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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梅利随意将黑手党的调查案件分配给一些法官处理，让“智囊团”接受一些非黑手党案件，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智囊团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将黑手党案件分发给西西里不同城市的调查官处理。对于梅利的正直没有人提出质疑，但他的方法却违背了法内科尔的基本原则，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单一的组织，需要司法界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在马尔萨拉新职位上工作的博尔塞利诺不无担忧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最后觉得有必要把他的担忧公之于众。“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有人想让时光倒流，”他说。政界立刻就炸开了锅，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并决定调查博尔塞利诺的言论。法内科尔写信解释说，反黑手党的调查在梅利的领导下已陷入停顿状态。本该保密的司法官最高委员会的听证会被亲法内科尔和反法内科尔的阵营泄露出去，关于政治偏见和“个人崇拜”的责骂话语到处飞扬，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真正应该探讨的问题。法内科尔提交了辞职书，随即又将它撤回。在这场既耗时又令人泄气的吵闹的最后，司法官最高委员会怯生生地请求双方修补之间的分歧，法内科尔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巴勒莫的司法官因此被人称作“毒宫”。
大审判过后，法内科尔从法官同事们那里遇到的麻烦让人觉得寒心，法内科尔的遭遇说明了意大利的公共机构是多么的唯我独尊。在许多政治家及其司法界的盟友们的眼中，反黑手党智囊团并不是一个司法系统履行其职责的一个有用工具，司法系统的职责是保护现实世界里的无辜者并惩罚有罪者。相反，它仅仅被视为一个“权力中心”，用来对政府内部的竞争对手施加影响力。法内科尔和博尔赛利诺让人感觉像是来自三维世界的人，他们被迫向二维世界的人解释他们的思想。这两位法官尽其所能向人们指出，第三维是司法公正。但是对于那些坐标系里只有政治斗争和程序诡辩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三维空间。
1989年6月，法内科尔对于自己易受袭击的担心再次得到了证实，一个装满炸药的阿迪达斯运动包在巴勒莫郊外的一所海滨住宅旁边的岩石上被人发现，而这所住宅是法内科尔夫妻二人刚刚租来的。法内科尔一反常态地公开宣称．他认为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的不知名的政治家参与了谋杀他的计划。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勒莫司法官的事务又再一次交给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处理，法内科尔成了一封封匿名诽谤信的受害者，而这些信件有可能出自他的一个同事之手。主要的指控是法内科尔曾经利用一名黑手党背叛者与科莱奥内家族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斗争。次年一月，反黑手党的巴勒莫市市长莱奥卢卡·奥兰多为了努力改变市政府的风气而与共产党结盟，但最终却被罗马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击垮，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新立异的人。法内科尔和反黑手党运动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一片惨淡。
但在1991年2月，法内科尔，这位经常沦为政治机会主义牺牲品的法官，却成了它的受益者。这个时刻，反黑手党运动的命运急剧扭转。继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意大利政治的战后浮冰开始融化。意大利共产党解散并改组成社会民主党，现在意大利人更没有多少理由来“捏着鼻子为基督教民主党投票了”。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根据地也很难以防守；在这里，喧闹的北方联盟通过谴责罗马和南方的腐败而抢走了天主教政党的支持。改革气息已经在空中弥漫。犯罪浪潮以及部分公众舆论对大审判结果的愤慨给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一个通过将自己树立为法律秩序的捍卫者而提高自己声誉的机会。这位司法部长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社会党人，已经是反黑手党法官的批判者。他邀请法内科尔担任司法部刑法事务处处长，负责协调国家级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争。
法内科尔接受了这份工作，尽管他的一些同事对此疑虑重重，法内科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运用政治气候上的突然变化完全扭转了打击黑手党斗争的命运。法内科尔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两个国家级的机构，它们直到今天仍然是意大利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支柱：反黑手党调查局（DIA）和国家反黑手党局（DNA）。反黑手党调查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它将宪兵、警察和其他参与打击黑手党组织的执法机构等力量团结起来；国家反黑手党局是一个国家级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协调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共计26个区的反黑手党检察官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要按照法律规定维护有组织犯罪的电脑数据库。因此，法内科尔在罗马指挥中心就可以做他以前在巴勒莫被禁止做的事情：建立一个对“我们的事业”乃至对整个意大利黑社会的统一认识。
