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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时，也有的宰相唯唯诺诺，每逢大事，不置可否，只知随声附和。如权德舆就属于这一类。李绛与李吉甫常在宪宗面前争论，权德舆居中不发一言，谁也不得罪。宪宗非常鄙视他，不久就免了他的宰相。
宪宗一朝，无论是同藩镇的斗争，还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转机，虽不能同前期相提并论，但在唐后期算得上是最好的局面，这与他能任用李绛、裴度等一代名相有很大关系。
在其他官员的选用上，宪宗也注意不拘一格，任人唯贤。在宪宗的臣下中，左拾遗元稹善指陈朝廷得失，宪宗嘉纳其言，时常召见他；白居易作诗规讽时事，传入禁中，宪宗大为赏识，召为翰林学士；给事中李藩知无不言，皇帝的制敕有错误也敢指正，宪宗择他为宰相；翰林学士崔群谠直无隐，受到宪宗高度信任。
由于宪宗能知人善任，故而当时人才济济一朝，杜黄裳、李绛、裴度为其运筹划谋，总举大纲；李愬、高崇文、李光颜等为其南征北战，平定各地；杜佑、白居易、韩愈为其舞文弄墨，草制诏敕。唐后期人才之盛，莫过于宪宗。
由于宪宗注意随时采纳众言，避免了许多过失。如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有人在宪宗面前进谗言说，大臣郑絪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互相勾结，泄露朝廷机密。宪宗很气愤，但他没鲁莽行事，而是先让李绛谈谈自己的看法。李绛知郑絪为佳士，劝宪宗不要听信奸臣挑唆，详细查明原委，一大冤案得以避免。
在宪宗的鼓励下，甚至有的大臣敢于据理力争，抗旨不遵。元和八年，有一僧人鉴虚，以财货结交权贵，受藩镇贿赂，横行不法。御史中丞薛存诚将其拘禁。权贵宦官们都争着为他求情，宪宗也因得过他的好处，欲释放他，遭存诚拒绝。后宪宗又派宦官到御史台宣旨，存诚坚持不放人。他回答宪宗说：“陛下一定要释放此僧，请先杀臣，不然，臣期不奉诏！”宪宗不仅不怒，相反嘉奖了薛存诚，罪大恶极的鉴虚终被杀死。
由于宪宗能够采纳众言，择善而从，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以兼听而不偏信，明辨是非，大臣也敢于直陈己见，宪宗不仅成功地完成了一统藩镇的事业，而且君臣之间感情融洽，激发了朝臣们为国效力的忠心，因此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大有中兴唐朝的气势。
唐后期有许多帝王，或昏庸无能，受人左右；或聚敛财富，纵恣声色。真正务实勤政，励精图治者，也得算上宪宗。在他前期，致力于收拾当时天下残局，为恢复唐朝的一统江山运筹谋划，召见群臣，处理万机，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寻欢作乐。
在一班朝臣的辅佐下，宪宗改革了一些弊政，使当时的政治初步走上轨道。如唐后期，诸道官吏进京，都要送财物给皇帝，以巴结皇帝，求得升迁。元和三年，宪宗下令，诸道官吏来京，不得进奉。知枢密使刘光锜奏请派使者到各地颁布这个诏令，想私自分割这些进奉，翰林学士裴垍、李绛反对派使，主张通过驿站传递。刘光锜说这是以前的旧例。宪宗也看透了他的心思，不耐烦地说：“以前旧例对，就照着做，不对，为什么不改过来！”
对各地因战乱，灾荒而造成人民的灾难，宪宗也表示一定程度的关心。即位之初，他曾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察官吏臧否，百姓疾苦，结果潘孟阳到处游宴纳贿。宪宗马上免去了他的度支、盐铁副使之职，并把这件事时刻记在心里。元和四年，南方旱饥，宪宗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贫民。临行时告诫他们说：“朕宫中用帛一匹，皆有账薄，惟救济百姓则不吝啬。卿等应深识朕意，勿效潘孟阳专事饮酒游玩。”
后来，他又批准李绛、白居易的奏请，诏令天下：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民生。在同藩镇的斗争中，对受藩镇残害的百姓一概进行安抚。诛灭镇海李锜后，有司请求籍没李锜的家财，以输京师。宪宗从李绛奏请，以李锜家财代替浙西百姓当年的租赋。宪宗前期，国家没有统一，政府财政困难，为筹措军费，宪宗也曾聚敛财货，但他并没有用于供自己挥霍。
三、晚年昏乱被弑丧命
前期的唐宪宗，可算得上一个有道明君。可惜他在完成了自己的辉煌功业之后，忘乎所以，逐步骄奢放纵起来，信用群小，拒谏饰非，大兴土木，求神仙长生之术。
平定淮西吴元济是宪宗政治上的转折点。元和十三年，宪宗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将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认为淮西初平，不宜营缮太多，希望宰相裴度劝谏宪宗。裴度代为转奏，宪宗大怒，将二人贬官。又命疏浚龙首池，筑承晖殿，自此土木之役日趋增多。宫中所费也越来越奢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盐铁转运使程异多次向宪宗进羡余（官员以赋税盈余献给皇室的财物），以供费用，宪宗则提拔二人为宰相。消息传出，朝野惊骇。裴度、崔群极陈此二人资性狡诈，盘剥百姓，克扣军饷，天下共愤，要宪宗收回成命，宪宗非但不采纳，还指责二人为朋党。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相贡献，元和进奉之弊愈演愈烈。
这些财富都是官吏们通过刻剥百姓、贪污中饱得来，而宪宗来者不拒，受之不愧，且贪婪无厌，胃口越来越大。
