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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错过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现在渴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不管是在黑手党内部还是在独立的匪徒行动中。战争结束后，莫里谈起黑手党内部战斗的一次“雹暴”：“他们之间的战争完全没有规则，对任何人都毫不顾忌。”
1919年3月，记者兼参战退伍军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起法西斯运动。他计划建立“战壕民主”，用爱国主义自律性和前线的进攻性给意大利不成熟的民主施加影响。第二年，随着战后劳资纠纷的消退，成群的法西斯主义者开始不断打击整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罢工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运动。他们获得了地主和工业家的支持，这些人热衷于打击正在衰退的工人运动。当地警察和其他官员经常对枪击事件、肆意破坏公物等行为视而不见。法西斯主义者逼迫受害者服用对生命构成威胁剂量的蓖麻油，他们也不管不问。
在中北部城市博洛尼亚，有一个人并不打算容忍黑衫党党徒的行动，这个人就是切萨雷·莫里。黑衫党党徒们认为他们保卫祖国使之免于红色威胁的爱国壮举可以让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1921年，切萨雷·莫里被任命为博洛尼亚的行政长官，爬到了职业阶梯的顶端。在博洛尼亚，莫里像对付其他破坏分子一样对付自封为“国青团”的法西斯主义分子。莫里坚持执行自己的任务，直到附近城镇的黑衫军聚集到博洛尼亚，在他的总部周围安营扎寨。他们以法西斯方式进行抗议，集体对着官邸的墙角根撒尿，颇具戏剧性。政府作出让步，把莫里调走了。这次事件在莫里和法西斯队伍领袖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尽管国家法西斯党（Partito Nazionale Fascista）在议会的人数不多，但是它严密的组织和冒险的意愿让它在四分五裂、摇摆不定的政治家中占了上风。1922年，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威胁政府要么让他掌权，要么武装镇压他的运动。随后，墨索里尼被邀请成立联合政府，并在随后的20年里一直担任意大利的国家领袖。
1922年法西斯夺取政权之后，其队伍领袖开始对莫里展开报复，直接将他撤职。莫里的事业搁浅仅仅是因为他支持错了政治领袖。这也不能怪他，除了国家法西斯党党徒之外，很少有人能料到黑衫军会夺取政权。为了再展抱负，莫里很快和法西斯主义者达成协议，并开始调动他强大的社会资源。他表明了对墨索里尼的仰慕之情，声称事实上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行动。莫里写过一本书，叫做《雾中的橘子花开》，谄媚的书名暴露了他装腔作势的一面。在书中，莫里插入了对法西斯运动的恭维之词。但是在莫里得以官复原职之前，法西斯主义者必须先决定是否着手处理西西里黑手党问题。
和南方其他地方一样，法西斯运动在西西里岛绝非群众运动。西西里的政治事务及其党羽派系不像北方是意识形态上的事务。对罢工破坏者的需要也没那么强烈，因为黑手党本身做起这项工作来已经足够高效了。但是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岛上的利益群体突然转而开始喜爱黑衫军，而模仿罗马敬礼手势。黑手党分子也跳上了墨索里尼胜利的战车：行政长官描述甘吉镇议会的领导集团为“法西斯～黑手党”；另一份报告说圣毛罗的主导派系是“法西斯化的黑手党”。
墨索里尼本人在西西里很受欢迎，但是他的法西斯运动缺乏强大的支持后盾，因此在最开始时他需要结交新朋友。法西斯一度看起来要采用统治西西里的传统方式，向地方贵族下放权力，而且默许黑手党分子替他们操纵选举运动。一名被公认和黑手党有联系的贵族成了墨索里尼的内阁部长。
结果证明这只是短暂的和睦相处。法西斯政权早期就很快遭到指控，说它对西西里的经济需求置若罔闻。而此时，高层的法西斯激进分子宣布有必要讨伐黑手党以及保护黑手党的地主和政治家，从而在西西里的某些团体内引起恐慌。1923年4月，一名这样的激进分子写信恳请墨索里尼：
法西斯以扫除所有毒害国家政治与行政的腐败现象为目标。它致力于粉碎寄生于神圣国体上的可疑派别和阴谋集团。法西斯不能忽视其可怕的传染源。要想拯救西西里岛，我们就必须毁掉黑手党……这样我们才能在岛上安营扎寨；我们这里建立起来的营地要比我们在北方消灭社会主义主义之后建立起来的营地要坚实得多。
华丽庸俗的语言背后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公式。黑手党，不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可以像北方的社会主义一样，在西西里适应法西斯的需要：它可以很方便地成为法西斯的敌人。墨索里尼将及时地把这一策略变成他自己的策略。他的黑衫军运动自称是对付旧的赞助人制度以及不正当妥协做法的矫正手段。由于黑手党分子经常和政客有瓜葛，对有组织犯罪的讨伐将允许法西斯主义同时攻击自由党体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要强调法西斯主义的“绝不拖泥带水”的形象，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1924年5月，墨索里尼首次前往西西里，在飞机、潜艇护航下，乘坐战舰“但丁·亚利盖利”号，浩浩荡荡进入巴勒莫。在特拉帕尼市，领袖听取了关于切萨雷·莫里在战前以及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报告，而且还了解到当地黑手党问题的严重性。一个退伍军人代表团告诉他，马尔萨拉一年内就发生216起杀人案。他们说黑手党是法西斯未能在该岛确立统治的主要原因。
