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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报进一步支持了邓名先攻击李国英的决定。
西面的孙思克拥有大量的船只，可以迅速地渡过嘉陵江返回重庆，三千汉八旗加上两千川陕绿营，邓名不认为自己有可能迅速拿下重庆。这座城堡建在山地上，有长江和嘉陵江为护城河，既难以强攻也难以实行爆破，而且就算能突破城墙也要靠巷战将其拿下，成功率和所需的代价让邓名望而却步。如果为了攻克重庆付出过于惨重的代价，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国英离开，而且明军会在短期内失去出击的能力。而万一没能迅速拿下，还可能遇到赵良栋和李国英的夹击，那就会是更恶劣的局面。
而东面的李国英没有坚固的城墙可以依靠，粮草不足，怎么看都是更容易的目标。既然孙思克把所有的船只都收为己用，虽然不知道赵良栋到底什么时候能到，但肯定快不了，这就会给邓名更多时间来攻击孤立无援的李国英。
直到此刻，邓名仍对袁宗第和清军之前的一战一无所知，因此他对两军的实力估计是一万名成都战兵加上五千名万县的战兵，对方是李国英身边的八千甘陕绿营和七千山西绿营。清军在无甲兵数量上有绝对优势，如果发生混战这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此外李国英还有内线作战的优势，有很大的机会各个击破两面的明军。而邓名和袁宗第的优势在于水面，可以仔细观察李国英的动静，不给对方伏击自己的机会，而为了防止被各个击破，邓名计划建议袁宗第放少量部队留守万县，然后率领主力乘船来和自己会合，然后再和李国英交战。
“重庆的军屯比我们想像的还可观。”被抓到的山西兵供认此番清军的攻势规模在十万人左右，不过他们在路过重庆时并没有看到重庆西面有军屯，邓名的船只从长江边经过时也没有看到，因此邓名判断李国英军团放在嘉陵江北岸，以避免明军的侦察，这也是李国英欺敌战略的一部分：“歼灭了李国英的主力后，我们和靖国公会合，再加上都府的第二波动员，面对赵良栋、王进宝也有优势；李国英的军屯是为几万甚至十万大军预备的，他把人手都带去万县了，这些庄稼就是给我们预备的了。”
收割了重庆的庄稼，就能够长围重庆而不需要成都负担太多的军需，而且没有了这些粮食，邓名认为重庆根本无法长期坚持下去——收获在即，邓名估计重庆的仓库也即将见底，只要没有粮食入库那赵良栋抵达后也要挨饿。
“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众部下散去后，邓名独自一人时轻轻重复了一遍这四个敌将的名字，轻轻摇摇头：“我这是在大战韦爵爷的义兄团吗？”
尽管明军全力调整，力图尽快东进向李国英发起攻击，但明军依旧一连两天无法挪动一步：营寨需要加固，与袁宗第的联系和对李国英的侦察都在进行中，尤其是大批的俘虏需要关押、处理。明军的行动相当迅速，但也在两天后才开始将俘虏的一万四千清军分批后送。
莫怀忠是一个山西绿营的把总，跟着将军不辞辛苦地一路从大同赶到西安，然后又顺江而下抵达重庆，没来得及休息多久就参与了对万县的攻势，被部署在后方防守。前天在孙思克的指挥下东跑西颠了几十里山路，然后和体力饱满的明军交战，友邻部队很快被击溃，莫怀忠也和所属部队一起被包围。一度莫怀忠还打算和兄弟们在绝境中战斗到死，但当甘陕绿营的军官一脸悲戚地来替明军劝降，并大声替邓名保证绝对不杀俘后，忍饥挨饿而且手脚乏力的山西绿营终于失去斗志，怀着侥幸心理向敌军投降，盼望敌人能遵守诺言给他们一条活路。
明军确实没有杀害他们，而将领们也都被明军挑了出去。从遇到谭弘之后，邓名就意识到将领或许在辅兵中没有什么威望，但对亲兵和战兵来说，这些恩主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邓名请山西绿营的将领饱餐一顿，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坐骑、佩剑和斗篷，这种姿态让很多山西绿营将领满心以为邓名是要拉拢他们。
纳头就拜还是杀身成仁，山西绿营的几个将领都是天人交战，不过邓名并没有逼他们立刻做出决定，而是表示会把他们请到成都做客。据邓名说若是他们不弃的话，想请他们到成都的参议院工作——为了安抚被俘的两千名山西绿营的披甲和亲兵，邓名认为有必要善待他们的恩主，若是俘虏了更多的陕西绿营也应该照此办理。
虽然不清楚邓名口中的参议员相当于总兵还是副将，但略一试探后，山西绿营立刻发现他们猜得没有错，参议院都是由邓名手下的大将组成，就算不是曾经的成都总兵，也是剑阁、江油这些要害关隘的镇守大将。虽然眼下几个山西绿营的将领还没有决定是否投降，不过他们都暗暗决定到成都再说，没有必要立刻杀身成仁。
今天莫怀忠被押解上船送去叙州时，他的恩主还在岸边，看到恩主安然无恙，他的军官和亲兵也放心不少，没有闹事反倒配合明军指挥俘虏们上船——他们心中都清楚，如果闹事会给恩主带来麻烦，而且根据惯例和一般的逻辑，如果军官和亲兵公然表示不在乎老长官的死活，那将领也就没有拉拢的价值了。正如清廷对冯双礼的预想处置一样，只有在他的部下表现恭顺时，庆阳王才可能得到善待，这是一种双方都心里有数的交换。
明军确实不像汉八旗说的那样杀人不眨眼，莫怀忠和他的同僚、部下们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不但能吃饱还有营地住。上船后，明军只派了一小队监视分队来，而让俘虏们自行负责内部的管理——反正周围都是明军的战舰，船上的俘虏也没有武器，他们的将领也在明军手中，如果聪明的话就不会生事。
