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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集权铲除功臣
建国以后，朱元璋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以改革旧制、建立高度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宏伟事业。
朱元璋的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地方机构开始的。元朝地方设置的行中书省，是从中央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职官的设置同中央中书省一样，掌管着一个省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地位显赫，权力很大。实际上一个行中书省，就是一个独立小王国。想当年，朱元璋还在奉小明王为主的时候，也做了几年江南行中书省的平章（丞相），所以他对设置行中书省的弊端看得最深切。
在一番准备之后，朱元璋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下令废除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其权力范围也只限于民政和财政，按照皇上的意志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共设13个布政司。同时，地方上还设置了管理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三个机构彼此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同时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指挥。
实现了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之后，朱元璋又开始集中精力对中央政府机构实行改革，首先是总揽天下政事的中书省。本来中书省在中央的各个权力机构当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又负有统率百官之责。这样君权与相权、皇帝与丞相的矛盾最易激化。明初的第一任左、右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为人处世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皇上朱元璋形成大的矛盾冲突。但相位传给胡惟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胡惟庸是定远人，是开国第一号功臣李善长的女婿。他依仗着李善长这个后台当上了左丞相，在朝中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官员升降、生杀大事，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请示；朝野内外的报告，凡对自己不利的全扣下来；想做官、升官的人，失意的功臣、武将，都奔走他的门下；收受金银、绢帛、名马、玩物不计其数。他四处网罗自己的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组织自己的小集团，打击异己力量，称霸于朝。
胡惟庸如此胡作非为，不仅必然危及明王朝的安定，而且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也必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朱元璋下决心寻找机会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以巩固皇权。一天，胡惟庸的儿子乘马车在南京城里招摇过市，不小心从车上跌下来摔死了，胡惟庸将车夫私刑处死。朱元璋知道后，十分气愤，他非要胡惟庸偿命不可，胡惟庸请求，向车夫家人赔偿金帛以了此事。朱元璋坚决不准。胡惟庸听了十分紧张，遂坚定了起事政变的决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入奏，诡称其住宅中井出醴泉，请朱元璋去观看。朱元璋好大喜功，信以为真，也就匆匆驾出西华门。他正行进中，突然内使云奇冲上跸道，拦住车马，慌忙中一时几不成声。朱元璋以为不敬，即令左右侍卫棍锤乱下。云奇右臂顿时被砸断，但他仍用左手指点胡惟庸的宅第。朱元璋猛悟，急忙返驾登城，远远望见胡惟庸宅第中绕有兵气，以此定胡惟庸谋逆，立即发羽林军逮捕胡惟庸，将其抄家灭族。同时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提高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上负责。并且规定，后代皇帝不得再立丞相，大臣中如果有奏请再立者，处以重刑。
胡惟庸被诛后，朱元璋顺藤摸瓜，借题发挥，将那些行为跋扈的、心怀不满的、危及皇家统治的，都统统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案株连蔓引，先后持续了数年。前后共杀掉了官员3万多人。连位居“勋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77岁的李善长，及全家70多口人也一起被杀。
朱元璋在继废中书、罢丞相之后，又对中央监察、审判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原先，中央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改为都察院，下设13道，110名监察御史。其职权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的；或是贪污舞弊，心术不正，变乱祖制的，都要检举弹劾。
这些监察御史本来只是七品官，但在朝可监察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是代表皇帝出巡，小事立断，大事可直接报告皇上裁决。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整顿，朱元璋的皇权确实是强化了。但皇帝的政务也随着繁重起来了。过去政务有丞相协助，现在朱元璋一人独揽大权，事无巨细，从清早到深夜，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政务和批阅文件上，就是吃饭他也在想着政务，每想到一事，就顺手写在纸上，别在衣服上。有时事情记得多了，纸挂得满身都是。
政务的纷繁使朱元璋喘不过气来，长此下去，不是皇帝身体要累垮，就是延误军国大事。为此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以帮助朱元璋来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以备顾问。昔日的忙乱现象逐渐改观了。
