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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老板开始解释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审查是否批准接纳韦罗加入秘密组织的提案，这一秘密组织的成员称自己为“兄弟会”。在提示下，新人会人韦罗说明了他在科莱奥内发起的社会运动是如何捍卫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老板对这一解释很满意，他警告说，任何不能保守组织秘密的人都会面临危险。
韦罗被要求重复兄弟会的效忠誓言，然后伸出右手，被人用针刺破拇指。流出来的血被涂到那张骷髅头上，然后再把它烧掉。在火焰的光亮下，韦罗挨个儿和每个黑手党分子交换兄弟吻。他被告知，在介绍自己是兄弟会成员的时候，他要触摸自己的牙齿并抱怨牙痛。现在他已经正式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家族的成员了。
成为一名黑手党党徒，伯纳迪诺·韦罗远不是一名典型的“法西”领袖；留下一份他是如何加入黑手党的书面记录，在当时的黑手党人会者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韦罗的故事——直到他被谋杀后才为人所知——即便如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翼作家以困惑的怀疑主义态度对待这份记录，并不只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存在黑手党入会仪式这样的事情。在“法西”运动兴起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黑手党分子恐吓谋杀无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工会领袖——数目如此之多，以至于看起来黑手党存在的真正目的就是打击农村工人阶级组织并使其屈服。然而在意大利农民社会主义源头这里，一名社会主义英雄却与黑手党结交。
从科莱奥内黑手党的角度出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会接纳韦罗人会。“君子”从来不会直接抵制任何变化——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变化往他们想要的方向引导——1892至1893年间的局势变化莫测。“法西”最终可能会把农民变为西西里乡村的一股新兴力量，可能会改变土地的占有和耕作方式；或者他们可能会失败，被重新吸收进当地的政治帮派。和黑手党沆瀣一气的二领主不确定是该反对“法西”还是利用他们从地主那里获得更好的租赁条件。黑手党接近“法西”领袖是为了确保无论未来局势怎样，它都能保持自己的势力。
黑手党对政治意识形态抱有一种沉着、不择手段的态度。它没有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有的只是策略。机会主义是其最高价值。因此，任何社会、政治运动，不管是何种立场，都从一开始注定不会不受到黑手党势力的影响。黑手党的不择手段甚至还涉及它自己的传统。人会仪式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神圣的仪式，甚至也不像许多黑手党党徒自己所想的那样。如果吸收一个人人会比收买或威胁他更容易、风险更小，那么高级老板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举行必要的入会仪式。
结果，“法西”就不得不时常注意防止黑手党的渗透。一些当地团体甚至在组织章程中规定，禁止已知的黑手党分子加入。之所以这样规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接纳黑手党分子加入“法西”，政府人员将会很高兴地找到借口，以他们不过是犯罪团伙为由去镇压农民组织。结果证明，一项政府调查显示，“法西”在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避免违法犯罪者混入队伍的方面是极为成功的。
然而，在有些地方“法西”领导阶层与黑手党之间有一种可怕的亲密关系，比如科莱奥内。农民首领和黑手党头目在同一个政治市场上比赛谁更能收买人心。农民想获得更好的土地租赁条件，他们中有些人很乐意从任何人那里接受这些条件，而不管这些人是黑手党还是社会主义者。
伯纳迪诺·韦罗讲述的自己如何加入兄弟会的故事要等到他死后才大白于天下，我们暂且搁置不表。1892年至1893年的冬天，一系列事件开始启动。此时，一场在社会底层展开的恐吓和挑衅“法西”的运动正在进行。激进分子遭到暴打，干革堆被烧毁，然后嫁祸栽赃于社会主义者，从而增加政府军事镇压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不断有警方的骚扰，“法西”领袖还因捏造的指控被抓起来。有一些农民还以恶意破坏公物的行为回应地主的不让步。韦罗和其他“法西”领袖明白，罗马的一些政客正在寻找时机向西西里派遣军队。很多“法西”领袖认为和政府的暴力冲突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运动内部有人传出声音，透露出存在趁政府还没进行镇压之前发动社会主义武装暴动的可能性。
就是在这局势紧张的几个月里，韦罗听到很多谣言，说有人要让他消失。为保护自己，他从不在科莱奥内街上单独行走。一天晚上，他看见——并避开——在他家附近等他的三个陌生人。后来，一个科莱奥内的当地人不断接近他，对农民运动表示同情，并安慰他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说地主们已经下令杀他，但是科莱奥内有个秘密组织已经做好要保护他的准备。这个组织甚至还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并邀请他加入。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能改变对某些品格高尚、胆识过人的当地人的敌对态度。
韦罗决定接受这个条件。和大多数其他西西里人一样，他对黑手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许是一个共济会联盟，或许是某个更不确定、不正式的团体。科莱奥内黑手党给韦罗提供的救命机会促使他决定加入黑手党，对于他当时的想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韦罗作出这一决定，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还是在1893年初局势紧张的那几个月，黑手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之间在区域层面有试探性接触。双方都小心翼翼。假如将要发生革命，各个地区的荣誉团体都必须决定为哪边的力量战斗。是支持冷漠、脆弱的意大利政府好呢？还是渗入社会主义农民阶级？对农民领袖来说，他们开始怀疑，为取得将来斗争的胜利而与黑手党结盟，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对社会主义力量的乌托邦信念甚至使他们抱有幻想，希望黑手党可以被纳入他们的组织并将其中立化。
