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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之下，所有的“君子”都具备守口如瓶的超常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出庭提供同案犯的证据之前，布西达曾与一名黑手党成员在同一间监狱待了三年。这位狱友刚刚执行完谋杀布西达密友的任务——另外一名黑手党成员。在这三年中，两个仇家没交换过一句恶言恶语，甚至还在一起吃了圣诞晚餐。布西达知道他的狱友已经被“我们的事业”判处死刑，但是不知道这位狱友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刑满释放那天，这位狱友就被暗杀了。
“君子”不会跟任何不知情者透露任何消息。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是通过密码、暗示、只言片语、眼神和沉默完成的。在黑手党内部，谁也不多说不必要的废话，谁也不会说出内心的疑惑。法尔科内法官注意到，“对标识、手势、口信和沉默的解码是黑手党成员的主要活动”。布西达尤其善于描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感受：
在“我们的事业”里，你有义务说实话，但同时又有很大的保留。而这些保留的、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就像永远无法解除的咒语一样支配着所有的黑手党成员。它把所有的关系交得畸形、荒唐。
同样由于他们都不愿意开诚布公，每次黑手党党徒之间相互交谈的时候，他们讲的每句话都不是闲聊。例如，如果黑手党A对黑手党B说他杀了企业家X，或政客Y在黑手党组织的黑名单上，他说的有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那么这就是一种策略，这谎言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真相本身。于是，从布西达开始，黑手党已经不再被一律视为完全不可信赖的证人。不管他们是否“悔悟”，如今破解黑手党的证词就是区分真相和高明的谎言，并寻找其他证据来证实这一区分。这对撰写黑手党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撰写黑手党的历史需要从各个渠道获取信息——警方文件、政府调查、新闻报道、回忆录以及黑手党党徒的供词等等。但是不管这些文件直接再现了黑手党党徒之间的对话还是只留下了他们远去的足迹，这些文件上都染有斑斑血迹，记载了黑手党内部生活中所耍过的那些可怕的“说出真相”的游戏。
既然任何历史中都必然会包含不确定的成分，更何况这是一部大胆尝试撰写西西里黑手党邪恶世界的历史呢？本书不敢对书中人物的善恶作出定论，黑手党的历史不是追溯性审判，但是本书也绝非臆测之作。尽管把早已不在人世的历史人物关进虚构出来的监狱是错误的、徒劳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嗅到他们身上至今还在散发出的刺鼻的“黑手党气味”。
这样，黑手党的历史包含许多不同的人物和层面。相应地，本书将在每章讲述不同的故事，从士兵到老板，同时也会涉及黑手党势力所带来的影响，讲述发生在黑手党的受害者、对手和朋友身上的故事，他们之中有最贫穷的人也有势力最强大的人。由于缺乏历史证据，在本书的一两章中，黑手党仍然保持着它一贯的形象：它像一个恶毒的幽灵一样既令人毛骨悚然又无处不在。
在讲述黑手党的起源之前，本书先介绍了“我们的事业”目前的内部情形以及该组织成员所恪守的荣誉准则。最近的告密者为研究现在的黑手党所思所想提供了可能，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当然，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荣誉准则去填补黑手党历史中的空白点确实有把事情简单化之嫌。尽管如此，随着黑手党的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人们发现西西里最有名的犯罪组织从140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没怎么变化过，这着实让人大吃一惊。黑手党开始时是一个行善的组织，到了后来才腐化堕落成一个暴力组织，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黑手党也不是从一个传统组织逐渐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有组织性的、盈利性的组织。时代在变化，但黑手党只是略作调整。时至今日，它依然保持原有的面貌：一个宣誓才能加入的秘密社团，以其高超的技法杀人并巧妙躲避惩罚，不断积累财富和势力。
“君子”
不计其数的电影和小说作品都给黑手党增添了邪恶的魔力色彩。这些黑手党故事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将黑手党的日常生活戏剧化，从中加入了一触印发的惊险场面，面对危险，黑手党党徒既奸诈狡猾又肆无忌惮。影片中，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冲突——野心、责任和家族之间的冲突——变成了生与死的较量。
简单地把虚构出来的黑手党说成是不真实的未免不切实际和失之偏颇——它只不过是被模式化了。黑手党分子也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喜欢看电视，喜欢去电影院观看关于黑手党的影片，看看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场面是如何被搬上银幕。多玛索·布西达是电影《教父》的影迷，但是他觉得在电影结尾处，另一黑手党成员亲吻迈克尔·科莱奥内的手的那场戏太不现实了。阿尔·帕西诺扮演的虚构人物迈克尔·科莱奥内的动机背后隐藏着种种矛盾冲突——野心、责任、家族，这些矛盾冲突在黑手党的现实生活中也是极为重要的。
