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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更多的名字被添加到了“优秀的死尸”的名单上。纵观这一系列暴行，我们逐渐开始体会到越来越多的西西里人当时的感受，他们愤怒地希望这些谋杀案中有一个最终能成为转折点，从而标志意大利政府下定决心与黑手党决战到底的那一刻的到来。政府在有些时候确实有过回应。达拉·基耶萨将军死后，已遭谋杀的共产党人皮奥·拉·托尔曾倡议的一项法律终于通过。这项法律第一次将参与“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并将“黑手党性质的社团”定义为依靠制度性的恐吓、缄默法则以及通过以地盘为基础的敲诈勒索而进行经济渗透的犯罪组织。这项法律相当于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该法律还允许政府没收黑手党敛取的不义之财。这些都是将黑手党绳之以法的非常重要的新武器。但是，从政治家那里传出来的信号仍然是矛盾的。与“我们的事业”进行较量的并不是意大利政府。转折点从未来到过。少数英勇的法官和警察仍然领导着打击黑手党的战斗，而支持他们的是少数的政治家、行政人员、记者和市民。
1983年7月29日，“我们的事业”在巴勒莫中部安置了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法内科尔的上司和首席调查法官罗科·奇尼西、他的两名保镖和一名公寓看门人。记者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看到了巴勒莫与禁酒令时期的芝加哥的相似之处。现在贝鲁特似乎是唯一可以成为西西里首府的姊妹城市了。一位匿名警察将调查者绝望的心情描述给《时刻》：
我们正处于战争中，但对于这座岛、这座城市的政府和当局而言，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黑手党正用机关枪和炸药到处扫射。我们只能用语言进行回击。他们有上千人而我们只有几百人。我们在城市中心设立醒目的路障，他们则休闲地漫步在科尔索·德·米尔、布兰卡乔和尤迪托大街上。
奇尼西的死导致一个人默默地做出了非凡的英雄举动，这是少数勇敢之人为黑手党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典型方式。奇尼西死亡的消息对安东尼诺·卡彭内托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一个脸色苍白、性格胆小的地方法官，酷爱饲养金丝雀。卡彭内托是一名西西里人，在佛罗伦萨拥有一份安全而又体面的工作，马上就要退休。然而，卡彭内托在奇尼西谋杀案几天后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能够代替奇尼西的位置。卡彭内托后来解释说：“这是一种冲动，部分是因为一直激励我工作的服务精神，部分是因为我的西西里人身份。”当他走进巴勒莫司法官的新办公室时，他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贺电。上面本应该写着“我希望你成功”，但却被篡改为“我希望你死”。为了保护自己，卡彭内托在宪兵军营的一间小房子里度过了四年半。
卡彭内托刚一上任就召集起来一些地方法官，对黑手党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从打击左翼恐怖主义的运动中借鉴经验，卡彭内托的想法就是将专业化的反黑手党法官组成一个“智囊团”，以便共享信息、降低遭到报复的危险。卡彭内托希望他的团队能够描绘出一幅有关黑手党问题的“全面、完整的”图画。卡彭内托的“智囊团”成员包括：乔瓦尼·法内科尔、保罗·博尔赛利诺、朱塞佩·迪·莱洛和莱奥纳多·瓜尔塔诺。在卡彭内托的领导下，他们坚定了打击黑手党的决心，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当卡彭内托于1984年9月29日在司法官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市民们才刚刚意识到这个“智囊团”做出的惊人的成果。卡彭内托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官宣布多玛索·布西达这位“两个世界的老板”正与司法部门合作，随之签发了336张逮捕令。甚至“一意孤行的贪污犯”维托·钱奇米诺也收到接受调查的通知。布西达透露，他在科莱奥内家族的手上（后来，钱奇米诺和经营一家私人征税公司的萨尔托俩堂兄弟都被逮捕）。许多受到控诉的人早就是逃避司法制裁的逃犯。但是，当巴勒莫警察出去抓捕被告时，手铐仍然不够用。卡彭内托瘦削的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他详细阐明了已收集到的证据有何重要意义：
我们掌握的不只是许多个别的黑手党案件。黑手党作为一个组织是要接受审判的。毫不轻率地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行动。我们最终成功地渗透到了黑手党机构的核心。
卡彭内托所指的庞大的审判的目的是要证明黑手党是一个独一无二、统一的机构，报纸开始将其称之为“布西达命题”。它将是关于这个荣誉团体的一次哥白尼思想革命。
听到布西达背叛的消息之后，科莱奥内家族开始袭击悔罪者及其家属。在出现精神危机期间向警察坦白自首的小头目莱奥纳多·维塔尔在12月份被杀，布西达的妹夫也是同样的下场。（意大利仍然没有合理保护证人的机制）而每当警察快要抓到那些藏匿的黑手党老板们时，“我们的事业”就会立即进行报复。1985年7月底，负责抓捕黑手党逃犯的机动小组官员贝佩·蒙大拿在波尔蒂塞罗的海滨郊区中枪遇害。尽管是在度假，蒙大拿仍然在汽艇上对黑手党分子的避暑别墅进行秘密监视。此前有消息说，蒙大拿已经下定决心在捉拿两名主要黑手党杀手时，下定决心一旦逮捕他们就立即将他们枪毙。为了应对该挑衅，“我们的事业”凶残地杀害了蒙大拿：暗杀使用的是达姆子弹〔※（dumdum bullet），英国制造的一种枪弹。因由印度加尔各答附近一个叫达姆的地方兵工厂生产而得名。又俗称“开花弹”、“榴霰弹”、“入身变形子弹”。弹头尖端没有包覆而露出铅心，子弹射入人体后铅心扩张或破裂，因而扩大了创伤面，造成对人员的严重伤害。〕。蒙大拿的女朋友在他被子弹打中时距他只有几米远，活着的她为了找到一部电话疯狂地向一间问房屋跑去，但是城镇的街道两边已经空无一人而且所有人家的百叶窗都已经关上。没有比这幅画面更能够清楚地展示西两里西部是如何被恐惧和缄默法则笼罩着的。
