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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巴卡耶夫，中心有吗？ 巴卡耶夫：是的。 维：您看，斯米尔诺夫，您现在还坚持中心不存在吗？ （13） 多么滑稽的表演！这简直不像在法庭，而像在开会。维辛斯基竟然要通 过当面征求意见的方式，通过多数表决选举出一个中心来。 斯米尔诺夫再次表示，这个所谓的中心任何时候都没有开过任何会议。 这时中心的其他成员又被叫起来对他进行反驳，纷纷作证说他是阴谋中心的 托洛茨基一翼的首脑。斯米尔诺夫转向揭发人，尖刻地嘲笑说： “怎么，你 们还需要个领袖？那好，就选我吧！” （14）这一回答引得全场大笑不止， 尽管听众事先都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训练。斯米尔诺夫挥洒自如的言语是对法 庭伪审判的辛辣的讽刺，它像一把犀利的短剑划开了罩着审判台的漂亮的纱 幕。 斯米尔诺夫还用如下方式表示他对法庭和审判的蔑视。他经常戏弄和嘲 笑检察长。在回答检察长的询问时，他嘲讽地说，他觉得只有一点是没有疑 问的，即法庭上的一切指控都是废品。他不止一次用辛辣的讽刺暗示，所谓 的阴谋故事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有时他把维辛斯基搞得哭笑不得，有时 则把他整得暴跳如雷。但检察长维辛斯基终究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人们选 定他作前台导演并没有选错人。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调动自己的被告演员，让 他们流畅地背诵预演中已经背好的台词，把戏演得自然圆满，不露汤水。他 甚至成功地调动起斯米尔诺夫的前妻和被告的所有朋友，对斯米尔诺夫进行 围攻。另外，斯米尔诺夫部分认罪的既定方针也有它的弊病。既然承认参加 了阴谋中心并且传达了托洛茨基的指示，他就无法解释没有参与阴谋恐怖活 动的原因，同时也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来。这是检察长和法庭遵循的 有罪推定的原则的胜利。既然许多被告自己承认有罪，证人也说他们有罪， 那么个别不老实的被告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必须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 来，不然就是有罪的，难道这样的推论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尽管法庭根本拿 不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来，比如信件、日记、密码和行凶器械等，但是被 告不是同样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犯罪吗？一切就是这样在颠倒的逻辑推 理中被颠倒了。不能证明无罪便是有罪，不能拿出证明无罪的物证就证明有 罪。斯米尔诺夫在检察长组织的围攻中无路可退时，便以轻慢的让步对付法 庭。但在让步之前，他总要对整个罪名作一番 “刁难”，让人对它产生怀疑， 然后才宽宏大量地让步说， “好吧，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15）有时，斯 米尔诺夫干脆拒绝回答检察长的问题。斯米尔诺夫的整个认罪态度使维辛斯 基特别恼火。他在起诉发言中说， “斯米尔诺夫最顽固不化，最执迷不悟。 他只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一罪行。不错，他承认有 罪，但态度是极为玩世不恭的。” （16）我们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 的16名被告是从50 多名被秘密审讯的人中挑出来的，是认罪态度好的和比 较好的。如果让所有的人出庭，只怕大多数人都像斯米尔诺夫。 在斯米尔诺夫之后，先后受审的是奥利别尔格、贝尔曼—尤林、霍尔茨 曼、纳·卢里耶、莫·卢里耶、捷尔—瓦加尼扬和弗里茨·达维德。除了捷 尔—瓦加尼扬和担任托洛茨基特使的霍尔茨曼以外，其他人都是恐怖计划和 行动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交待大都和具体事情相联系，出现的纰漏和露出 的破绽也比较多。 奥利别尔格痛痛快快地交待说，他一直是托洛茨基在德国组织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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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谢多夫会面。他借助于一个伪造的洪都拉斯护照潜入苏联，在高尔基市 师范学院策划了恐怖行动，拟定于 1936年5 月1 日在莫斯科动手。他谋杀斯 大林的计划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在此之前他被捕了。奥利别尔格没有解释， 他怎么凭借一个中美洲国家的护照和上面的旅游签证，谋取到高尔基市师范 学院的工作，是谁帮助和利用了他。另外，他谈起话来爽快热情，不像是犯 人认罪，倒像是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这是当时他被一些听众认为是内务部 安插的奸细的一个原因。 贝尔曼—尤林详细叙述了1932年 11月他与托洛茨基及其侍从在哥本哈 根会见的情景。他供认说，托洛茨基亲自派他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刺杀斯大 林，但由于他未能搞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入场券，因此阴谋失 败。且不说后来证明他与托洛茨基的会见是捏造的，会见情景是内务部帮助 他编造的，就是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的说法，也颇令人怀疑。