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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无定制热衷分封
13世纪初期的蒙古族仍旧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蒙古贵族对被征服地区土地与财富的掠夺是无限制的。他们主张把先进的中原农业区变成牧场，中原地区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窝阔台继位之后，为了安定中原局势，曾任用耶律楚材于1230年进行了一系列剥削方式的改革，主要用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改变蒙古贵族的杀掠政策与不时需索。中原人民生活稍有好转。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窝阔台以失吉忽秃忽任中州大断事官，总领中原汉地诸道以后，中原人民重又回到水深火热之中。
到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治”的局面已十分严重，人民困敝已极，只有武装反抗这惟一出路了。面对这一局势，登基伊始的蒙哥在1251年下令，凡是贵由汗死后，诸王滥发的扰民令旨牌符，一律全部收缴；今后有关各省的财政事务，未经与宫廷官员磋商，任何人不得发布文书；除成吉思汗特免的木速蛮、也里可温、和尚、道士外，斡脱、官员人等均应按其财产交纳贡赋；汉地人民按贫富交纳不同的税额。然而，蒙哥上述一系列令旨不过是一般的应急措施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他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管理燕京行省，结果是旧弊未去，新弊又来。比如蒙哥确立的包银制度，牙剌瓦赤等人倡言把包银改为正式税收，每户征银6两。由于汉地官员的力争，才改为4两，其中2两可以用实物折纳。由于缴纳不起，人民逃亡者日趋增多。
为控制中原，蒙哥命弟弟忽必烈管理中原汉民地区。忽必烈从小受汉文化影响，故推行汉法。然而，蒙哥却反对忽必烈在中原地区执行的汉法试点。1257年夺回了忽必烈控制的地区。
蒙哥在统治方式上也基本保持了其祖父、伯父的统治模式。成吉思汗用来鼓励其兄弟、子侄们进行侵略战争的一句口头禅是：“取天下，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就把蒙古百姓及土地、牧场分封给了他的诸弟、诸子。由于所征服地区民族、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分封诸王都有极大的独立性。大蒙古帝国出现分裂趋势。
蒙哥继位之后，为了挽回大蒙古国的逐渐分裂，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利用曲出之子失烈门与贵由之子脑忽、察合台之孙也孙脱企图推翻蒙哥汗权的事件，将三王遣发到汉地军前从征，并将窝阔台领地瓜分数块，分别授予窝阔台的后人，用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使他们任何人也无力对抗中央。此外，蒙哥对诸王领地权做了一些限制，规定诸王驰驿最多允许乘3匹马，远行也不准超过4匹；诸王不得擅自征招民户等。
在贵由执政时期，由于赋税差役过分沉重，人民纷纷逃亡。蒙哥继位之初，为了保证蒙古统治者和贵族的剥削收入，支持巨大的行政、军事开支，补充兵员，于1252年重新编集户口，搜括各地漏籍与寄居的逃户，增加户口20余万。在重新编集户口之后，蒙哥仍重蹈窝阔台的覆辙，按照蒙古传统的“共享”习惯，在宗室、贵族中进行一次权益的分配和赏赐，分别赐予驸马及军将、功臣共近两万户。1253年，为了把全国的权力控制在拖雷系宗族的手中，蒙哥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分封。使得大蒙古国的分裂日趋严重。
三、南征北战死于沙场
蒙古贵族十分热衷于对外战争，因为战争可以给他们带来巨额的财富。蒙哥继承汗位后，大蒙古国的周围顿时又战火四起。
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蒙古大军已相继征服了波斯的大部分地区，在东部伊斯兰世界中仅有亦思马因派统治的木剌夷（在今伊朗）和哈里发统治的报达（今巴格达）尚未征服。蒙哥继位之后，派遣其弟旭烈兀征讨木剌夷和报达，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抽出十分之二从征，还从汉地征发炮手、火箭手千人，由著名攻城能手郭侃率领，随军出征。镇戍波斯的拜住军、怯失迷儿（今克什米尔）的塔亦儿拔都军亦听旭烈兀调遣，阿母河行省供应军需。1252年七月，先锋怯的不花率12000人先行；1253年十月，旭烈兀统率主力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发。1256年六月，旭烈兀率诸军四路并进，围攻亦思马因教主鲁克奴丁所在之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十一月，鲁克奴丁被迫出降。蒙古大军三路并进，开庆元年（公元1258年）一月，抵达报达城郊，30日完成了对报达的包围。二月十日，哈里发率众出城投降，旭烈兀下令屠城。
与此同时，蒙哥又开始了对于南宋的战争。蒙宋对抗始于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的洛阳之争，此后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从1235～1250年，蒙古军分路进攻南宋，先后占领了襄阳、樊城、郢州（今湖北钟祥）、成都等战略要地，但先后又被宋军收复。蒙哥继位之后，命令皇弟忽必烈镇戍漠南汉地，并负责征服南宋。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在漠南汉地先后奏置了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革除弊政，广泛屯田，以为经久之计。在积极备战的同时，忽必烈又分析了蒙宋双方的战略布署，认为南宋有长江为屏障，襄、樊等城市易守难攻，蒙军极难得手。于是，向蒙哥提出了先取大理以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年六月，蒙哥命忽必烈率军远征大理。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广西西部和四川南部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的一些地方。忽必烈在对大理的军事行动时，煞费苦心，一改自古在西线用兵必经四川中部和南部的汉源一线的惯例，率军绕过这条古道，由甘肃临洮出发，经今甘、川、藏边界人烟稀少的高山峡谷之地，绕道两千余里抵达金沙江畔，长驱直入大理国都。忽必烈对大理军事行动的顺利完成，就形成了对南宋王朝的合围之势。同年12月，忽必烈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大理，自己班师北返。