明显不同的一点是，任何影片的魔力都在“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恐怖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不那么明显但却更为重要的一点区别是，迈克尔·科莱奥内为了至高权力而陷入道德危机，而真正的西西里黑手党则痴迷于束缚他们手脚的荣誉准则。“君子”可能会回避、操纵或重写这些规则，但是他们同时明白这些规则将影响同辈人对他们的看法。这并不是说黑手党的荣誉价值本身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是“可敬”的。荣誉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有其特定的含义，它甚至指使黑手党成员做出最恶劣的行径，就像令人不安的卡帕奇爆炸事件中，引爆炸弹的乔瓦尼·布鲁斯卡那样。
布鲁斯卡在“我们的事业”中被称为“杀人者”、“割破基督教徒喉咙的人”。在西西里语中，“基督教徒”指的是“人”。在黑手党组织里，它指的是“君子”。布鲁斯卡是敢死队的一分子，直接受命于老板们的老板——科莱奥内家族的头目“矮子”托托·里纳。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布鲁斯卡也没闲着。他谋杀了对里纳掌权表示不满的阿尔卡莫家族的老板。几天后不久，布鲁斯卡的人又将此人已经身怀六甲的伴侣杀死。之后，布鲁斯卡又除掉了一个家财万贯的商人，这个人是黑手党成员但在“大审判”中他没能及时利用他的政治关系来保护黑手党。
更糟的还在后面。“杀人者”和另一位“君子”桑迪诺·迪·马特奥是朋友，这位朋友的儿子朱塞佩还常和布鲁斯卡在家里的花园玩耍。但在桑迪诺·迪·马特奥决定向政府告发“我们的事业”的秘密时，这一切全变了；他是第一个向当局者汇报法尔科内如何被杀的黑手党成员。布鲁斯卡随后在一次赛马会上绑架了小朱塞佩·迪·马特奥，把他囚禁在地下室长达26个月之久。最后在1996年1月，朱塞佩14岁的时候，布鲁斯卡下令将其勒死，并把尸体丢进硫酸中销毁。
1996年5月20日，“杀人者”在阿格里琴托附近的村庄被捕。400名警察包围了他所藏身的那幢盒子似的两层楼房。晚上9点左右，一组由3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分别从门和窗户闯进去，发现他们一家正围坐在桌子旁观看一档关于乔瓦尼·法尔科内的电视节目——离法尔科内四周年忌日不到两天。警方在卧室里发现一个衣柜，里面挂满了范思哲和阿玛尼〔※意大利知名时尚品牌。〕的衣服，一个红色的包里装有意币和美金共计15000美元、两部GSM手机、一些珠宝（其中有卡地亚手表）。在餐厅的桌子上，他们发现一把塑料短柄手枪，那是布鲁斯卡的小儿子大卫用的。
布鲁斯卡现在正在与司法机关配合。据他自己的不确切供认，他杀过的人“多于一百少于两百”，这真令人不安。以下是他关于谋杀朱塞佩·迪·马特奥的供词：
如果我能再多考虑一会儿，再多一些冷静，同我犯下其他罪行时那样，或许有千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会让这个孩子活下来。但现在再努力狡辩都是无用的，我那时考虑得太不全面了。
西西里黑手党的恐怖在于像“杀人者”这种人并不被认为疯狂。在“我们的事业”看来，他们的这些行为与荣誉准则或者说与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一点也不冲突。在他决定做污点证人之前，布鲁斯卡做过的任何事情，包括杀害一名比自己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也并没有被黑手党看作是不光彩的。
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更多的黑手党愿意出来做污点证人，其中一些悔罪者以“杀人者”这样的杀手也已经背离传统价值观——荣誉准则为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多玛索·布西达用的也是同样的理由，他说：“我没有抛弃‘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事业’抛弃了我。”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黑手党内部，背叛与残暴从来都是与荣誉并存的。乔瓦尼·布鲁斯卡比其他黑手党告密者更典型、更令人信服。
前几代告密者包括布西达在内提供了不少有关黑手党内部文化的证据，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掀起的这股忏悔新浪潮使研究者在这方面掌握的材料更加丰富翔实。现在可以清楚的是，荣誉准则不仅仅是一串规则那么简单。成为一名黑手党成员意味着要接受一种全新的身份，进入一个不同的道德世界。一个黑手党党徒的荣誉就是这种全新身份的标志，也是这种全新道德观念的标志。
之前在1984年，多玛索·布西达给法尔科内大概描述了“我们的事业”的荣誉准则。他讲到了入会仪式，入会者手持一幅燃烧的画——通常是天使报喜图——同时宣誓誓死效忠、保守秘密。关于这种离奇的仪式的传言先前一直被当作民间传说，布西达的供词则证明了常识有时候与事实真相恰恰背道而驰。从“杀人者”和其他人的证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黑手党对待这种仪式极其严肃，将其看作是一种荣誉。
他们的入会仪式表明，荣誉是一种必须努力才能挣得的地位。在成为“君子”之前，申请入会者必须经受严格的观察、监督和考验；杀人几乎总是入会的前提条件。在预备阶段，他不断被提醒在入会之前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一种“虚无的存在”。举行入会仪式往往是黑手党成员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圣像的燃烧意味着他作为普通人的死亡和作为“君子”的重生。
在入会仪式上，新成员宣誓服从是荣誉准则的首要核心。“君子”必须永远服从他的头目。他从来不会问“为什么”。理解这一责任的含义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是否遵守整个荣誉准则的一个重要检验就是：杀害妇女和儿童。这对西西里黑手党来说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确实，黑手党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绝对不动女人和孩子。必须指出的是，很多黑手党成员都尽可能地恪守这一原则。“我们的事业”当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