唐宪宗自以为功成名就，也就失去了那种信任群臣，从谏如流的作风。转而喜欢那些取媚阿谀自己的侫臣，对指责自己失误的忠直之言越来越感到不顺耳了。自引皇甫镈、程异入相后，裴度、崔群等正臣逐渐被疏远，最后被排挤出朝。皇甫镈得宪宗宠信，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裴、崔二人是宪宗后期的名相，宪宗依靠他俩平定淮西，补偏救弊，成就了自己的功业。自二人去后，一班奸佞群小围绕在宪宗周围，政事日坏，朝廷黑暗，朝野上下，对奸臣所做所为人情汹汹，个个切齿。而宪宗本人已听不进他的臣民的呼声了。
宪宗晚年，也喜欢起神仙长生之术来。有功德史奏报，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佛骨”，宪宗派宦官率众佛生迎至禁中，供奉三日，然后在京师诸佛寺巡回供奉。在他的带动下，掀起了一股迎佛骨的佛教热潮。王公士民解衣散钱，争相供奉施舍，至有倾家荡产者。刑部侍郎韩愈上书表示反对如此推崇佛教，被贬为潮州刺史。
宗正卿李道古与皇甫镈勾结，说山人柳泌能制长生药，宪宗大感兴趣，把泌召来炼药。柳泌又进言说天台山有神仙，多灵草。宪宗信以为真，任他为台州刺史。群臣劝阻无效。
到元和十五（公元820年）年，宪宗因服金丹，性情日加躁怒，左右宦官稍有不顺意，即遭责打，至有因此而死者。宦官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宦官陈弘志发难，宪宗被弑，宦官将其死因隐讳，对外宣称药发。从此，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操纵。宪宗葬于景陵，谥“神圣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
第二百零六章 穆宗李恒
一、藩乱复起不可收拾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其第三子太子李恒在宦官梁守谦、韦元素、王守澄等人的拥立下登基，是为唐穆宗。第二年改年号为“长庆”。唐穆宗当政的四年中，各地藩镇卷土重来，全面反叛，朝廷中朋党之争、宦官专权的局面愈演愈烈，唐朝的政局越发不可收拾。
穆宗初即位，藩镇屏息，天下安宁，可穆宗一上台，政局马上起了根本的变化。穆宗即位的元和十五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暂摄军务，上书朝廷，请派遣节度使。新旧节度使更替，往往是关系到藩镇以后是归属中央还是据地自立的关键时刻，穆宗本应慎重考虑，选择称职者就任。但穆宗昏庸，竟派田弘正前去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曾两次征讨成德，双方成仇多年，成德军士怎么会服从他的管辖呢？尤其是当时不仅地方节度使可以随便脱离中央，其手下的骄兵悍将稍不如意就杀掉或者驱逐节度使的现象，也已司空见惯。派田弘正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左金吾将军杨元卿曾进言穆宗，认为这样用人不当，穆宗却一意孤行。
田弘正自率魏博镇归附中央以来，一心顺服朝廷，这次由魏博调任成德，虽明知有危险，但还是服从调动。为了防止意外，带了亲兵2000名前去赴任。而朝廷却不供应这部分人的粮草。弘正四次上表请求，判度支崔倰毫无远见，性情执拗，认为不宜开此先例，故迟迟不报，弘正只好将2000名亲兵再遣回魏博。
此时穆宗又下诏，以钱百万缗赏赐成德军，负责供给的度支没有及时运到，本来成德军士就怨恨田弘正，这样更怀疑是他扣押了朝廷的赏赐，更加愤怒了。
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湊一直在密谋作乱，因惧怕田弘正的2000名亲兵未敢发难。亲兵一被遣回，王庭湊便利用军士的怨恨情绪，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杀田弘正及僚佐、将吏、家属等300余人，然后四出攻掠，陷冀州，进围深州，要挟朝廷封他为节度使。
穆宗既不了解天下藩镇的形势，也不懂得如何处理中央与藩镇的矛盾，又不肯听取臣下的意见，只知饮酒酣宴。幽州节度使刘总，因生平酷杀，晚年悔恨，向朝廷辞职准备做和尚去，行前上奏德宗，把幽州分为三道，一道委任给平卢节度使薛平，一道委任给京兆尹卢士玫，一道委任给宣武节度使张弘靖。德宗毫无主见，照准办理，权臣崔植、杜元颖又偏向张弘靖，便把瀛、莫二州交给卢士玫管领，其余全由张弘靖统辖，对朱克融等幽州悍将也不予安排，仍命他们回卢龙受张弘靖驱使。张弘靖到卢龙后，一反幽燕节度使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传统，作威作福，扰乱百姓，扣留朝廷赏赐，裁减军士粮晌，又鞭杖侮辱士卒，结果引起兵变，朱克融被推为节度使，寇掠附近州县。
由于上述严重的失误，使本来已经停熄的河北战火，重新燃起。自此兵衅一开，唐朝再也没有力量收复了。
穆宗下令调集魏博、横海、河东、义武等诸军17万余人，以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进讨河北。
裴度在宪宗时曾督诸军讨平淮西，有将相大略，但此时已非讨淮西可比。宪宗时对他专信不疑，现在却处处力不从心。因朝中有翰林学士元稹、知枢密魏弘简从中作梗。二人深怕裴度成功，重新入相，凡裴度所筹划军事，千方百计破坏、掣肘，昏庸的穆宗专听二人的谗言，裴度即便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
当初，宰相萧俯、段文昌以天下太平，理应裁军为由，怂恿穆宗密诏天下车镇，每年100人中减员额定8人，以减少军队的数额。结果许多士兵失去军籍，落籍军士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而诸车镇兵少，临时召募，全是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到前线后，不仅各地节度使有宦官作监军，领偏军的将领也有宦官监阵，将领不能独力处理军务，一举一动都要由朝廷授以方略，且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监军们还把骁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