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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夺领地司法权也是世祖削藩的一个重要内容。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廷禁止诸王私自断决民间狱案，杜绝诸王滥刑扰民。领地内的重要案件需监察官介入审理，即使是诸王位下的人命案往往也由元廷裁定。这样，诸王领地的司法权也不复独立存在了。同时，世祖又从税收、领民关系、食邑官任命等方面，削夺诸王在食邑的实力基础。至元初年，元廷将数额增加一倍的五户丝改由路总管征集，中书省关支。后五户丝户的仓银逐步收归朝廷。
世祖上述的一系列削藩措施，加之在削藩过程中借平叛之机先后肢解了几个势力雄厚的诸王领地，就逐渐使诸王食邑特权仅限于享用五户丝和荐举达鲁花赤等方面，诸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大大地减轻了。
汉人世侯是蒙古南下征讨过程中所形成的割据势力。蒙古统治者要在中原地区建立长久的统治，就不能不依靠中原地主阶级的支持。成吉思汗时就较为注意网罗对自己有用的统治人才。木华黎时更注意争取汉人地主武装，凡纳土归降者，即命为当地长官，仿照金制授予诸如行省、领省、都元帅、副元帅以至州尹、县令之类。而且按照漠北制度，所命之官均许世袭。汉人地主武装头目逐步掌握了蒙古统治区的地方政权，在管辖境内，既统兵，又管民，可以自己任命下属官吏，征收赋税，处理刑狱，而且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专制一方。其中势力最大的有西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璮等，各操重兵数万，占地方圆二三千里，俨然春秋时的诸侯，唐代的藩镇，当时通常称他们为“世侯”。这些“世侯”渐渐形成了与中央集权的离心力，构成了对元廷统治的严重威胁。中统三年二月初三，李澶乘世祖发动争夺汗位的战争之机，发动了军事叛乱，后被打败。东平万户严忠范、真定万户史天泽没有依例将被俘的李璮献给忽必烈，而是擅自将其肢解枭首示众。
李璮的叛乱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加剧了蒙古贵族对汉人的疑惧心理。世祖借机迫使汉人世侯交出实权和军权。史天泽首先带头交出兵权，以表示对世祖的忠诚，其他汉族世侯纷纷效仿；世祖则对史天泽等擅杀李璮之事置之不问。世祖又因势利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解除除真定董氏之外地方军阀的兵权；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治制度；废除诸侯世袭，实行迁转法；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督汉军；实行易将制，使将不擅兵；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这些措施的实行，彻底削除了汉人世侯的势力，使中央集权大大地牢固起来。
世祖确定了“以农桑为急务”的施政方针，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系列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首先，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专管农业生产的机构。中统二年，设立劝农司，以姚枢为大司农，并向数州委派了劝农使。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设立大司农司，任命了一批巡行劝农使。同时，在大都、上都及各地设置了许多营田提举司、屯田总管府、农政院、劝农管田司等行政机构，管理屯田与农桑事务。其次，限制牧场侵占农田，禁止牲畜损坏庄稼。再次，实行屯田。历经长期的战争浩劫，由于人民大量逃亡，使不少地方人烟稀少，土地大量荒芜，针对这种情况，忽必烈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利用镇戍军士开荒屯田和募民实边屯田。元初屯田政策的实施，开垦了大量长期荒芜的土地，减轻了人民负担，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四，加强、完善水利、农具和农业生产技术。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忽必烈对此十分重视。中央设有隶属于大司农司的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中统四年，世祖又命礼部尚书月合乃大举冶铁，一年输铁103。7万斤，铸造农具达20多万件，基本保证了农民对农具的需求。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世祖下诏将大司农司编定的《农桑辑要》颁行全国，后又出版了王桢的《农及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
世祖一系列劝农政策的实施，使遭受宋、辽、金、元200多年战乱破坏的中原、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迅速提高，为元朝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世祖承认和提倡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兴办学校、大量征用汉族儒生学者、保存颁刻典籍及制定蒙古新文字方面。世祖于南宋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二月在其分地京兆内任命宿儒许衡为京兆提学，广设学校。在即位后的第二年，世祖又下令设立诸路提举学校。至元二十五年的统计表明，全国各地所建立的学校达24000余所。至元四年四月，世祖在上都重建孔子庙，从而确立儒家思想在元朝的统治地位。
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汉法的同时，世祖为了取得蒙古贵族们的支持及受其部族与阶级利益的影响，继续保留了许多蒙古旧制，如采邑制、蓄奴制等。