4月底，韦罗和另外两名“法西”附属组织的资深成员与巴勒莫的黑手党老板会面。他们的建议是，如果真的爆发一场农民革命，它将由“20万勇士”带领——这些勇士是黑手党党徒及其散兵。（这次讨论似乎具有荷马式的夸张风格）但在达成协议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双方对于没有达成协议的说法不一：可能是黑手党这边得出意大利政府最终将会比“法西”更强大的结论；也可能是农民领袖怀疑黑手党企图代表警方和地主把他们引入埋伏。
很快，伯纳迪诺·韦罗就后悔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的成员了。兄弟会渗入“新时代”——韦罗创办的一个俱乐部，是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黑手党分子们在那里打牌，并利用赌博让假钱混入流通环节。韦罗觉得，显然他和科莱奥内的“法西”组织都有被警方怀疑并被看作罪犯的危险，于是他和“新时代”俱乐部保持距离。黑手党因“法西”组织的一次罢工而占用未耕作的土地之后，他们和农民激进分子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韦罗很快放弃了兄弟会和农民可能达成协议的全部希望。他在后半生不得不设法弥补自己加入黑手党的错误行为——这个错误最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894年1月3日，罗马和西西里的强硬派最终得逞：5万部队执行戒严令并解散“法西”。12月“法西”举行征税罢工，要求解散腐败的地方议会——这是对黑手党重大政治利益的公开挑战，这时黑手党做出抉择的时刻到了。暴力开始升级。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士兵直接向示威人群开枪扫射，83名农民被打死。在有些地方，有人从矮屋顶或窗口开枪乱射，故意挑起斗争。狡猾的黑手党果断地决定采取行动，支持地主和政府而不是“法西”组织。韦罗设法在科莱奥内的农民中培养纪律性，这就意味着科莱奥内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流血事件发生的地区之一。
伯纳迪诺·韦罗试图从西西里逃走，但是他在1894年1月16日登上开往突尼斯的汽船的时候被捕，被带到军事法庭。对他的控告罪名有密谋发动叛乱、煽动内战、暴力、破坏。审判期间，当局禁止大陆报纸进入岛内采访。韦罗被判有罪，判处监禁12年。严厉的惩罚甚至让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震惊。出乎意料的是，韦罗于1896年在一次赦免中获释。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将会在政治运动、监狱、流放和被当局起诉之间度过。
1907年夏，韦罗第二次监禁刑满获释。（一家韦罗创办的报社披露当地一名高级警官为副局长找了一个年轻女人之后，韦罗被指控诽谤——这个女人的丈夫在狱中服刑。在韦罗的关键证人收回证词之后，韦罗被判刑18个月。）
韦罗出狱后，数以百计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农民从内地来到巴勒莫欢迎他。带着旗帜和横幅，他们一大早就坐着专门包租的火车从科莱奥内赶来了。小镇乐队穿着红衬衫，率领队伍穿过街道。身着传统农民服装的妇女在写着“科莱奥内妇女分队”的旗帜下前进。防备森严的他们沿着马奎达街走向尤西卡丹监狱，在那里用欢呼、拥抱和泪水迎接伯纳迪诺·韦罗。在巴勒莫工人会议厅召开会议后，他们兴高采烈地把韦罗带回了科莱奥内。
如今，对“法西”的镇压已经过去13年之久，农民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士气高涨。在罗马执政的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韦罗被释放前一年，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使合作社得以用农民的名义向西西里银行借钱，借来的贷款可以用来直接从地主那儿租借土地。回到科莱奥内，韦罗立刻成为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合作社的领导。合作社将有潜力成为反抗黑手党最有力的武器，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把中间人，即二领主从农村经济中剔除出去。韦罗知道即将来临的斗争可能会是暴力的，和他密切合作的两个人在他离开时被杀害。他还知道科莱奥内的兄弟会有一笔私人恩怨要和他清算。他还保守着自己加入过黑手党这个屈辱的秘密。
兄弟会一开始很谨慎。他们先是试图贿赂韦罗，让他制止合作社收取他们的租赁契约。尽管黑手党成功地渗入西西里西部的许多农民组织，韦罗一直坚决抵抗。到1910年时，他的合作社已经掌管了9个种植园，把成百上千名劳动者从近似农奴的境遇中解放出来。
但是韦罗的合作社也遭到来自一个天主教基金会——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政治抵抗。这是整个意大利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征兆。1870年，罗马被占领、意大利统一完成之后，教皇就宣称教会被“抢劫”了，他把自己关在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在地。〕，劝告忠诚的信徒不要在这个不敬神的新国家积极参与任何政治生活。一直到了19世纪末，天主教教徒们在征得牧师的允许之后，才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吸引他们参与政治领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保护忠诚的信徒不受社会主义颠覆性唯物主义信条的影响。
黑手党总是和牧师进行交易，就像他们和政治家进行交易一样一一总是人对人、利益交换利益。现在教会和黑手党在对礼会主义的仇恨方面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据。管理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牧师和信徒都是不知名的人物，人们对科莱奥内教会几乎一无所知。1902年一名牧师给大主教写信，请求大主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