剩下的事情，就轮到腾耀辉来做了。
事实上，这也是黄峙博积极支持腾耀辉出任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因为腾耀辉是海军将领，而且是“大海军主义者”，注定他是一名积极主张战略进攻的军事统帅，也就会完成黄峙博的军事改革。
同样的，这也是黄峙博在退役后一直住在北京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军事改革，重点不是海军与空军，因为与陆军相比，海军与空军的根基都不够扎实，所以是军事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阻挠者。相反，陆军的影响力足够大，而且注定会在军事改革中遭受损失，所以陆军才是军事改革的阻挠者。腾耀辉是海军将领，在陆军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黄峙博。如此一来，只有黄峙博坐镇北京，挡住那些阻挠军事改革的陆军将领，腾耀辉才不会受到影响。
即便如此，这轮军事改革进行得也很不顺利。
有本质上的变化，肯定就有形式上的变化，而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撤消已经存在了数十年的七大军区。
要知道，在腾耀辉当上总参谋长之前，海军与空军基本上脱离了军区。
也就是说，七大军区，实际上是以陆军为主。
撤消军区的话，意味着数百名将领、数万名校官、十数万低级军官要么退役、要么打入冷宫、要么丢掉职务，这等于一下动了几十万人的蛋糕，特别是军区制的既得利益者，即七大军区的主要将领。
为此，腾耀辉不得不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
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集团军固定隶属于某个军区的陈规，首先把卫戍北京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派往南京军区，然后陆续对所有集团军重新做了部署，切断了军区与集团军的直接关系。随后，腾耀辉开始裁减陆军规模，把十一个甲类集团军缩减为八个，七个乙类集团军全部并入甲类集团军，借此机会对集团军指挥阶层大换血，从而切断了集团军内部根深蒂固的“血缘关系”。最后，腾耀辉才在新的陆军指挥体系下，逐步把一些军区合并为战区司令部，比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与济南军区合并为中央战区司令部，南京军区与广州军区合并为南方战区司令部，成都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西部战区司令部，另外增设了印度洋战区司令部与西太平洋战区司令部。
必须承认，在对日战争爆发前，腾耀辉的改革并不彻底。
为了降低军队的抵抗情绪，腾耀辉保留了大部分在职将领，结果就是，五个战区司令部都人满为患。
直到对日战争爆发后，腾耀辉才开始大刀阔斧的裁减人员，特别是高级将领。
对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陆军的在职将领总人数已经由七千多人减少到了四千多人，而且平均年龄由五十三岁降低到了四十一岁。
当时，腾耀辉做的最引人瞩目的一件事情，就是裁减掉所有非指挥性质的将领。
说得直接一点，主要就是针对文工部队。
在腾耀辉之前，中国陆军中，仅文工部队就有两百多名将军，而这些人不但不会领军作战，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军人，而他们最大的能耐就是唱歌跳舞，搞些娱乐活动。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当上将军，那么中国军队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对于稳定军心来说，也必须禁止非指挥人员晋升为将领。
在退役前，腾耀辉还推动了“国防法补充案”，对将领性质做了明确规定。
直到二零四一年前后，腾耀辉才基本上完成了由黄峙博规划的军事改革，建立起了以战区为主的指挥体系。
当然，与军区制相比，战区制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五大战区司令部都没有常备作战部队，所有作战部队，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还是陆战队的作战部队，都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部，只是在有作战需要的时候，由总参谋部分派给战区，并且接受战区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
可以说，这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灵活性。
同时，这也提高了对军人素质的要求。
要知道，在军区制下，各个军区的作战部队基本上不用考虑到其他军区所在地方执行作战任务，因此在建设与训练的时候，主要针对本军区内的独特情况。比如，沈阳军区的部队就主要针对在东北平原地区作战，更加重视在寒冷条件下的大规模机械化战争，而广州军区的作战部队则主要针对在南方水网地区作战，更加重视在炎热潮湿气候下的作战能力，从而导致两个军区的作战部队在装备、训练、人员素质、战术战法、甚至是官兵的文化观念都有很大区别。
如果仅仅为了保卫本土，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要想在面向全世界的战争中取胜，这就是个大问题。
说得严重一点，像第三十九集团军这样的王牌部队，拉到南方丛林战场上，恐怕连游击队都打不过。
问题是，谁能保证中国军队不会到陌生环境下作战。
因此为了打赢下一场战争，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其他国家、在完全陌生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下进行的战争，中国军队就需要改变，需要提高自身素质，需要通过更加严厉的训练来适应新的战争环境。
