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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更是 如此。过去几年工业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大量事故和挫折，被有意地编制成 阴谋集团的系统的破坏活动。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案件的人为性质，即直到公开审判开始前才最后确定 被告的组成。审判的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改换被告，他们甚至不尊重 内务部用刑具和欺骗制造出的假供。公诉书曾前后两次易稿。按照第一稿， 被指控的被告共 16人，其中有C ·奇列诺夫，他当时是一名教授，担任外贸 人民委员部的总顾问，但这一稿中没有利夫希茨和图罗克。第二稿中被指控 的共17人，加上了利夫希茨。最后的第三稿中也是 17人，但奇列诺夫换成 了图罗克。 公诉书的每一稿都曾呈交斯大林审阅。然后按照他的指示进行修改。比 如，1937年 1月7 日，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将第二稿呈报斯大林时，在附信中 是这样说的： “现将遵奉您的指示修改过的关于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 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公诉书呈上 ”（33）公诉书的第二稿经斯大林的亲自修改， 被告奇列诺夫被换成了图罗克。 在维辛斯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他与斯大林谈话时做的笔记。有的谈话 涉及所谓 “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在谈话中，斯大林对 被告们作了具体的评价，把他们称作似乎是一生都在反对列宁的人。斯大林 还强调说，他们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马蒙托夫还要堕落，他们是一帮罪犯。 按照维辛斯基的笔记，当谈话涉及对被告图罗克和克尼亚泽夫的审讯方式 时，斯大林指示说： “不要让他们多谈车祸。嘘他们。他们制造了多少列车 颠覆事件，不要让他们多唠叨。” （34） 为了保证公开审判的成功，仅仅编制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罪行是不够 的，还必须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编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 除了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央的精神并垄断全国的舆论宣传阵 地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被告在法庭上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不管他们 的罪行是如何地出人意外，骇人听闻和难以想象，只要被告本人公开认罪， 它自然就会给人一种可信的印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务部在每个被告被 迫认罪和交待了自己的 “罪行”后，按照他们的罪行和在阴谋集团中的地位， 让他们进行了出庭预演或者说出庭彩排，即让每个被告先在内务部侦查员的 办公室里按最后定稿的供词，排练一下。被告们被反复灌输下述思想，他们 曾经是党员和国家的干部，要得到组织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就应该根据党的 事业的需要，通过 “自我揭露”帮助党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与国 内外敌人的阴谋进行斗争。经过反复的排练，许多被告最终进入了角色，达 到了 “剧本”创作者的要求。公开审判前，拉狄克给妻子的一封信说明了这 一点。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当然知道它要受到侦查员的检查，当然也不排 除信件本身就有侦查员的意图寓于其中。不管怎么说，拉狄克说，他将被迫 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招供，供认一些 “出人意外的”和“难以容忍”的罪行， 而且他相当明白地暗示妻子，要她理解这些罪行的真正价值。为此，他使用 了知情人不难理解的隐语，明确地揭示了预审的虚伪性。信的内容如下： “1937年 1月20 日 最近将要举行对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中心的审判。为了使法庭上 将要出现的事情不致使您感到太突然，我已请求与您见上一面。您要听完我 能告诉您的事情，并且不要向我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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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承认我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参加了它的恐怖活动，知道它的破坏活 动，知道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联系。对此，我将在法庭上予以确认。 有一点是不必给你说的，即这样的供认不可能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许诺从我 这里搞到的。你知道，我不用这种供认换取生命。 我 （此处空白），这就是说，这是事实。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事实，那 么你就把我当成你过去看到的那个样子好了，但是你没有任何根据和权利对 法庭认定的事实，提出哪怕一个疑问。 当你认真地思考一下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揭露罪行中的国际 部分，你就会理解，我没有任何权力向世界隐瞒这一事实。不管审判的结果 如何，你必须活下去。如果我会活着的话，你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在人世了， 你要为国家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有一点你要记住，无论如何，我任何时候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地与无产阶级事业联系在一起。” （35） “平行中心”领导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该中心存在的前提。作为“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领导成员，拉狄克自然应该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 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交代说，他先后收到托洛茨基5 封信，其中两封信是 1932 —1933 年他在日内瓦和莫斯科的时候，由苏联记者 B ·罗姆转给他的，3 封 信是藏在精装的书皮内，由伦敦寄来的。