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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赵匡胤按计划率兵出城。当天下午，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刚安顿好，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宣称自己看见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了。
当晚，赵匡胤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石守信和王审琦掌管好京城内外大门。次日天刚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赵普、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在门外将校的阵阵呼喊声中将赵匡胤拥出寝室。只见将校们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未来得及回答，一件象征着天子黄袍的黄色上衣就披在了他身上，众将校统统跪拜，高呼“万岁”。
事不宜迟。赵匡胤当即接受拥戴，宣布军纪，随之火速回师开封，在早已等候多时的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局势。事已至此，柴宗训再也无计可施了，只得召集百官，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了的“禅位诏书”，“应天顺人”，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
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这样他也就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历史上则按他死后的庙号称其为太祖皇帝或宋太祖。
二、黄袍加身稳定臣民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登基后的宋大祖“车驾初出”。随行的卤簿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行彳散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他们本来都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比肩多年的同事，想不到现在却要毕恭毕敬地跟在他的步辇之后做臣民，心中难免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到这里就有些杂乱了。更糟糕的是，沿途所有的楼台亭阁不但挤满了居高临下的看客，而且这些楼阁大都挂着帘子，总让人感到这帘子的背后藏着些什么。
果然，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彳散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步辇的背后还跟着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哩！
宋太祖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后周旧臣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依据这一方针，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浦3位旧相继任。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二月才将3人罢相，范质于同年九月病逝。范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请求谥号，这说明他一直还有一种留恋旧朝、愧对前君的复杂情绪，但这种情绪既没有发展为对新王朝的公开敌视，也没有导致他与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辞官归田），这又不能不归因于宋太祖的优待笼络政策。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不是所有的周旧臣都被笼络了。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宋太祖派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前往征讨李筠，战幕正式拉开。但宋军刚刚出发，李筠就由潞州攻占了泽州，大有西下太行的可能。与此同时，北汉又出兵南下，声援李筠。正在局势日益严重之际，又传来了扬州李重进准备起兵响应李筠的消息。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死时，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实际上是与宋太祖分掌内外禁兵的。李筠举兵反宋的消息传到扬州后，他决定从扬州起兵响应，南北夹攻，于是派翟守珣前往李筠处联络。但翟守珣却偷偷来到东京，将此事报告给宋太祖。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宋太祖果断地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李重进既然追随李筠起兵，说明他可能只是为了富贵，而并不一定像李筠那样想做天子。故可考虑向他颁赐“铁券”，以示永保富贵，誓不相负。同时让翟守珣速回扬州，编造假情报，双管齐下，尽量延缓其起兵的时间；二、以皇弟赵匡义及赵普、吴延祚留守东京，宋太祖本人亲自出马征讨李筠，以求速战速决。临行前，宋太祖对赵匡义说：“此行，若朕胜则不言，万一不胜，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五月，宋太祖由东京出发，渡黄河，进太行山与石守信等部会合。太行山区路陡坡险，乱石嵯峨，宋太祖亲自带头搬石开路，将校及士兵自然更是人人争先，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不久宋军就越过太行，大败李筠于长平。六月，攻占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
经过短暂的休整，同年十月，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征服了扬州李重进，宋初的“二李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了，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闰三月，他以忏悔的口吻对大臣们说，自己这一阵子“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太不应该了。看来稍有醒悟。紧接着这年六月又发生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才变得清醒起来。
这年六月甲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些听到消息的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时，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宋太祖大概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于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宋太祖哭着答应道：“一定按您的吩咐办。”于是由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提到的所谓“金匮之盟”。但也有史家认为“金匮之盟”是宋太宗授意下的杜撰之说。
尽管从感情上说，宋太祖对将来帝位的传弟而不传子不免有些难以接受，但政治家的理智告诉他，太后的这种用心良苦的安排决非杞人忧天。宋王朝作为梁、唐、晋、汉、周5个短命王朝之后的第6个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噩运。
在太后逝世后的次月（七月），皇弟赵匡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匡义此时虽未封王，但任开封尹已隐然有让他继位的含义了。这不但是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举向臣僚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
不过，这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措施。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朝代更替，不暇稍息的现象，与其说是因为皇帝太弱，不如说是因为臣属太强。特别是那些领兵大帅，依仗手中的兵权，篡位弑主，易于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固，宋太祖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收夺禁军将帅的兵权。“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日晚朝后，宋太祖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便宴招待他们。酒到半酣，宋太祖慨叹道：“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做天子也太难了，远不如做节度使时快乐。自做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一听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有二心？”宋太祖说：“那也未必！纵使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皇帝怕也不行吧？”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只得请皇上给指一条路。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你们为何不释去兵权，买上一批好田宅，为子孙们留下一份产业，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活地过完这一辈子呢？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这该有多好！”石守信等人很感激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密，这么长远，真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般！”第二天，他们都上书称自己有病，不适宜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十分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做节度使。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不再设置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这三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给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皇帝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也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三、南北用兵统一全国
五代十国末期，人们要求结束分裂战乱，实现安定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