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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 以及由此引起的1932—1933年的大饥荒的艰难岁月，遭受着对斯大林的越来 越厉害的个人崇拜的折磨。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内的许多正直有识之士越来 越对斯大林践踏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的做法感到不安和不满，秘密地和 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甚至直接提出了执行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 书记职务的要求。但是，他们都受到斯大林的无情的打击。比如，马恩研究 院院长粱赞诺夫，外高加索党委第一书记洛米纳泽，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 主席司尔佐夫，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柳金，著名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老 布尔什维克斯米尔诺夫等。党内外各界翘首盼望新的领袖出现。 1926年，基洛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在以斯大林为首的排除了一切反对派的清一色的领导班子中，论资历、 论功绩、论能力、论威信，基洛夫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 点，就是虽然基洛夫对当时中央的总路线是拥护的，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 比较好，但是他具有诸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之辈所缺乏的独立思考的精 神，并不无原则地追随斯大林。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主张政治上的和 解。他认为，党经过了严酷的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烽火，消灭了阶级敌人，又 经过20 年代反对各种反对派的斗争，因此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大局的敌 人。当然还可能产生新的敌对分子，但只要坚持和解政策，就能孤立极少数 而团结大多数。这样，党就能全心全意地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一贯 坚持列宁为党规定的不准把肉体消灭的作法应用于党内斗争的政策。1932 年，柳金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秘密团体并散发 了一个反斯大林的纲领。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 “柳金纲领”。斯大林突然发 现，他的敌人，即使是被粉碎的人，仍在活动，他的领袖地位并未为全党所 接受。他要用20 年代末已经推行的强硬手段迫使全党接受他的领袖地位。但 是，当他在政治局提出将柳金等人枪毙时，基洛夫予以反对，并且主张在党 内和社会上废除恐怖手段。与他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 丘巴尔、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由于他们的坚持，柳金等人的性命得以 暂时保全。这是基洛夫等人与斯大林的路线分歧的一次明显暴露。 《斯大林 ——一个奇异的格鲁吉亚人》一书的作者、意大利历史学家扎尼·罗卡分析 说，斯大林 “在基洛夫等人身上看到了对他的强硬路线的抵抗有一个想法 使他感到震惊，即任何时候，他都可能在政治局的任何一次会议上成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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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18）使斯大林感到不能容忍的是，基洛夫对柳金案件的态度不是偶 然现象，而是他一贯的思想路线的反映。在基洛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的第一书 记期间，他对被视为反对派巢穴的列宁格勒的反对派，采取了团结的政策， 不仅反对对他们采取任何镇压措施，而且还为许多人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 作。许多遭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原反对派成员都愿到列宁格勒工作，愿意 和基洛夫同志交往。所谓“右倾反对派”的第三号人物托姆斯基的儿子尤里 ·托 姆斯基回忆说： “ 基洛夫剧烈反对右倾，反对父亲的观点，但是他们之 间的友谊却从来没有断过。父亲常常到列宁格勒基洛夫那里，一起打猎。他 称基洛夫为出色的人。1934 年秋，基格夫到莫斯科，好像是出席联共 （布） 中央全会，并在我们这里过夜。基洛夫被杀震动了父亲，很大地影响了他的 健康。” （19）基洛夫还主张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 系。基洛夫不仅坦诚地对待斯大林，既尊敬他又不奉承他，是政治局委员中 为数不多的敢于当面顶撞斯大林的人，而且善于听取工农群众的呼声，是 30 年代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敢于到工人中发表演说的人。 斯大林对个人迷信的培植和他的高压政策与基洛夫等的温和路线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使广大党的干部尤其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在担忧的同时看到了 希望。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当时事件的见证人回忆说，在 1934年 1月党的十 七大召开前，党内许多人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个人专断，为党的命运 和国家的前途担忧。在十七大的许多代表中， “首先是了解列宁遗嘱的代表 认为，已经到了将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搬开安排以别的工作的时候了。” （20）十七大代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A ·И米高扬死后发表的回忆文 章证实了这一情况，他说：“一些老党员找到基洛夫，建议他出任总书记。” （21）1962 年出版的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 版也肯定了这种说法。 （22） 十月革命胜利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儿子、历史学家 安东·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在揭露贝利亚的 《一个刽子手的官运》一文中 披露说： “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特洛伊茨大门旁一幢 两层的楼房中，来找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有谢尔盖·基洛夫、罗伯特·埃 赫、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柯秀尔、鲍里斯·舍博尔达 耶夫、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瓦西里·沙兰戈 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助手马霍韦尔。