蒙大拿是他所在部队里的第三个遇害者。警察工会抗议说，西两里的政府官员只有在被黑手党杀害的警察的葬礼上才出现。但是当一名身兼半职业足球运动员和捕捞海胆的渔民的年轻人被当作黑手党杀手的放风者而被警察逮捕后，警察面对的问题更多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惨遭折磨和毒打，等警察将其送到医院时已经为时已晚。警察企图隐瞒这一事件，但是纸包不住火，事件泄露之后，这位犯罪嫌疑人的死导致了民众们的愤怒。内政部部长此次居然罕见地作出迅速回应，将前几年负责打击“我们的事业”而取得众多成果的警察和宪兵队解散。
部长的这个决定宣布还不到24小时，又一名机动小组的高级官员尼尼·卡萨拉遭到埋伏而遇害。按照巴勒莫20世纪80年代的恐怖标准来看，卡萨拉死亡的惨烈程度也令人极为震惊。12至15个人占领了卡萨拉家对面的楼房，卡萨拉刚走出防弹车就向他开火。卡萨拉的妻子只能眼睁睁地在阳台上看着两百多发子弹射向她的丈夫。同卡萨拉一起遇害的是23岁的警察罗伯托·安提俄基亚，他知道上司有可能会受到攻击，提前度假回来保护上司。卡萨拉在几天前的采访中曾说过，“谁认真对待工作，谁早晚就得被害死”。
警察感觉到的孤立感使他们极为愤怒。机动小组的成员集体威胁请求调职。他们因为没有证人作证而抗议，并将警察总部里那些想要延长护照的人打发走。一个公民打电话进行常规咨询，但是却听到电话那头的人叫他“滚蛋”。在安提俄基亚的葬礼上，共和国总统和内政部部长的出现几乎在巴勒莫八百年的大教堂外引发一场警察暴动。这位已逝高官的同事们朝这两位政治’家吐口水并高声骂道：“混蛋！谋杀者！小丑！”飞行队和宪兵之间爆发了争斗。一名军官向记者倾诉了他的愤怒：
我们对此已经厌倦了。我们并不需要这些国家葬礼。总是出现相同的面孔，总是说着相同的话和相同的哀悼词。两天之后舆论就会平静下来……然后所有事情还会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让我们这些白痴自己死吧，因为我们受黑手党和我们的领导者的双重打击。
至于被警察选为发泄愤怒对象的这两位政治家是否与“我们的事业”有合谋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其中传达的信息却很明确：这不是意大利在与黑手党作斗争，而是凭借团队精神和使命感团结在一起的少数民众在与黑手党作斗争。
观看斗牛赛
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在为大审判准备诉讼案的时候就是老朋友（他们的工作并不包括在法庭上作辩护律师）。他们的年龄几乎相仿，在巴勒莫中部的同一地区长大，他们的父母也都是中产阶级。法内科尔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而博尔塞利诺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他们两人都忠于职守并对正义拥有相同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他们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法内科尔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但是对左翼党派比较同情。博尔塞利诺年轻时加入过一个新法西斯团体，而且还比法内科尔持有更为强烈的天主教信仰。这两位法官总是谨慎地对那些试图利用他们名誉的政党做出的友好表示予以拒绝。
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对于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法内科尔也许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性格，对于巴勒莫对其工作的支持抱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每天他上班都要由四辆快速行驶的防弹汽车护卫，车上坐满身穿防弹背心、佩带机关枪的特工。同时，一架直升机在他们行走路线的上空盘旋监视。从当时《两两里日报》的来信专栏判断，一些巴勒莫市民认为这些护卫车队所造成的交通拥挤比黑手党问题还要严重。当法内科尔的一位邻居写信建议法内科尔搬到郊区时，法内科尔显得十分沮丧。博尔赛利诺这位享乐主义者却非常乐观：“他们在一直为我们加油。”
这两个人都从日益壮大的西西里反抗黑手党的运动中积聚力量。学生们在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反黑手党示威游行。社会运动人士也成立了一个以佩皮诺·因帕斯塔诺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西西里，有一个名字叫做萨尔瓦多·帕帕拉多的大主教，不害怕说出“黑手党”一词，勇敢地谴责国家在面对黑手党屠杀时的不作为。结果，红衣主教于1980年在尤西卡丹监狱做复活节弥撒时遭到监狱犯人的抵制。一些基层神职人员更是明确地表示出了反对黑手党的态度。
变革的力量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积聚起来。1985年7月当选巴勒莫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莱奥卢卡·奥兰多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黑手党，并确保市议会以“民事诉讼者”的身份参加了大审判。奥兰多领导了著名的“巴勒莫之春”运动，与二战后笼罩巴勒莫市议会多时的严酷冬天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然而，大多数巴勒莫人对法官们的战斗仍持紧张不安的中立态度，正如法内科尔所说，“在我看来，整座城市的人都站在窗口，等待观看斗牛比赛以何种方式结束”。
大审判于1986年2月10日开始，几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诉讼程序刚一启动，一阵紧张而平静的气氛就笼罩在了巴勒莫的上空。“我们的事业”的杀手们奉命潜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