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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虮鹛堑摹!笔拢18岁的赵煦亲政,开始正式行使他的皇权了。
这时,朝野内外都在观望着局势的变化,翰林学士范祖禹连上几道奏章,要求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疏上之后,哲宗连理都不理;而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说:“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希望能研究新法以成继述之道。”哲宗却立刻召见了他,问他先朝旧臣谁可任用,杨畏举章淳、安焘、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还讲了神宗建立法度的本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请求召章惇为相。哲宗很是信从,当下就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夫,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这些任命全是哲宗直接发布的,连常规程序都没经过。
不久,哲宗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从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十数日间,变法派分子接踵回到了朝廷,章惇被任命为宰相,曾布、蔡卞等也分任要职。褒崇王安石、追复蔡确字职,恢复元丰新法,重修《神宗实录》等诏令相继颁行。元祐大臣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其官职都被剥夺或追夺干净,以文彦博为首的30余人被列为司马光的党羽贬罢出朝,吕大防、刘挚、刘安世等人被安置到了最荒僻的地区加以编管,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也受到严厉的责罚,高太后的亲信宦官梁惟简、张士良、陈衍等人也被编配到了远恶州军。胸中郁积了9年之久的怨气终于得以伸张,哲宗志得意满。
哲宗和皇后孟氏的关系起初就不太融洽,后来哲宗另有所爱,与孟氏更见疏远了。哲宗宠爱的是一个姓刘的御侍宫女,此人姿色超群,明艳冠于后宫,而且能诗善文,才艺出众,整天在哲宗身边侍候起居,奉承备至,遂得专房之宠,地位逐步提高,由美人升为婕妤。赵煦不但在后宫与她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外出也时常带在身边。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九月,哲宗祭祀明堂,斋宫中的生活就由刘氏侍奉,祭祀结束后,哲宗又带她去大相国寺游玩,且用教坊奏乐,惹得汴京百姓群出观看。刘氏如此得宠,少不了有些趋炎附势的朝廷大臣前来拍马,蔡京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专门写了4首诗奉承她,内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之语,意思是既盛称刘氏的美貌,又祝愿她早为皇上生个龙子。宦官郝随也成了刘氏的心腹。刘氏恃宠成骄,神气起来,连皇后也放不进她的眼里去了。
可巧,孟皇后所生的福庆公主这时又生起病来,孟皇后的姐姐颇懂医道,她给公主连用几药,均不见起色,着急之下便拿来了道士的治病符水。孟皇后吃惊地说:“姐姐不知道宫中禁严,与外面不同吗?”连忙命人收藏起来,等哲宗来后,孟氏向他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哲宗说:“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孟皇后当着哲宗的面把符子烧掉,只道不会有何后患,哪知此事开端了谣言,郝随等伺机向哲宗进谗,说皇后咒诅宫廷。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九月,哲宗降诏说:“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废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将孟氏打入冷宫。刘氏认为中宫大位非己莫属,不料,哲宗却生怕自示偏心,不敢当即应允,便把皇后的位子虚悬着,几年未曾继立,刘氏只是晋封一级,升为贤妃而已。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八月,天遂人愿,刘氏果真为哲宗生了一子,取名曰茂,寓“人丁茂盛”之意,哲宗大喜过望,即在九月诏立刘氏为皇后,满以为这下该名正言顺了,不想又有臣僚抗疏谏阻,邹浩说:“祖宗大德甚多,陛下不去遵行,却单单效法坏处,只怕少不了要遭后世谴责了。”哲宗变了脸色,但并未发火。第二天,章惇朝见,一个劲地斥责邹浩狂妄,哲宗也觉邹浩多嘴,确实可恶,就下令将他除名,羁管新州。尚书右丞黄履说了句:“邹浩犯颜纳忠,不应发配死地。”也被罢职,出知毫州(今安徽亳县)。月底,哲宗御文德殿册皇后,百官仪仗班列于庭。
哲宗既得龙子又将心爱之人册为皇后,自然要欢天喜地庆贺一番,岂料皇子赵茂出生才两个月就不幸生病夭折,哲宗遭此打击,悲痛万分,竟也生起病来,多方医治,均觉无效。元符三年正月初八,驾崩于福宁殿,终年25岁,在位15年。葬于永泰陵。庙号“哲宗”,谥号“宪元迹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帝”。
第二百七十七章 徽宗赵佶
一、浪子当朝宠奸任佞
宋徽宗,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母为钦慈皇后陈氏。宋元丰五年生,南宋绍兴五年卒。终年54岁。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初八日,哲宗驾崩的当天,向太后(神宗皇后,当时宫中惟她地位最高)垂帘,哭着对宰相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没有儿子,谁来即位,事关重大,应尽早确定下来。”又说:“申王眼有毛病,不便为君。还是立端王佶好。”章惇抬高了嗓门说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话音未落,知枢密院曾布从旁冷笑着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怎么如此独断!皇太后的圣谕极是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齐声附合说:“合依圣旨!”向太后说:“先帝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且很是仁孝,不同于其他诸王,老身立他,也是秉承先帝遗意哩。”章惇势单力孤,不敢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端王赵佶入宫,即位于柩前,权力的交接至此乃告完成。
赵佶因生来健壮的缘故,神宗赐名曰“佶”,“四牡既信”,取其壮健之意。他的母亲陈氏,开封人,出身于平民之家,自幼颖悟庄重,十几岁上被选入宫,充当神宗身边的御侍,开始并无什么位号,生了赵佶后才进封为美人。陈氏对神宗的感情极其深厚,神宗死后,不久她就病死,当时赵佶才刚刚4岁。