在信中，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未来的 战争中必败，他们的集团要夺取政权，必须向德国和日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 并割让领土，还必须加强破坏活动。拉狄克说，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信 件，他本人读过这些信后立即将其烧掉。至于信的内容，他则向 “平行中心” 的其他成员作了口头传达。他还交代说，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几封信，内容主 要是介绍国内情况。 穆拉洛夫交待，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通过斯米尔诺夫。1931年，斯米 尔诺夫向他介绍了自己与谢多夫柏林会见的情况和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 动的指示，要求穆拉洛夫恢复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中心。 很明显，拉狄克、穆拉洛夫的口供缺乏基本的可信性。拉狄克收到托洛 茨基的指示性的信件后，甚至未给 “中心”的最主要领导成员看，这不符合 秘密组织活动的常理。这不是在假传 “圣旨”吗？而且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 当时受中央信任和重视，根本不为内务部门所怀疑，雅哥达见了拉狄克甚至 还礼让三分。在这样的时候，拉狄克根本不会害怕也用不着担心，给二三个 人看看信件会有什么危险。罗姆本人被立案审查，于 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 他充当了托洛茨基和 “平行中心”成员包括拉狄克的联络员。80 年代，罗姆 的案件经调查认定无犯罪因素后被否决。他在受审时作出的关于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言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穆拉格夫，他则挑选了一 个已被处决的人作为向他传达指示的人。穆拉洛夫这样做是很聪明的：既交 待了罪行，又不牵连活着的人，口供死无对征，让人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 如果法庭依法办案，很容易确定穆拉洛夫的供词是否属实，因为 “托—季联 合中心”的被告斯米尔诺夫生前根本没有关于他向穆拉洛夫传达指示的供 词。雅·蔡德曼在受审时对穆拉洛夫关于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供词作了旁证。 后来，他在1937年3 月7 日的法庭上否定了自己的供词，明确表示他的供词 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编造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可以作为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人，即托 洛茨基本人和谢多夫。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 办法使他们就范。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状况是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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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法办事，根本用不着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滥施刑罚。1929年，托洛 茨基离境流亡西方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严密监视。托洛茨基和儿子谢 多夫的活动、会见和联系都受到监视。内务部对他们的通讯联络的情况尤其 与国内联络和通讯情况，是相当熟悉的。但是，有关他们与 “平行中心”的 成员的任何联系，包括会面，通讯以及其他形式的联络，内务部门却一无所 获，也就是说，内务部根本没有证明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据。 皮达可夫在人质压力和劝说下最初作出的关于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的供 词大意是：1935 年 12 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 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从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洛 茨基回信说，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帮助托洛茨基 回国夺权；托洛茨基掌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优 惠的地位。信中还指示皮达可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开展工业部门的破坏 活动，以履行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 皮达可夫的供词上交后，经研究讨论，决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联系 换成直接见面。故事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当然会变得更生动、具体，更具有 说服力。于是皮达可夫要直接去挪威会见托洛茨基。内务部的头目和负责皮 达可夫侦讯工作的人员只好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的又一 轮审讯。经过各种手段的启发和诱导，皮达可夫终于作出了一个基本令人满 意的交代，和内务部侦讯人员一起，编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皮达可夫交代说，1931—1932年，他利用几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曾三 次会见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会见是由斯米尔诺夫安排的。在会见时，谢 多夫转达了托洛茨基的口头指示，要他恢复反对派的活动。1931年底，舍斯 托夫从柏林回国后，将谢多夫交给他的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皮达可夫。 托洛茨基在信中要求皮达可夫将所有反斯大林的势力联合起来，排除斯大林 及其助手，采取对抗苏联党和政府的措施。1935 年 12 月，皮达可夫再次出 差柏林时，拿着伪造的德国护照，秘密乘飞机抵达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与侨 居挪威的托洛茨基举行了秘密会晤，面商了借助德军夺取苏联政权和推翻斯 大林的计划。为了接受 “布利斯托里饭店”的教训，供词中避免了多余的具 体情节，使这次行动看起来是一次确实存在的诡秘行动。当我们了解到供词 的制作过程后，对于它的虚假性已无须进行分析了，况且也无须我们多劳， 因为审判的组织者做了最好的自我揭露。像制作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一样， 这次他们又造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