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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的提出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与斯大林的政治分歧出现于 1928年。从那时 起，他们受到了斯大林越来越严厉的打击。 1927—1928 年，苏联出现了以粮食收购量骤减为标志的 “粮食危机”。 斯大林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加剧的反映，是富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他提出强 制征粮的 “特别措施”，认为鼓励个体农民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提 出要在最短时间内， “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 农民”。①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认为粮食困难是党的工作失误所致， 它能够在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予以解决，集体化需要在农业积累 和机器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现，不能急于求成。他们认为，加速工业化和强 制征粮的特别措施违反经济规律，不但打击了富裕农民，也打击了中农和贫 农。在 1928年 7 月联共 （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农民必须为 工业化作出 “贡赋”的思想，即强迫农民低价销售农产品的政策，提出了随 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虽然在布哈林、李可夫 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反对下，全会通过了部分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终止强制征 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及时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反而极力维护中 央委员会尤其是政治局的表面一致。李可夫甚至表现出不必要的宽厚，说什 么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应为 “特别措施”负责。李可夫说，如果党与中农 和贫农的关系受到破坏，那么 “我是所发生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之一”。②而 斯大林则在全会后不指名地把他们作为右倾势力予以批判，并利用他控制的 实权，在 1928年 7—9 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排挤布哈林的领 导，接着在布哈林任主编的 《真理报》安排D ·克鲁明任副主编，控制了《真 理报》的实权。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了联共 （布）莫斯科委员会和 监察委员会于 10月18—19 日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某些领导干部犯了右倾 错误，迫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和市委书记 B ·科托 夫于 11 月 27 日辞职，“选举”莫洛托夫和K ·Я·鲍曼任莫斯科委员会第 一书记和书记，从而排除了莫斯科党委对布哈林的支持，控制了共有8 名中 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强大的莫斯科党委会。接着，莫斯科党组织对干部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从而向同情布哈林直至中立、动摇的人表明反对斯大 林将会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迫使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 1928 年 11 月全会前递交了辞职声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的调停下， 斯大林答应了他们的某些要求，他们也收回了辞呈。后来，布哈林揭露斯大 林的这一策略手段时说： “ 一开始总是要玷污、败坏你，损坏你的声誉， 侮辱你；到时候就不是满足你的辞职请求，而是借怠工而将你 ‘撤职’。这 种把戏是一目了然的。”③ 在 1928年 11月中央全会上，双方就工农业发展速度等问题继续争论。 李可夫强调必须重视农业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凭票证供应制度是建不成的， 并说在小农提供90％的粮食的情况下，急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法 是不对的。斯大林则强调必须增加工业投资、加快工业发展、加强反对右倾 的斗争。他把副财政人民委员 M ·и弗鲁姆金给中央的信作为右倾的靶子予 以批判。虽然全会的决议在农业方面容纳了布哈林、李可夫的观点，在工业 方面表达了斯大林的观点，取得了妥协，但是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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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主要危险，阶级斗争加剧的理论为全会大多数人所接受。 11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对斯大林背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中 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深刻地阐述了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政治斗争转向和平的 “文 化”的组织工作这一过渡时期的形式。布哈林还利用纪念列宁逝世5 周年的 机会，大胆地作了以 《列宁的政治遗嘱》为题的报告，向斯大林提出了挑战。 但是，为了避免所谓党内冲突，他和李可夫、托姆斯基都没有提出把斯大林 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搬开的问题。 斯大林则提出了 1928 年布哈林与已打成反对派的加米涅夫秘密谈话的 问题，把它斥之为反党宗派活动，并在1929年 1月和4 月的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斥之为 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在4 月的会议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指责斯 大林粗暴地破坏党的生活准则，破坏党的统一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否定党的 新经济政策。布哈林还用长篇发言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他们到 这时还不敢提出执行列宁遗嘱的问题。在他们向4 月全会所作的声明中只是 说： “我们觉得，斯大林同志应当考虑列宁给予的（非常英明的）劝告，不 要放弃集体领导”。④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则歪曲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讲 话，诬蔑布哈林庇护富农，把布哈林关于阶级斗争、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 和市场关系等后来被证明正确的思想，武断地斥之为背离列宁主义的右倾思 想。斯大林还恶毒他说，在 1918年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曾与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进行秘密谈判。斯大林的话已经露出了杀机，它是后来莫斯科第 三次公开审判关于布哈林妄图谋害列宁的罪名的最初表露。全会以压倒多数 通过的关于党内事务的决议完全贯彻了斯大林的意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 托姆斯基进行了谴责，把他们打成了右倾反对派，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 基在 《真理报》、共产国际和总工会的职务。 斯大林依靠他手中的实权压垮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后，于 1929 年 11月7 日宣布“大转折”即全盘集体化的开始，保证要把苏联变成世界上 粮食最丰富的国家。接着，在反右倾的旗帜下，制定了高指标的工业发展计 划。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继续受到攻击。他们被责令放下反党的机会 主义的武器，承认错误，彻底投降。11 月 12 日，李可夫代表他们三人在中 央全会上宣读了一项声明，同意中央决定，但拒绝承认所谓右倾的指控。布 哈林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受到了警告。在党的十 六大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再次作了自我批判，做出了贯彻党的总路线的表 示。布哈林因病缺席，但于 1930年 11月在 《真理报》上声明承认党的十六 大的决定，谴责了派别活动和一切与党的领导进行隐蔽斗争的企图。 党的十六大以后，所谓右倾反对派的领导人未坚持前见和从事反对党的 路线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谴责和处分，仍被 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党的十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 斯大林有意的安排中，逐渐造成了一种对他们不信任的甚至怀疑、挑剔和监 视的气氛。他们对党的决议和路线的服从被说成是两面派行为，沉默被说成 是政治消沉，表态则被说成缺乏诚意。在布哈林承认自己 “右倾错误”的声 明见报的第二天，中央报纸 《为工业化奋斗！》和《劳动报》就把声明斥之 为两面派行为。这种显然是粗暴武断的责难当然无法为社会所接受。因此， 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于 1930年 11月21 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上述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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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 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 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 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 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 1930 年 10 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 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 ‘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 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 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 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 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 蠢的 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 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 谤时，我隐忍而不答 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 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 ‘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 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 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 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 着我们。”⑤ 1934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 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 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 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 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 的恐惧 （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 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 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 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 1918年夏天， 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 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 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⑦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