蒙古贵族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世祖还继承和推广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分化政策是民族压迫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祖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4等；第一等是蒙古人，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钦察、唐兀、秃八、阿速、畏吾儿、回回、乃蛮等；第三等是汉人，又叫汉儿、乞塔、札忽歹，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较早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和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等；第四等是南人，又叫蛮人、新附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民。
世祖不仅头脑中仍存在有旧的蒙古草原贵族的思想意识，保留了许多蒙古旧制，而且在其晚年穷兵黩武，肆意挥霍。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世祖为宣威海外，连续5次派使去日本劝谕遣使来朝，均被镰仓幕府坚决拒绝。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世祖怎肯罢休，至元十一年、至元十八年先后两次大举入侵日本，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对安南（今越南一带）关系中，世祖因安南国不肯投降，于至元二十年、二十四年先后两次派兵入侵，但遭到了安南军民的顽强抵抗而被迫退回。
至元三十一年春，世祖逝世，葬起辇谷。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
第三百二十七章 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
一、次子为储母宠得位
元成宗，又称完泽笃皇帝，名铁穆耳。是世祖之孙。父皇太子真金，母徽仁裕圣皇后，弘吉烈氏。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生，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卒。终年43岁。公元1294～1307年在位。
铁穆耳的父亲真金，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次子。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而立之年的真金被立为皇太子，但他对忽必烈重用阿合马等权臣不满，与忽必烈有很深的隔阂。至元二十二年，因被诬阴谋夺位，真金忧郁而死，这时铁穆耳已长大成人，率兵平定乃颜余党的叛乱，镇守北部边境。真金之死，对年逾古稀的忽必烈打击很大，使他在重新确定继承人的问题上格外慎重，一拖就是8年。一直到1293年，忽必烈正式册封孙子铁穆耳为“皇太子”，授与他“皇太子宝玺”，并派宠臣玉昔帖木儿辅佐铁穆耳，坐镇北境。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病逝，各宗室诸王会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议立新君。铁穆耳得到使臣禀报，奔赴上都。此时，虽说祖父生前指定他为皇位继承人，但如不经过参加忽勒台（诸王大会）的诸王、贵戚的推选，就不能继位，而且大哥甘麻剌常年在漠北领兵，镇守要塞，拥有较大的势力，又是忽必烈长孙，继承皇位也有充分理由。几天后，不甘心帝位旁落的甘麻剌也匆忙赶到上都，并得到了一部分诸王、大臣的拥护。但他们的母亲伯蓝也怯赤（阔阔真）向着幼子铁穆耳，决定拥立铁穆耳。她取得了重臣玉昔帖木儿和伯颜的支持。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由伯蓝也怯赤主持忽勒台大会，选举新皇。玉昔帖木儿对甘麻剌施加压力，甘麻剌见势，料定不是弟弟的对手，忙表白愿为新皇效力，仍领兵镇守漠北。与此同时，伯颜得到中书右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的支持，手执长剑，声色俱厉地宣读先王遗诏，力陈铁穆耳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众人胆颤心惊，不敢反对。四月十三日，在诸王、大臣的簇拥之下，铁穆耳登上皇位，是为成宗。这时他30岁。
二、内承祖制外修友邻
成宗是在权臣和母后的拥戴下登上皇位的。在用人方面，他基本上保留了世祖晚年当政的原班人马。世祖晚年起用的中书右丞相完泽和平章政事不忽木仍任原职，朝中之事，成宗一般采纳他们二人的意见。辅佐登极的伯颜和玉昔帖木儿分别被授予太傅、太师之职，但不久二人相继去世。
为了争取蒙、汉儒臣的拥戴，成宗下诏崇拜孔子，在京城建起孔子庙学，选名儒雅士担任学官。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起用深受儒学熏陶的哈剌哈孙担任中书左丞相，大德七年，完泽去世，哈剌哈孙继任为中书右丞相。
成宗在任用蒙、汉儒臣的同时，也学着祖父的样子，用色目官员管理财政。上台后几年政治相对稳定。
在对外问题上，成宗即位后下令停止对外用兵，恢复与周围各国的睦邻关系。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四月，成宗派礼部侍郎李衎等人诏谕安南，敦睦国交。大德三年，他又遣普陀山住持和尚宁一山乘商船出使日本，此后，元朝与安南、占城之间，使节往来不绝，中日双方的民间贸易也比较活跃。成宗当政期间，元朝与缅甸的关系十分密切，大德元年，成宗册封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甸国王，又在缅甸与云南之间，开辟了驿路。
元朝前期，诸王叛乱一再发生，忽必烈虽成功地平定了阿里不哥、乃颜等人的叛乱，但在西北边境，察合台汗国的海都、笃哇等人长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