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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在路上，他才慢慢透露了消息。出于对他好心的感激，家属告诉他这次谋杀是牧师和表弟12年来宿怨激化所造成的最终结果。牧师自身也是个有钱人，因暴力和贿赂而恶名远扬。
24小时之后，当地警方逮捕了这名税务稽查员，以谋杀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牧师的表弟也在指控他的证人之列，但是巴拉弗兰卡村庄的人民和被害人家属却都保持沉默。让税务稽查员得以庆幸的是，政府当局得到了关于此案的密报。税务稽查员被释放时，真正的凶手早就躲了起来。
听说这段插曲一周之后，弗朗凯蒂和松尼诺来到位于西西里南部海岸的阿格里琴托，这个小镇以古老的希腊神殿而著称。弗朗凯蒂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他在那儿听说的另一件事。一位妇女向警方收取500里拉的好处费，透露了两名罪犯的信息。两名罪犯和当地黑手党头目勾结，该头目握有政府修路合同的大量股份。拿了钱之后不久，妇女在狱中关了十年的儿子就被释放回村了。儿子接到了当地黑手党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详细讲述了他母亲的所作所为。他找到母亲，要钱买新衣服。母亲闪烁其词，他被激怒，摔门离去。过了一会儿，他带着表弟回来，两人在母亲身上捅了十刀——他捅了六刀，表弟捅了四刀。然后他们把尸体从窗户扔到大街上，这才甘休。
在西西里岛旅行时，弗朗凯蒂和松尼诺还见识到了人们对于“黑手党”一词的困惑不解，人们听说“黑手党”一词已经有十年了，但是这种困惑似乎怎么也解不开。两人在西西里岛待了两个月，在此期间采访到的每个人对这个流行词汇似乎有着不同的理解。似乎每个人都在指控别人是黑手党分子，一些地方的当局也被迷惑了。正如一名意大利宪兵中尉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们的那样：“黑手党是一个极其难以定义的东西。你必须在桑布卡生活，才能了解黑手党为何物。”
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弗朗凯蒂解释说，让他感到非常困惑的是，他发现最令人担忧的状况并不是发生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落后、罪恶、寸草不生的西西里岛内陆，而是在巴勒莫附近的柑橘林。表面上，这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蓬勃发展的产业中心：“每棵树都受到精心照料，好像它们是珍贵的植物标本。”弗朗凯蒂写道。但是，这些最初的印象很快就会被这里毛骨悚然的凶杀、恐吓事件所改变：“听了这些传闻之后，橘子树、柠檬树的花朵似乎开始散发出一股尸体的味道。”在这种现代的背景下，肆虐暴力的存在与意大利统治者怀有的一个信念背道而驰：经济、政治、社会进步应该同步前进。弗朗凯蒂开始怀疑，他如此推崇的公正、自由的原则“会不会只是精心策划的演说，来掩饰意大利无法治愈的疾病。它们似乎只是涂抹在尸体上面的一层亮光漆而已”。
这是一种凄凉而又令人费解的现象。但是，莱奥波多·弗朗凯蒂在思想上不仅勇敢而且还很固执。他对亲自插手解决国家问题充满热忱的信心。一想到外国人似乎比意大利人还要了解西西里岛，他心里就升起了一种民族耻辱感。经过对这片土地及其历史不厌其烦的研究，弗朗凯蒂逐渐克服了心中的疑问和混乱。他拿出一份关于黑手党生意的记录，记录证明黑手党的生意相当系统化。西西里不是一片混乱；相反，它的治安问题有其内在的现代合理性。弗朗凯蒂认为，这座小岛已经成为“暴力产业”的发源地。
弗朗凯蒂对黑手党起源的叙述从1812年开始。当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占领了西西里岛，开始了废除封建主义的进程。封建制度建立在土地共同所有制上：国王把土地托管给贵族及其子孙；作为回报，贵族的私人军事力量准备随时为国王效力。在贵族的势力范围内，即他的封地上，他的话就是法律。
在封建主义废除之前，长期以来西西里的历史充满了外来君主和封建领主的斗争。君主想让中央获得更多的权力，封建领主则抵制君主对他们庄园的干涉。在这场拉锯战中，通常是贵族们占优势，部分是因为西西里多山的地形和恶劣的交通设施使中央政权无法不让领主们为所欲为。
贵族们享有的特权范围很广，而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奴仆们行礼时亲吻封建君主一只手的惯例直到1860年才正式由加里波第废除。在那之后很多年，“阁下”这个本是用于称呼统治西西里的西班牙贵族词汇适用于任何有地位的人（这些习惯在西西里很流行，不仅限于黑手党）。
封建主义的瓦解不仅只是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权力争斗的规则，虽然这种瓦解是缓慢的（封建领主的势力是逐渐减弱的，最后一批大庄园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倒台）。封建主义结束之后，想要争取长期变化的势力被释放了；开展产业市场的法律前提条件也已具备。就这样，庄园里的一块块土地可以允许自由买卖。并且，如果通过购买得来土地而非世袭，那么还要缴纳土地税。这是一项必须好好利用的投资。西西里岛迎来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通过投资获利，而混乱的社会秩序则使投资带来风险。没人愿意购置新机器或是置办更多的土地去种植经济作物，如果这些机器和作物存在被竞争者偷窃或恶意破坏的风险。在取代封建主义之后，现代政权就应该对暴力享有垄断权，并且垄断发动战争、惩治罪犯的权力。现代政府占有暴力垄断权之后，为商业的繁荣营造了有利环境。封建贵族手下装备落后、骄横无礼的私人民兵团是该消失的时候了。