大家认真地谈起了总书记，谈起了他 的专断。” （23） 当时党内的政治分野已经相当清楚：一方是坚持个人独裁权力的斯大林 等人，另一方是要求改换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十七大的代表 Л·邵武勉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党内的这种情绪，斯大林是不可能听不到的。 “他懂得，对于他的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对于他对更大的独裁权力的掌握来 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障碍是党内列宁主义的老干部。” （24） 但是，面对党代会代表的忧虑和期望，基洛夫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谢绝 了大家对他的推举，使人们大失所望。 代表大会期间，当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 欢呼。 “代表们全体起立，站着向他鼓掌”，使得基洛夫只好“举起双手， 苦苦哀求着代表们安静”。 （25）这样的情况无疑表示了代表们的情绪，也 表达了党员们的期望。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大会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代表们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权力。基 洛夫得票最多，只得了3 张反对票，而斯大林得了292 张反对票，得票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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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等额选举，斯大林肯定会落选。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命令 将反对斯大林的绝大部分选票秘密销毁，然后向大会宣布反对斯大林的票也 是3 票。专制战胜了民主。 斯大林如何看待这次代表大会，准备如何对待企图把他搬开的代表们， 人们无从得知。但是，从他20 年代坚决而无情地踢开向他提出权力挑战的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样坚决而无情地踢开企图限制他的权力 的昔日战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情况看，如果人们这一次作出他同 样会坚决而无情地清除权力挑战者的结论，恐怕是合情合理的。 代表大会后，斯大林叫来了基洛夫。 “我听说，有人提议你担任总书记，是吗？” “是的，可是这是你自己的错误呀。我们给你说过多少次，不能再这样 下去了，可是你常常离开政治局会议，把门关得啪啪响 ” （26） 斯大林对基洛夫的这样的谈话是否具有什么政治含义呢？是了解情况， 商谈国家大事，还是摊牌呢？ 十七大会议期间和会后，斯大林与基洛夫仍保持过去一直存在的良好关 系，但是 《真理报》上突然发表一篇对基洛夫进行人身攻击的小品文，文章 虽没有提基洛夫的名，但谁都知道指的是基洛夫。另外，在一次政治局的会 议上，甚至提出了基洛夫远在十月革命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的某个观点，对其 进行了批评。这些在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实际上是向基洛夫发出警告的 信号。 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一年，基洛夫就被暗杀了。接着几年内十七大的代表 受到了无情的镇压。后来，苏联史学界有人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为“被处决者” 的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总共1966名代表中有 1108人被镇压，大会选 出的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人被镇压，占总数的 70％。 （27） 人们把联共 （布）十七大前后一场隐蔽的政治斗争、基洛夫的死以及此后的 大清洗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得出斯大林插手谋杀基洛夫的推论，不是没有道 理的。或许正是根据这样的分析，《大恐怖》一书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罗 ·康 奎斯特，在回答 《莫斯科新闻》周报记者关于“谁是杀害基洛夫的幕后人” 的问题时说： “看来，几乎所有苏联的政论家都认定这是斯大林的罪行。或 许，证据材料不存在，但是，任何别的解释看来都不符合公认的事实。”（28） 以上就是有关基洛夫被谁杀害的三种主要说法。当然，从基洛夫事件的 政治和历史意义来看，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对基洛夫究竟是谁害死的这一 问题的考证，而在于基洛夫事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基洛夫案件在苏联 历史、国际共运史和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就在于此。而在这一点上，对基洛夫 之死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不管基洛夫死于个人报复 者之手，还是死于斯大林之手，还是死于其他什么集团之手，他的死是被斯 大林利用来作为一种借口，以镇压和消灭原反对派以及一切反对他的集权统 治和个人迷信的人。而在当时它是一种令人信服的借口。原苏共中央监察委 员会领导人谢尔久克谈到了这一借口。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在 苏共二十二大上也说：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被斯大 林和与他接近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利用来作为对他们不称心的人，对我 国著名活动家进行迫害的借口。” （29）30 年代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克拉希 科夫的养女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当时生活在克里姆林宫，对苏联高层 领导的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对基洛夫事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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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耶夫暗杀的结果首先把最危险的对手，党的第一书记这一重要职务 的唯一竞争者清除出政治舞台。不仅如此，它还给斯大林带来了另一种结果， 也许是最大的好处。其最后结果给斯大林创造了他久待的时机，使得他建立 了巨大恐怖组织，并开动恐怖机器首先清洗那些能成为他前进路上障碍的 人，然后清洗他一贯仇视的、被他的独裁气势吓坏了的党内所有的 ‘老近卫 军’”。 （30） 《布哈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说得更明确，他说，基洛夫之死 对于斯大林来说， “不仅除掉了他的主要政敌，而且还为进行一次新的、更 大规模的恐怖制造了借口”。 （31） 就在基洛夫被害的当天晚上，斯大林就用电话从列宁格勒发出了三条指 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努基泽予以签发作为苏共中央执行委员 会和人民委员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