当墨索里尼的随从经过巴勒莫附近的一个小镇时，镇长、黑手党头子唐·弗朗西斯科·库恰，轻蔑地指着总理的保镖人员，在他耳边谄媚地轻声说道：“您和我在一起，有我的保护。要这么多警察干什么？”领袖没有回答，一天都因受此侮辱而怒气冲冲。他对西西里的访问也就此戛然而止。据民间传说，唐·弗朗西斯科·库恰的失礼正是墨索里尼对黑手党开展打击斗争的催化剂。墨索里尼回到罗马之后的几周之内，莫里的游说终于奏效，他被调回了特拉帕尼。
后来，在1924年，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的事件使法西斯和西西里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墨索里尼结束西西里行程后不久，他手下的几个暴徒绑架并谋杀了社会党的领袖。意大利公众舆论被吓坏了，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同盟也开始散去。失去权力必然会导致一个国家领袖不受某些西西里政治家的爱戴。1924年夏，墨索里尼似乎就是这样。
但是，反对党的惰性使得墨索里尼得以逐渐稳定局面，然后开始公开采取行动结束意大利民主。当他的念头再一次转向西西里时，他已经准备好实施他的策略了。
1925年8月西西里岛举行地方选举，这是民主制消失前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西西里老派政治权贵最后的欢呼。眼看不可避免地要败在墨索里尼手中，他们站出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并追求自由的事业，但是太迟了。
维托里奥·埃曼纽·奥兰多也在他们当中，他曾任意大利总理，是西西里旧秩序中权势最大的政治家，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一个黑手党十分猖獗的地区。选举前不久，针对政府发表的坚决与黑手党做斗争的决心宣言，他在巴勒莫的马西莫歌剧院发表了一次演说：
如果，说到“黑手党”，他们指的是一种夸大了的荣誉感；如果他们指的是不能容忍侮辱和不公，是表现出来的勇敢面对强敌必需的慷慨精神，是对弱者的同情理解；如果指的是对朋友的忠诚，把对朋友的忠诚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甚至是比生命都重要；如果他们所说的“黑手党”指的是这些情感、这些态度——即使这些情感和态度有可能被认为夸大——那么我告诉你，他们所说的正是西西里人民的灵魂中与众不同的品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宣布我也是一名黑手党分子，并以此为荣！
奥兰多使出的这个卑劣的手段，只让墨索里尼占了个便宜。由于自由党本身处于危险境地，奥兰多只能使出故意混淆黑手党文化和西西里文化的过时伎俩。他对黑手党老板的谄媚逢迎已经载人历史，成为杀人凶手和人民代表之间长期无耻的勾结史中最低谷的时期之一。很久以后，多玛索·布西达宣称，奥兰多自己也是黑手党成员。
墨索里尼打击黑手党的时机到来了，他派莫里去秩序混乱的西西里岛强制推行法西斯权威。1925年10月23日，莫里成为巴勒莫行政长官，全权负责打击黑手党及法西斯政权的政敌。他迅速开始准备这场行动的序幕：甘吉包围战。
切萨雷·莫里因很多事情感到自豪。其中突出的有他对西西里人思想行为方式的看法，这些看法是他多年来根据在特拉帕尼的工作经历所形成。这些朴素、教条、愚钝的看法，是他开展打击黑手党运动的思想基础。莫里本人曾说过：
我能够深入西西里人的内心。我发现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暴政和迫害留下的痛苦伤疤下常常隐藏着一颗孩子般的、单纯善良的心，易于把一切染上慷慨的感情，总是倾向于自欺欺人、怀抱希望和信仰，并愿意把它所知道的一切、它的情感以及合作态度都送到那个表明渴望实现人们合理的正义、救赎梦想的人脚下。
黑手党成功的关键，莫里说，在于黑手党利用了西西里人性格核心中的这种脆弱和轻信的特点。莫里认为，黑手党并不是一种组织。但是为了维持法律秩序，警察和司法部门可以假设它是一种组织。实际上，它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看待事物的独特方式”。黑手党分子被一种自然亲和力聚集在一起，而不是人会仪式或是任何正式形式的盟约。
在这些毫不妥协的理论基础之上，莫里制定了他的整个镇压计划。很简单，必须以尽可能务实的方式让易受影响的西西里大众看到，国家政权要比黑手党强硬得多。法西斯政权将比黑手党更像黑手党。制造戏剧效果是莫里在西西里建立法律秩序的本质。甘吉行动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想出来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敬畏灌输到那些仍被罪犯所奴役的单纯的大脑里。
甘吉包围战四个月之后，莫里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有名的黑手党头子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他1892年混入距科莱奥内不远的比萨奎诺镇法西斯组织，开始了黑手党的职业生涯。自此之后，他的活动远及美国，靠一小船队走私牛大发横财。据说，在事业顶峰的时候，他到他的山区地盘巡视时，当地小镇官员都会在门外等候行吻手礼。1926年5月1日，切萨雷·莫里来到卡希奥·费尔罗的地盘，要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发言。一阵非洲热风卷着撒哈拉沙漠的细沙吹过广场，这位“铁血长官”以惊人、过时的双关语开始了演讲：“我的名字是莫里（Mori），我会要人命！”〔※“Mori”在意大利语中是“死亡”的意思。〕“像这被风吹走消失不见的尘土一样，罪犯必须消失！”
几天后，莫里成立的“跨省”反黑手党警队在包括比萨奎诺、科莱奥内、孔泰萨恩泰利纳在内的地区开始了围捕。150多名嫌疑人被抓，其中包括唐·维托。他的教子找到当地一名地主寻求帮助，但是得到一个无动于衷的答复：“时代变了。”唐·维托的统治结束了。不久后，之前对他的一项谋杀控告又被重新提了出来。1930年在接受审判时，他一直保持沉默，而他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