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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制度？
为了鼓励那些有特长的学生，善良的人们提出并建立了保送生制度，保举那些成绩优秀或有特长的学生直接读大学，以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消除应试的片面性。可是，2000年发生在湖南隆回一中的作弊事件震惊了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高考保送制度的看法。隆回一中评选的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是假的，其中一名被学校推荐的学生离专科最低分数控制线还差100多分。
在日益追求公正与效率的今天，原本出于好心而建立的制度却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制度错了吗？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
经济学家奥尼德·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两个原则：激励相容原理和显示性原理。好的制度也应该满足这两个原则，下面我们就用故事解释一下。
好的制度必须能够鼓励人们说真话。老师为了惩罚那些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让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举手，如果对举了手的学生惩罚太重，那么下次就没有人会再说真话；而如果惩罚太轻，又会诱使更多的人不做作业，因此老师必须在要求说真话和不偷懒之间作一个折衷。
好的制度还要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所著的《犯人船》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17901792年间，英国政府将流放澳洲的犯人交给往来于澳洲之间的商船来完成，经常会发生因商船主或水手虐待犯人，致使大批流放人员因此死在途中。后来大英帝国对运送犯人的制度稍加改变，流放人员仍然由于澳洲商船来运送，只是运送犯人的费用要等到犯人送到澳洲后才由政府支付给商船，仅就这样一点小小的改变，几乎杜绝了犯人死于途中的事情。
好的制度能鼓励人们增加社会的总体效率，使人们开发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当然，在一个社会当中，不同人所需要的激励不一样，对制度的要求也不一样，激励制度的合理性、适合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通往奴役之路
说到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就不得不提计划制度与市场制度。
虽然，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可是这个问题在半个多世纪前，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看作是一个“超级厂商”，每一个工人都被指派到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由各级部门的看得见的手来监督和指挥，工人被直接告诉去干什么，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引导，这里没有价格的指引，市场价格并不存在。
但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并且进一步说，计划体制的经济运行效率低的根源在于组织管理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经济的运行就如同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里弦乐演员并不知道管乐演员会如何演奏，需要有认真周密的排练让每个人熟悉自己在什么时间演奏什么样的音符，并且在现场还需要有指挥的统一调度，当然每个演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影响演奏的结果。
然而，当某个演员的乐谱出现调整的时候，这将带来复杂的工作，因为这样的信息必须通知给乐队的每位成员，而且每个人可能都需要重新排练，因此在交响乐团中使用价格机制是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高额的交易成本。
尽管人们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提出来以后，但是，第一个认识并描述这个问题的人是弗·冯·哈耶克。
哈耶克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富争议的经济学家。这位曾经在奥匈军队服役过的军人，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1944年，哈耶克用他那饱含对人类的忧思之笔，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这本书的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首版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因为当时纸张紧张，出版社的印量竟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后来一度曾在苏联的要求下停止刊印，一些计划经济国家更是长期将此书列为“禁书”。
哈耶克更历数了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认为计划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并且，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在计划体制下，“最劣者爬得最高”，因为企业管理者的收入和升迁，并不仅仅取决于业绩，而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说了算。因此，企业家的行为与其“眼睛朝内”，还不如“眼睛朝上”。在我们耳闻目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不能不承认，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都不幸被哈耶克一一言中了。
哈耶克坚信，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他用了一个最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富人得势的世界”，而另一个是“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在哈耶克看来．一切类型的计划经济都是集体主义，结果必将一塌糊涂。
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哈耶克与世长辞，他的墓碑上只有一行字：弗·冯·哈耶克18991992。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解释最深刻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这位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用历史学的眼光透穿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他从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经济持续几个世纪快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却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的问题。
原来准备进入法学院学习的诺斯，因为二战的爆发，不得已开始了三年的海员生活，持续不断的阅读使得诺斯树立了要成为一位经济学者的目标，不过紧接着，诺斯面临着一个抉择：成为一个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
诺斯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那一天起，他就清楚自己要走的方向，探索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与贫困，尽管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意外的旅程，但诺斯矢志不渝。
诺斯比较了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制度，进而指出，英格兰有比较稳定的财产权，而西班牙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没收财产；英格兰有《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西班的议会很少发挥作用。制度的差异使得英格兰迅速发展成为领导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原本发达的资本市场却遭受到相对的停滞。诺思的研究告诉人们，率先的制度创新，就好像率先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一样，可以得到超过平均利润的社会回报。
诺斯深刻地指出，产权和制度的执行必须依赖于政府，而政府通常又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对落后制度路径依赖的轨道。这种没有政府不行，而有了政府也未必能办好事的两难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它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在诺斯看来，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常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政府作用的结果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停滞。
有人会说，如果想发展经济，只要学习先进国家的制度就行，似乎这样的想法没错，可是结果未必理想。今天的马里照抄了法国的商业法，但经济却一塌糊涂，后来人们发现，当法国处在马里发展相当的阶段时，法国并没有商业法。
锁眼现象
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到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制度的执行还需要制度文化作为基础。排队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非正式制度，但如果对违反规则者的制裁不严格，那么遵守规则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有时候社会舆论虽然起到监督的作用，但在监督力不强的时候人们会选择不排队或插队的做法，现在我们看到在银行、机场等地方，排队制度已经由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
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制体系。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紧挨宫殿处有一座磨坊。磨坊低矮破旧，与高大威严的宫殿很不相称，实在是大煞风景。威廉一世开始只想买下磨坊然后拆除，以免有碍观瞻，但与磨坊主多次协商不成，就拿出国王的权威，强行拆除了磨坊。没有料到的是，磨坊主是个倔老头，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威廉一世败诉，必须将磨坊“恢复原状”，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给磨坊主造成的损失。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威廉一世重建磨坊，并赔偿了老头的损失。 今天，那座磨坊还矗立在波茨坦行宫旁边，成为德国司法和法治的象征。
有趣的是，制度似乎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被她看上，你很难逃出。
美国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轨距是4英尺8。5英寸，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源自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英国人是美国铁路修建的指挥者。而英国铁路是从电车车轨中脱胎而出的，但电车车轨为何采用这一标准呢？原来最先制造电车的人是制造马车的，他们把马车的标准直接搬过来了，但这一标准又是谁订的呢？
真正的答案是古罗马军队。古罗马军队最早设计战车时，选择了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为标准，因为这更有利于战车的驰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屁股会决定了铁轨的宽度。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锁眼现象”。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会对这种制度产生某种依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制度自我强化的现象。
专业的说法是，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制度能够在某一方向上不断繁衍复制。就比方说，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电话，那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足够多的人有电话，那么你有电话就有意义了，进一步，如果还有人想和你们通话，他就必须拥有同样模式的电话。
如果处于这样一个行业，一旦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就被你锁定，如果他要转移到其他产品，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比如微软的产品，因此WPS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微软，还有每个消费者的习惯。所以，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繁荣的产业，对于所进入的企业而言是幸运的；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衰败的产业，对于此产业中的企业来讲是一种痛苦。
“锁眼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路径依赖。简单的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稳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正是依赖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而今天这些往日的优点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日本的经济衰退，人们最终发现是体制的问题，路径依赖的问题。相比而言，美国人就幸运多了，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与它的制度灵活有密切的关系。
是球员，还是奴隶？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最普通的人也明白，雇员拥有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雇员的同意，他们不能被从一个公司卖到另一个公司。
但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在着奴隶制度，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奴隶市场，这绝非骇人听闻的事情，它就在我们眼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一针见血地说：“FIFA就是最大的奴隶市场，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口买卖，买来穷国的运动员再把他们卖到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