如此一来，战区制就成了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黄峙博早在二十多年前就预料到，中国陆军将打出国门，去遥远的战场上作战。
毫无疑问，军事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
到二零四四年，中国陆军总共只有八个集团军，不过规模都有所增加，平均每个集团军的总兵力高达六万，是之前的两倍左右，而三个王牌集团军，即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与第五十四集团军的总兵力都在七万以上，拥有较为完整的作战编制，也拥有较为全面的作战能力。
即便不考虑装备因素，中国陆军在二零四四年的战斗力都比第二次朝鲜战争时提高了两倍不止。
主要就体现在官兵素质上。
到二零四四年，中国陆军中，军官所占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十七，高于美国陆军的百分之十四与欧盟陆军的百分之十二，士官与军士所占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六十八，同样高于美国陆军与欧盟陆军。
也就是说，在中国陆军中，士兵只占了百分之十五。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士官，或者是具有一定战术水准的军士。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精锐之师。
英国的“简氏防务周刊”在二零四零年底对全球十二个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军事实力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中美陆军在总兵力相当、装备技术水平相当、官兵文化程度相当、官兵平均年龄相当的情况下，中国陆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是美国陆军的一点五倍，其中就明确提到了中国陆军的军人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得到保留的八个集团军，即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五十四集团军、第十五空降集团军、第六十五集团军、第二十七集团军、第四十二集团军与第十三集团军除了在人员编制规模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之外，在其他方面，比如官兵的文化水平、平均年龄等方面，都没有区别，因此在扣除了人员规模因素之后，八个集团军的综合作战能力相差无几。
可以说，这也是黄峙博搞军事改革所追求的目的。
作为陆军将领，黄峙博不可能背弃陆军，而他理想中的陆军，就是一支素质均衡、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
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轮到牧浩洋出任总参谋长的时候，黄峙博与腾耀辉已经为他扫清了障碍，打造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地面部队。
他要做的，就是如何有效的利用这支精锐之师。
第六十一章 动力革命
第六十一章 动力革命
二零四四年七月底，第十三集团军开始换装。
适应性训练与换装同步进行，即完成了换装工作的部队立即开赴广西与广东，进行针对性训练。
在印度作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高温与高湿环境造成的影响，其次得考虑印度北部地区密布的河网，最后得考虑热带气候对官兵产生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国的广西南部与广东南部地区与印度北部地区最为相似。
事实上，这也是戚凯威选择第十三集团军的主要原因，因为第十三集团军在主要驻地就是夏天同样炎热潮湿的重庆。此外，第十三集团军的官兵大多数来自南方地区，能够较快适应热带气候。
当时，首先换装的是第一三一独立装甲旅。
在军区制改战区制的时候，陆军只保留了主力集团军番号，集团军下辖各级作战部队都变更了番号，并且有一套参考标准，即师旅级部队在集团军番号后面增加一位，一般师级单位为双数、旅级单位为单数，师属旅与旅属营则在所属部队的番号后面再增加一位，连与排级部队则以汉语数字表明。比如第一三一独立装甲旅下属第一装甲营的番号为第一三一一装甲营，而该营第一连则为第一装甲连，该连的第一排则为第一坦克排。与原番号相比，新的番号更能明确各部队的隶属关系。
在第十三集团军中，第一三一装甲旅是绝对的王牌部队。
该旅编有第一三一一装甲营、第一三一二坦克营、第一三一三装甲营、第一三一四机械化步兵营、第一三一五炮兵营、第一三一六火箭炮营、第一三一七防空营、第一三一八通信营、第一三一九后勤营与第一三一零旅部营共十个营，在旅部营下设有第一警卫连、第二通信连、第三侦察连、第四特战连、第五防化连、第六特勤连、第七工程连与第八勤务连，全旅总计官兵五千三百三十六人，作战人员三千六百八十四人。装备方面，坦克营拥有四十二辆主战坦克（即反装甲作战平台）与十四辆侦察战车（即多用途作战平台的侦察型），装甲营拥有二十四辆主战坦克、二十六辆步兵战车（即多用途作战平台）与四辆侦察战车，机械化步兵营拥有十二辆主战坦克、三十九辆步兵战车与四辆侦察战车，炮兵营拥有二十八辆自行火炮（即火力支援作战平台的火炮型）与六辆侦察战车，火箭炮营拥有二十二辆自行火箭炮（即火力支援作战平台的火箭炮型）与六辆侦察战车，防空营拥有四辆防空指挥车、十六辆自行高射炮（即防空作战平台的高射炮型）与十二辆防空导弹发射车（即防空作战平台的防空导弹型），通信营拥有四辆通信指挥车与十四辆侦察战车，后勤营拥有四辆指挥车、十二辆工程抢修车（即工程平台）与八十余台各类运输车辆，算上旅部营，全旅总计拥有主战坦克一百零二辆、各类装甲战车一百一百三十二辆、火炮与火箭炮五十门、高射炮与自行防空导弹二十八辆、以及其他车辆近两百台，此外在连排级步兵单位，还配备了一百二十四门大口径迫击炮、二百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