大审判的命运也有待被决定。“矮子”托托·雷依纳采取措施以保证这次上诉过程漫长的审判势必要血迹斑斑。1988年9月，巴勒莫上诉法院的法官安东尼奥·塞塔和他弱智的儿子被枪杀。1991年8月，最高上诉法院的检察官安东尼奥·斯科派里蒂被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杀害了（三个星期之后，黑手党还枪杀了一名巴勒莫商人里贝诺·格拉斯，他领导了反对敲诈勒索的公众运动，据当时估计敲诈勒索为整个意大利的犯罪组织提供了250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谋杀案为法内科尔的改革增加了政治分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标志，标志着科莱奥内对意大利政府的蔑视重新开始反弹。它们甚至有助于确保所谓的“判决杀手”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没能主持最高上诉法院就大审判所举行的重要听证会，这正是法内科尔所希望的。1992年1月31日，最高上诉法院在持续两个月的诉讼之后推翻了上诉法院对大审判的判决，确认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在原诉案中所提出的三个中心论点，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组织；黑手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共同承担以黑手党组织的名义所实施的谋杀行为；黑手党悔罪者的证据是有效的。“布西达命题”现在被认定是一个事实，“我们的事业”的领导者们面临的是终身监禁，而且这是最终判决结果。
意大利政府终于在130年之后宣布西西里黑手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并对国家的统治权带来严重挑战的组织。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犯罪集团历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人们普遍期待掌管新的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并将运用权力将西西里的优势传播到整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似乎黑手党又将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法内科尔似乎拥有一切他所需要的权力从而使这个异教徒的国度开始其最终的赎罪。
第十一章 炸弹与“潜伏”战略19922003
托托·雷依纳的别墅
科莱奥内农学院是一幢奇怪的建筑，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是一个国家教育机构。这是一幢位于居民街的崭新的三层楼房，拥有地下停车场、电梯、整体空调及暖气设施和一座铺设整齐的花园。楼房的前面装饰着炫目的金属装置，另外还有阳台、装饰栏杆、气势宏伟的大门以及一排路灯。教室里装着厚重的硬木门，铺着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灰泥墙壁，课桌、黑板和电脑与周围的环境极不协调。事实上，科莱奥内农业职业学院一开始并不是一所大学，它最初实际上是当地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建造的别墅，这个人就是“矮子”托托·雷依纳。
从来没有人问过雷依纳打算用这幢别墅来干什么，他从来都没有在此住过。这幢别墅很有可能是他计划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将他的大家庭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这是雷依纳为退休而建的家，前提是他能够改变大审判的判决并能够回家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因此，尽管我们可能会取笑雷依纳的华丽俗气的审美趣味，但是我们很难不被这栋建筑所表现出来的自信而打动。雷依纳居然无法理解政府有权力没收靠几十年的谋杀而挣得的财富，这一点也让我们感觉不可思议。
幸运的是，雷依纳的信心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到1995年底，政府从这个“老板们的老板”那里没收了大约1。25亿英镑的资产，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上。这个非同凡响的数字当然不能代表“矮子”雷依纳的全部家产。他在科莱奥内的别墅于1992年被没收。1997年，在对雷依纳黑手党家族进行民事诉讼之后，一位年轻勇敢的反黑手党市长将别墅赠与了科莱奥内镇。等到科莱奥内镇的居民将雷依纳的别墅改造为一个公共教育机构之后，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所有的公共财富都当作潜在的掠夺对象来看待，例如水源、道路、医院和学校，而不管这些资源对于民众来说有多么重要。因此，几代人以来，对于那些不在黑手党掌控范围之内的西西里家庭而言，他们没办法获得这些通往进步的传统关键途径。但当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没收来的黑手党的财产用于普通公益事业时，这不仅在经济上打击了黑手党分子，而且还谴责了黑手党分子所做的事情的非正义性。虽然黑手党分子周围被背叛和死亡笼罩着，但是他们至少坚持着一种信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
自从布西达在1984年出庭提供同案犯的证据之后，雷依纳就向他的手下保证，如果恐吓和腐败不能阻止司法部门对抗巴勒莫的“我们的事业”，那么他在罗马的政治关系户将会阻止司法部门采取对“我们的事业”不利的措施。而要兑现这个诺言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事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关系正在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暴力事件直接导致了反黑手党法律的制定，而黑手党极力想废除这些法律。雷依纳现在需要对重要的政府政策施加影响，而不仅仅是在幕后赢得一些小恩小惠。但是“优秀的死尸”出现得越多，政治家就越不愿意为了保护黑手党而暴露自己。
法内科尔1991年到达罗马时，问题到了危急的关头。黑手党分子把法内科尔调动到首都工作的事情看作是一种暗示，暗示他不久就会完全陷入到意大利的政治泥潭中去，丧失名誉，然后被剥夺一切权力。法内科尔在司法部所取得的成就却使得黑手党分子们的这些期望落了空，让他们感到很震惊。这对于常常将执政党视为暴政的被动伙伴的黑手党来说是令人恐惧的一幕：“我们的事业”的致命敌人在基督教民主党总理的领导下、在社会党人司法部部长的指挥下正在制定刑事政策。在众多的变革中，1991年通过了一批新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阻止洗钱行为，允许对黑手党使用窃听器以及赋予政府权力来解散被有组织犯罪侵入的镇议会。
尽管这些新的事态发展令“我们的事业”担忧，但是这个组织最底层的人却一直坚信“判决杀手”卡内瓦莱法官会最终扭转时机。因此，最高上诉法院在1992年1月所作的判决对雷依纳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