对南宋的战略包围既已完成，蒙哥毅然决定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荡平南宋王朝。1257年春，诏令诸王、诸将出师征宋，在正面战场上布置了左、右两翼大军。蒙哥对忽必烈已有戒心，故解除了他的兵权。九月，蒙哥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漠北和林，亲统大军南下入蜀。同时，又命令已由大理进入交趾的兀良合台引兵北上，与正面的蒙古左、右翼两军形成对南宋的南北夹攻之势。蒙哥此次军事行动的计划是在攻下四川后，顺江东下，三路大军会师鄂州（今湖北武昌），然后南下直捣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1257年秋天，蒙哥率40000右翼军突入四川，塔察儿亦率左翼军包围了樊城。塔察儿只热衷于掳掠财物，恣情享乐，军纪十分涣散，在此后的一年多战争中，竟一城未取，寸功未立。蒙哥不得不再请忽必烈重统左翼军马。而蒙哥亲率的右翼军于次年四月兵驻六盘山，七月入大散关，至汉中，开庆元年（1259）初进逼四川重镇合州。二月，蒙哥亲统大军围攻钓鱼山，并切断了南宋援助部队与合州的一切联系。宋守将王坚毫不畏惧，率领合州军民依靠钓鱼山险要地形奋勇拒守，致使蒙军连攻5个月不克。六月初，蒙哥看到合州久攻不下，暴躁不安，亲临钓鱼山前沿阵地督战，结果为炮石所伤。七月，蒙哥死于攻宋前线的大军之中。
蒙哥汗在位共9年，终年53岁。死后同其祖父、伯父一样被埋葬在起辇谷中。追谥为“桓肃皇帝”，庙号“宪宗”。
第三百二十六章 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
一、尊崇汉法革除弊政
元世祖，元朝第一代皇帝，又称薛禅皇帝，名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宪宗蒙哥汗弟。母亲圣太后，怯烈氏。南宋宁宗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生，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卒。终年80岁。
早在漠北潜藩（非以太子而登基者，即帝位前的所在称为“潜”）时期，年轻的忽必烈就稍显锋芒，同大批中原汉族士大夫取得了密切的联系。由于战乱，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北去，又加之忽必烈对中原有识之士的征召，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使得忽必烈的思想意识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兄弟的方向发展。
忽必烈在漠北和林时，汉僧刘秉忠就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主张，并将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整饬赋税，采用汉法，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南宋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另一汉族知识分子怀化（今属山西）人赵璧也奉召来到忽必烈的府下，赵璧曾跟随金末著名文人李微、兰光庭学习，颇通儒术，很受忽必烈的信用。通过他们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已颇为了解。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文化，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后来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原为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
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六月，蒙哥继承汗位，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中。为了把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即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次年，忽必烈又得到关中地区作封地。
但是，忽必烈所面临的漠南地区绝非遍地珠宝、富庶繁荣，而是一片横遭兵燹破坏、苛政盘剥的焦土。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采取了赤裸裸的直接抢掠。窝阔台继位之后，掠夺形式有所改变，他任用耶律楚材进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代替旧的蒙古贵族杀掠式的和无限制的不时需索，以便保持在汉地的统治。1230年初行税法，小见成效。但由于蒙古贵族的反对，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到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治”的情况更为严重，时人许衡认为，由于虐政的压迫，人民困敝至极，眼看就要到聚而为乱的地步了。蒙哥登基伊始，颇有革除积弊之势，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征争，这些改革措施很快就瓦解了。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人们为了逃避债务催逼，纷纷逃亡，使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面对“汉地不治”的情况，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习汉法的朱金官僚、知识分子，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州（今河北邢台），金朝时8县共有80292户。在蒙古贵族入侵之后，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民户已急遽下降到五七百户。忽必烈决定以邢为试点，派脱兀脱、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州。3人到邢州后，同心协力，洗涤蠹弊，革除贪暴，务在安民，不到一个月，户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对治邢的成效大有感触，更加器重儒士，逐步委以重任。又派杨惟中、史天泽、赵璧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
当时在漠南汉地，由于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经常发生。宪宗的断事官牙剌瓦赤、不只儿等，一天内竟判决28人死刑。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妄杀无辜，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