人们不禁会问， 机构严密庞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既然能把尼古拉耶夫派进戒备森严的斯莫尔 尼官，为什么竟然连张会议的入场券也搞不到呢？ 纳·卢里耶是个外科医生。他交待说，托洛茨基派他到苏联来谋杀伏罗 希洛夫。为了完成这项阴谋恐怖行动，从 1932年9 月到1933年春，他和另 外两个同伙带上手枪，到伏罗希洛夫经常经过的伏龙芝街一带散步以等待下 手的时机。因为伏罗希洛夫的汽车跑得太快，他们便作罢了。此后纳·卢里 耶被派到车里雅宾斯克，试图在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视察该市和参观 工厂的时候，向他们下手。可是，他也未能等到这样的机会。后来，纳·卢 里耶又被派到列宁格勒刺杀日丹诺夫。他计划在五一节游行时实施他的计 划。可是，因为他所参加的游行队伍离检阅台太远，所以未能得手。请看， 阴谋集团竟把如此重大的谋杀行动的成功希望寄托于侥幸等来的机会上。 莫·卢里耶与纳·卢里耶同姓，但不是兄弟。他供认说，他从托洛茨基 和季诺维也夫两方得到了进行阴谋活动的指示。 捷尔—瓦加尼扬供出了格鲁吉亚的所谓阴谋分子奥库贾瓦等人，以及他 和他的好友洛米纳泽等人的关系。当他涉及到斯米尔诺夫时，遭到了后者的 反驳。斯米尔诺夫又一次站起来请求法庭将他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记录下 来。 最后一名受审者是弗里茨·达维德。他供认他是被托洛茨基和谢多夫派 来实施两个谋害斯大林的具体计划的。一个计划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 刺杀斯大林，另一个是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像阴谋集团其它许许多多的经 过精心策划的计划一样，这两个计划也破产了。前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斯大 林没有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一个计划破产是因为达维德未能靠近斯 大林。 以上就是愚蠢的阴谋集团的众多愚蠢的阴谋分子的种种愚蠢的阴谋计 划。不但实施阴谋的一方是愚蠢的，破获阴谋的一方竟然也没有在预谋现场 将阴谋分子抓住，事发后也没有获得阴谋分子的罪状罪证。不但刺杀所用的 武器、器械和伪装物品等一件没有获得，连一个记载计划、指示之类的字条 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阴谋恐怖集团和如此的审案定案 的审判！ 如果维辛斯基先生还活着，他会说：虽没有物证，但至少有被告的口供。 那么，让我们看一看霍尔茨曼在法庭上的口供和 “布利斯托里”饭店的奇谈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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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茨曼确实曾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托洛茨基分子，是斯米尔诺夫的朋 友。他是继奥利别尔格之后受审的，他受到斯米尔诺夫一身正气的影响，改 变了过去完全认罪的态度，声明自己虽是托洛茨基组织的成员，转达过托洛 茨基的意见，但并不赞成他关于恐怖行动的观点，也没有参与恐怖行动。法 庭和检察长虽然对霍尔茨曼的态度转变极为不满，但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 霍尔茨曼至少没有否定原来赋予他的托洛茨基的特使的角色。可是，正好在 这一点上，公开审判出了一个大纰漏，它当时几乎戳穿了整个公开审判的西 洋景。 霍尔茨曼供称，1932 年 11 月他因公到柏林出差时，与托洛茨基的长子 列夫·谢多夫见面，将斯米尔诺夫托他转送的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了 谢多夫，让他转交托洛茨基。第二次碰头时，谢多夫建议霍尔茨曼一道去见 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霍尔茨曼表示同意。为了保守秘密，不招人耳目， 二人商定分别前往。两三天后，霍尔茨曼坐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下车后径直 到约定会面的布利斯托里饭店。在饭店的前厅碰到了谢多夫，接着去见了托 洛茨基。托洛茨基对他说，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 任务。 霍尔茨曼的供词见报后，托洛茨基立即声明供词是伪造的谎言，并通过 外国新闻社要求苏联的法庭询问一下霍尔茨曼，他进人丹麦时用的是什么护 照和护照上的身份和名字。维辛斯基作贼心虚，懂得霍尔茨曼的供词是经不 起调查的，而且他知道丹麦当局对出入境的外国人进行检查和登记的制度。 但是，霍尔茨曼从哥本哈根带回来的托洛茨基的密令，是阴谋集团恐怖行动 藉以成立的基础，是不能允许否定的。于是，维辛斯基和法庭对西方新闻界 的质询采取了不予理会的态度。当时，苏联实行新闻封锁，苏联人民是不了 解这一争执的。霍尔茨曼带着这样的供词于 1936年8 月25 日，与其他被告 一齐被枪决，含冤去世。 这一案子似乎成了“死无对证”的案子。但是，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 会民主》于 9 月1 日刊登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1917 年就拆除了。而霍尔茨曼却在这样一个已根本不存在的饭店进行他的间谍联 络活动！这一消息由世界各大新闻单位转载及随之而来的向苏联政府的质 疑，使苏联当局十分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