赵佶周岁之时就授为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进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封端王,并开始出宫就学。
宗室亲王日常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史籍,但赵佶对这些不很爱好,倒对笔砚、丹青、骑马、射箭、蹴鞠,甚至豢养禽兽、莳弄花草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书画方面,他显露出了卓越的天赋。
赵佶天资甚高,却并没有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端谨庄重的性格,相反,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逐渐养成了轻佻放浪的脾气。他的密友王诜可以说与他趣味相投。王诜字晋卿,是英宗和宣仁高太后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驸马,论理应是赵佶的亲姑夫。此人放荡好色,行为极不检点,家中姬妾成群,还常出入烟花柳巷,公主根本管不住他。公主得重病,他竟当着公主的面和小妾胡来,气得神宗曾两次将他贬官。像这样一个人,赵佶却同他打得火热,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篦,正赶上赵佶在园中蹴鞠,高俅在旁候报之时,连声喝彩,赵佶招呼他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卖弄本事。赵佶大喜,即刻吩咐仆人:“去向王都尉传话,就说我把篦子和送篦子的人一同留下了。”从此对高俅日见亲信,颇加重用。
然而赵佶在向太后眼里却是另外一种模样,他对向太后极其敬重孝顺,每天都到向太后居住的慈德宫问安起居。因他聪明伶俐、孝顺有礼,所以向太后对他钟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诸王,在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将来立谁为帝的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
赵佶被推上权力的顶峰之时,已是18岁了。章惇等人可能觉着这位轻佻浮浪的新皇帝未必可靠,就奏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说皇帝年龄不小了,不便再由母后干政。赵佶对向太后立已本来感激不尽,此时也哭拜在地,乞求不已。向太后只好答应下来。赵佶在公元1100年登大位,是为徽宗。
徽宗对向太后起先是言听计从的,这不仅出于对向太后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取得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向太后听政6个月就还政引退了,徽宗则继续调和革新和保守两派,改元建中靖国,意思是要“中和立政”、“调一天下。”而且他为了改变一下自己轻佻浮浪的名声,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俭戒奢的姿态,他退还百姓王怀献给他的玉器,还放走自己在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元符三年三月,还因即将出现日食下诏求直言,表示要虚心纳谏,俨然有一副励精图治的样子。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正月,向太后死后,赵佶的“绍述先圣”,重行变法的意向更加明朗。不久,大奸臣蔡京被召回朝廷,担任了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首先建议,重修神宗朝的历史,为变法张本;恢复绍圣年间根究元祐大臣罪状的安悖、蹇序辰的名誉,为绍圣翻案。1102年,徽宗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不久,韩忠彦罢相,曾布也被蔡京排挤出朝。七月,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
徽宗衡量官员好坏的准则只有一条,就是看他的言行是否顺承符合自己的意旨。尽管他也曾对手下人的吹牛拍马,偶尔有过清醒的认识,觉着不一定一味地说好话就是忠臣。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赵水使者赵霖从黄河中捕得一只长有两个头的乌龟,献给徽宗说是祥瑞之物。蔡京说:“这正是齐桓公小白所说的‘象罔’,见之可以成就霸业。”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唱反调说:“头岂能有二!别人看了都觉害怕,只有蔡京称庆,其心真不可测!”徽宗命人将龟抛弃,说是“居中爱我”,遂提拨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然而毕竟还是好话听起来顺耳,蔡京就因为会说好话,会顺着徽宗的意愿办事,才得到格外宠信。徽宗在位25年,蔡京任相24年。中间虽曾三次被罢,但旋罢即复,表明徽宗离不开这个马屁精。
徽宗倚为股肱的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等人无一不是极善谀媚的奸佞之徒。不过,徽宗是个昏而不庸的皇帝,他虽然宠信奸臣,但最高决策权却是一直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在这方面,他确实继承并极度扩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办法,最突出的就是天下之事,无论巨细,全得秉承他的“御笔手诏”处理。原先负责讨论、起草诏令的中书门下、翰林学士被他一脚踢开。蔡京等贵戚近臣要想办什么事情或干求恩泽,也全得先请徽宗亲笔书写,然后颁布执行。有时徽宗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宦官杨球代笔,号曰“书杨”。对“御笔手诏”,百官有司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便是“违制”,要受到严惩。政和(公元1111~1118年)以后,就连皇宫大内的事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像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
二、雅好艺术崇信道教
“太平无事多欢乐”,这正是徽宗的人生哲学,再加上蔡京、蔡攸父子俩,一个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一个说:“皇帝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蹉跎,韶华易失,何苦操劳忧勤,自寻烦恼?”徽宗更觉着应该及时行乐的好。
蔡京为徽宗提了个口号,叫做“丰亨豫大”,形容的是富足隆盛的太平安乐景象。徽宗认为要丰亨豫大,就必须先把朝廷、宫室以及其他各种场面都搞得富丽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