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发展的关键原因是国家已经悲惨地沦落到与这种理想状态渐趋渐远的地步。之所以国家靠不住，是因为1812年之后它没能取得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封建贵族的权力大到可以向中央政府的法院和警方施压，迫使他们服从当地领主的意愿。更糟糕的是，现在认为自己有权力使用暴力的不只是贵族们而已。如弗朗凯蒂所言，暴力现在已经“民主化”了。随着封建主义的瓦解，许多人想通过不正当手段大捞一把。一些封建领主的保镖现在也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他们组成匪帮，在乡间游荡，地主们或是恐惧或是与他们同谋，给他们提供庇护。被叫做“二领主”的可怕的管理人经常租赁地主的一些土地，他们也善于使用暴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巴勒莫，工匠协会要求得到使用武器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可以上街维持秩序（强行抬高价格或进行勒索）。
现代政府机构在西西里各省份的小镇建立起来的时候，一群群集武装犯罪团伙、商业企业、政治派系于一身的团伙迅速组织起来抢夺战利品。官员们抱怨，他们称作“帮派”或“党派”的这些人——有时候他们只不过是拥有枪支的大家族——使西西里很多地区无法管理。
国家还建立了自己的法院，但是很快就发现法院受制于任何强硬、组织性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人。甚至连警察也贪赃舞弊。警察不再把犯罪情况上报，而是在盗窃犯和受害人之间做掮客，调停或迫使他们达成交易。例如，盗牛贼不用再通过一大串的中间人将偷来的牛倒卖给屠夫，而是只需找当地警察队长调解就可以了。警察队长会安排盗牛贼将牛归还给牛的主人，同时安排牛的主人给盗牛贼一定数额的钱作为回报。自然，他自己也会从交易中捞到一部分好处。
西西里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畸形，在这里法律就像土地一样可以被分割或者私有化。弗朗凯蒂认为，西西里正处在一种穷凶极恶的资本主义竞争的魔掌之中。在这个暴力市场中，经济、政治和犯罪之间只存在概念上的区别。在这种形势下，想做生意的人无法依靠法律来保护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暴力成为任何企业的重要资产；使用暴力的能力和拥有投资资本同样重要。事实上，弗朗凯蒂认为，在西西里暴力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本。
在弗朗凯蒂看来，黑手党分子是暴力资本家，这些专家发展了当今堪称市场上最精密的商业运作模式。在老板的领导下，黑手党团伙把暴力“投资”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以此来敲诈保护费并获得垄断经营权。他称这种运作模式为暴力产业。弗朗凯蒂如是写道：
［在暴力产业中］黑手党老板……充当资本家、导演和管理者的角色。他对犯罪活动进行集中管理……他调节劳动与义务的分配，同时在工人中间整治风纪（和从事其他产业一样，想要连续获得丰厚利润，纪律在此必须得到强调）。黑手党老板需要审时度势，决定是要使暴力行动暂时廷缓，还是要使其更加凶猛。他必须依据市场情况调整策略，决定执行哪些行动、剥削哪些人、采取哪种形式的暴力。
在西西里，有经济或政治野心的人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武装起来，要么出钱雇佣暴力专家即黑手党分子保护自己，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倘若弗朗凯蒂今天还健在的话，他或许会说，恐吓与威胁附属于西西里经济中的服务行业。
弗朗凯蒂似乎把自己看作了犯罪生态系统方面的查尔斯·达尔文，给我们讲解了西西里犯罪盛行的环境中的生存法则的观点，他的观点很有洞察力。然而他的说法使西西里听起来完全是个特例。实际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尤其在其发展初期，都有其暴力血腥的一面。即便在弗朗凯蒂如此仰慕的英国也曾有暴力资本家。例如在18世纪40年代的苏塞克斯，半军事团伙通过走私茶叶为自己和客户攫取了高额利润。他们贿赂海关人员，直接对抗军队，将持械抢劫作为副业，由此造成法律秩序的崩溃。一位历史学家曾在描述18世纪20年代的英格兰时，认为英格兰类似于一个香蕉共和国〔※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是一个经济体系属于单一经济（通常是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政治上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特别是对那些拥有广泛贪污和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国家的贬称。通常指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小国家。〕，它的政客们惯于耍弄各种伎俩，充当赞助人，任人唯亲，有组织有规模地掠夺政府的税收。弗朗凯蒂的分析也由于他不相信黑手党是一个歃血为盟的秘密组织而具有其局限性。
《西西里岛的政治形势》出版后，受到敌视和漠视，许多西西里评论家痛斥作者的无知偏见。这种恶劣的反响一部分是弗朗凯蒂自己造成的过失。首先，他提出的解决黑手党问题的建议既奇怪又武断：西西里人在如何治理自己的岛屿上毫无发言权。弗朗凯蒂甚至认为，西西里人的世界观是扭曲的，因为他们赋予暴力一种“道德价值”，并视诚实为不道德的行为。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人们之所以姑息黑手党分子只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恐吓，不知道该信任谁而已。
于是在弗朗凯蒂有生之年，这篇关于“暴力产业”的先锋之作并没有引起巨大反响。发表了他在西西里的研究成果之后，他回去继续做一名普通议员，但是他并没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驱使他于1876年调查黑手党的那种阴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导致了他最终的死亡（甚至他的朋友也觉得他对祖国的热爱有种阴暗和偏激的色彩）。一战期间，他由于觉得自己没在祖国需要的时刻被任命要职而备受煎熬。1917年10月，意大利在卡波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