这条船上的上百俘虏都呆在甲板下，而莫怀忠和负责的明军军官呆在船首——作为军官，明军不但没有把他绑起来，把他监视起来，反倒允许他呆在船甲板上观看两岸的风景散心，奉命登船监视俘虏的陪同明军军官甚至还会回答莫怀忠等人的问题，为他们讲解周围的地理以及成都、叙州的风土人情。
逆流而上的时候，不时有货船与明军舰队擦身而过，在明军恢复对江面的控制后，大量停滞在綦江的明军商船急速南下，每条经过的商船上的水手都会向他们的商道保卫者发出大声的欢呼声，有一队盐商的盐船经过时，押送的掌柜还亲自在船帮边擂鼓，而同行的帐房们则在边上敲锣。
看到这么多商船后，莫怀忠和他的同僚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们从大同出发时被告知，成都的邓名匪帮和虁东闯贼一样，不过是一股流窜的山贼。山贼该是什么样，山西绿营还是心中有数的，可这次与明军遭遇后，发现他们与山贼完全不同。而现在他们更是看到了遮蔽江面的如云战舰，还有连天接地的商船船队。
至于商船上水手的表现，更是大大出乎绿营的意料，他们在家乡的时候，父老也很少会这样热烈地向他们发出欢呼声。
第五十五节 俘虏（下）
沿途见到的商船队给山西俘虏的印象很深刻，像莫怀忠这种绿营军官知道这意味着成都的明军远比汉八旗宣传的要强大得多，至少从保宁到重庆的一路上，山西绿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船。上次李国英的水师从嘉陵江倾巢而出时，曾让这些山西兵惊叹过。但和成都水师一比，清军水师显然就算不上什么了。
当然莫怀忠不知道，现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大部分江船都属于邓名所有，下游的船几乎已经被邓名和张煌言分光了。除了邓名一些关系户手里的漕船外，长江两岸的商家都加起来也没有几条船好用——清军因为各种需要不断地征用民船，而船到了清军手中，自然会被邓名定义为敌军的装备而理直气壮地抢走、用各种理由要走或是毁于战火……清军因为军事和运输的需要就继续征用民船，然后又被明军抢走，最后就是清军和百姓手里都没有什么船了，船都到了明军这边了。
除了战争外，还有自然损耗，而由于明军把船工要走了，长江中下游的造船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少清朝地方官注意到船厂总是会引起明军的注意和攻击欲望，他们自发地摧毁了很多治下的船厂，以确保自己的辖区不遭到明军的攻击。
另外，北京清廷开始推行禁海令，正在有系统地摧毁沿海地区的造船业，这给了长江船运业以最后的猛烈一击。
现在成都正受到劳工荒的折磨，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遇到了同样严重的船荒。明军返回四川后长江航运不但没有恢复，反倒因为拥有大量船只的明军的离开而陷入更可怕的航运断绝中，货运的费用暴涨，比起两年前也就是郑成功第一次攻入长江前涨了二十余倍。有南京或是南昌背景的商家还好，比如剿邓总理衙门可以用崇明岛的船队来运输货物，而没有背景的商行正开始大量的亏损和倒闭，商业萎缩之快，比邓名前世清廷颁布禁海令后还要迅速。
因为对明军的雄厚实力的惊奇，莫怀忠等人更多地向监视他们的官兵或者说陪同的明军询问成都的情况，他们得知自己会被首先送到叙州，然后再转送成都。至于具体的安排，明军军官保证任何一个肯努力工作的人都会衣食无忧——明军军官的用词是发财致富，但莫怀忠他们都不信，他们认为大部分俘虏如果能在明军的军屯中做一个屯丁，得到温饱就算很走运了，所以自动地把明军军官的保证理解为他们可以获得农奴的地位。
无论是从山西还是陕西征发来的无甲兵，被俘以后只能认命，去明军的军屯中种地。这些被征发的民夫无法活着返回家乡是正常的情况，其中最幸运的人也许会被某个军官看重成为披甲兵，其余的人如果能活下来，一般都是安排到某处军屯去屯垦；披甲兵返回家乡的可能性也极小，除了战争以外，疫病对披甲兵和无甲兵一视同仁。若是莫怀忠能活到战后，大概会被改编为四川的屯驻绿营——既然没有人认为战争会短期内结束，这些从山西抽调的绿营也就不太可能还乡了，宣大那里也不会长期为他们保留位置而是会招募新的官兵。
现在摆在莫怀忠面前的问题不是该不该为明军效力，而是如果恩主不被邓名重用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在其他将领的手下为明军效力。大部分莫怀忠的同僚都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如果在其他将领的手下，他们不会得到信任，只会被当做炮灰和替罪羊使用。正如其他将领不会信任莫怀忠他们一样，邓名也很难无条件地信任他们的恩主，这样根据忠诚链的规律，莫怀忠他们在理论上几乎不可能进入顶端为邓名的忠诚链系统。
“都被俘虏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莫怀忠心里一阵阵悲凉，他提醒自己，俘虏能够保留一条命就不错了。恩主没有死，自己的命也还在，无论希望多么渺茫，总算是还能去军屯活下去，将来说不定会遇到什么奇遇。或是自己的恩主有什么机缘得以在邓名的忠诚链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那时他肯定还会想起自己这样的老部下的。
现在莫怀忠最痛恨的莫过于汉八旗，孙思克胡乱指挥，把山西绿营当炮灰，见势不妙就率先逃走了；而让莫怀忠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倒霉的不仅他们一家，并肩作战的甘陕绿营一样没能跑掉，当初替明军劝降的那个甘陕绿营的军官好像是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