朱元璋发迹于红巾军，称帝后自然特别重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原统领全国军队的是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便于洪武十三年，在废中书省的时候，把大都督府也一分为五。设立了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统全国军队。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帅军队的权力。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发生战事需要指挥调动军队时，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颁布调兵命令。战事结束后，军归卫所，主帅还印。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乱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了。不过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不放心。后来他又采取分封藩王的制度，把他的儿子分别封到各重要城镇去做亲王，用以监视控制各地的军事将领。这些分封的藩王按规定都配有护卫兵，少者有3000人，多的可达19000多人。他们还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将领们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
随着朱家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现在成了新王朝的新显贵。他们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在个个弹冠相庆之余，有的渐渐骄横放纵起来。
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10数人，威望都很高。蓝玉作战非常勇敢，立有赫赫战功，官封凉国公。他自恃功劳大，便骄傲起来，恃势横暴。他家里私蓄奴婢假子有数千人之多，到处敲榨勒索、霸占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官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政府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
这些勋臣宿将们的腐化堕落，不仅严重地妨碍了朱元璋统治效能的提高，而且有功高震主之嫌。为了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开始对蓝玉这些功臣展开了无情的镇压。
1393年，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得此信即命锦衣卫发兵掩捕。朱元璋亲自审讯，继交由刑部锻炼成狱。蓝玉被砍头，并抄斩三族。凡与蓝玉有接触的朝臣，列侯均坐党夷灭。蓝玉案先后诛杀15000多人，把军队中功高位显的元勋宿将，几乎一网打尽。
除胡惟庸、蓝玉两案外，所剩无几的功臣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赐死、鞭死或砍头。徐达被朱元璋列为开国功臣第一，他生背疽，这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在他病重时偏偏赐蒸鹅给他吃。徐达知道皇帝是在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蒸鹅。没有几天，徐达就辛酸地离开了人世。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
这样，功臣宿将能够善终的寥寥无几。只有汤和这个和朱元璋同村长大的放牛娃，知道老伙伴现在对老臣宿将不放心，就主动交还兵权，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才保住了终身。
朱元璋对采取这种杀功臣立威，以猛治国的策略巩固自己统治的做法，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但在他行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曾下令后人不准学习。他说，这套办法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在他之后，大明朝能尽快步入封建法制的轨道，尽快出现一个繁荣安定的局面。
四、发展屯垦减轻赋役
朱元璋在对政治实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的同时，在大明王朝辽阔的版图上全面展开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工作。
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征战，朱元璋双手接过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生产大倒退的烂摊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是啼哭呻吟的流民，到处是哀鸿遍野，饿殍满路的凄凉景象。杭州是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名城，为后来南宋的京都。元代时人口曾达百余万，且是元末破坏最轻的地区，但元末人口死亡也达十之二三。江南如此，江北更甚。唐宋时代的繁华盛地扬州，待朱元璋部将廖大亨攻取时，城里只有18家居民。新任知府因旧城空旷难守，只好在西南部截下一个城角，筑起城墙，权作扬州府城。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理解百姓的苦难，面对着这种残破衰败的局面，他即位不久，就召见各地来朝的府州县官，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才种下的树不可摇撼一样。现在必须让老百姓“安养生息”。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有些权贵勋戚家的奴仆多达数千人。元末农民大起义，虽然有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仍有相当一些农民在战乱中沦为豪强地主的奴隶。为此，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刑一百，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荒而典卖为奴的男女，由政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河南布政使司曾赎回开封等府民间典卖的男女达274人。
同时，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而且禁止40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20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出家3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返为民，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增加了。
朱元璋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元末农民起义，由于地主逃亡，人口减少，留下了大量荒地。明朝建立后，为尽快开垦这些荒地，朱元璋采取了计民授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