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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和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苏联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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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民委员、大刽子手雅哥达，闪着他老鼠般的惊惧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 向左右瞅来瞅去。他出现在被告之中，引起了被告们和听众的惊讶。其余的 被告主要是二三十年代苏联的高级干部。罗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 格林科曾任苏联政府的人民委员，泽连斯基曾任苏联供销合作联社的社长， 沙兰戈维奇曾任白俄罗斯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还有乌兹别克的前领导人、 所谓的民族主义分子霍贾耶夫和伊克拉莫夫。除了上述领导人外，还有5 名 中级干部：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的干部别索诺夫，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干部 祖巴列夫，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 3位秘书。最后还有 3位非党医生：著名的 医学家普列特尼奥夫、莱温和卡扎科夫，其中前两位医生年龄分别为66 岁和 68 岁，是这次公开审判中最老的被告。 被告们神态各异，霍贾耶夫穿着一套似乎刚做的西服。伊克拉莫夫则穿 得邋邋遢遢，显得颓唐不堪。雅哥达鬼鬼祟祟的样子，像一只被治服的狼。 克列斯廷斯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鹰钩鼻子上架着一付钢边眼镜，铁青着 一张脸。布哈林虽然瘦弱，但神情自若，目光凝重。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法庭程序，首先由审判长乌尔里赫宣布开庭。然后， 书记员宣读了公诉书，它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于 1938年2 月23 日写成的。 公诉书冗长空洞，危言耸听，没有提出什么可作为罪证的事实材料。公诉书 宣称本案的21 名被告犯下了里通外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谋杀党和国家领 导人、阴谋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分裂祖国的大量罪行。 “内 务人民委员部所属机关经调查后，确认本案被告遵循敌视苏联的外国谍报机 关的指示，组织了一个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阴谋集团，其目的在于推 翻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 权，便于各敌国瓜分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细亚各共和国、格鲁 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滨海区脱离苏联。 “调查认为，‘右派—托洛茨基联盟’内部纠集有托派、右派和季诺维 也夫分子，以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355族主义分子。”③ “调查结果表明，‘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按照与德国和日本谍报机关 达成的直接协议，并遵循人民公敌托洛茨基的指示，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针 对我国某些最优秀的人士的恐怖行动。”④ 公诉书还宣称 “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与军队的阴谋分子密切合作。 公诉书说，许多被告从20 年代初起就充当德国、英国、日本和波兰的间 谍，还有一些被告曾作过沙皇暗探局的特务。被告的破坏活动遍及工业、农 业、商业和财政各个领域。在恐怖活动方面，公诉书再次把基洛夫被害的责 任加到被告身上，基洛夫的死再次成为打击和镇压任何反对派领导人的借 口。公诉书正确地指责雅哥达通过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为谋杀 基洛夫的成功创造了环境。但其正确性仅到此为止，因为公诉书接着十分拙 劣地说雅哥达从叶努基泽那里得到了谋杀基洛夫的指示。在公诉书中，过去 一向宣称的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自然死亡变成了政治谋害，也是右派—托洛 茨基集团插手搞的。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以及高尔基的儿子佩 什科夫，和古比雪夫、高尔基一样，是被反革命集团用医疗手段谋害的。与 前两次公开审判的被告一样，被告同样被指控为对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进行了谋杀恐怖行动，而且同样是不成功的。头号被告布哈林似乎在 1918 年就企图谋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当时不起眼的处在二流领导人地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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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实行反革命政变，夺取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当然也 包括夺取还没有掌握党政大权的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的政权。后来，以这次 公开审判提出的控告为部分依据而编写的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电影 《列宁在一 九一八》，公开地搬上了舞台，流毒全国和全世界。当时，苏联各报甚至来 不及等待开庭，竟相登载揭露 “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徒”的罪行的文章，要 求无情地惩治这些被告。而在开庭审判的3 月2 日，苏联各中央报纸都发表 了社论，同声谴责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行，提出了从肉体上消灭 “血 腥的狗强盗”的口号 （这是来自维辛斯基的语汇）。第二天，报纸把大部分 版面让给了 “一个定罪的结论就足够枪毙这些坏蛋！”的典型口号，发表了 工人、集体农民、著名学者和军人的信件，以及各地要求严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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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列斯廷斯基等在法庭上 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 有参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 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 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 我在被 捕前是联共 （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 员。 ——克列斯廷斯基 公诉书宣读后，审判长乌尔里赫依次验证被告身份，询问被告是否服罪。 对于已经主持了两次大型公开审判的他来说，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因为面 前的被告是被内务部长期秘密审讯治服了的犯人，根本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被 告，即在被判罪以前有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被告。他本来认为这些被加 工好了的被告，会一个一个服服贴贴地承认自己有罪，就像被严厉的家长打 怕了的儿童一样，要他们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乌尔里赫一一点着被告的名 问道： “你对你被指控服罪吗？”布哈林、李可夫和雅哥达等全都机械地回 答说： “是的，我服罪。”但轮到克列斯廷斯基时，他突然以一种刺耳、颤 抖的声音大声说： “我不承认我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根本没有参 加过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我也没有干过哪怕一桩 要我个人承认的罪恶活动，我尤其不承认我有与德国情报机构联系的罪行 我在被捕前是联共 （布）党员，并且现在仍然是联共（布）党员。”⑤ 357 克列斯廷斯基出生于 1883 年，乌克兰人，1907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法 律系。他是一位 1903年入党的老党员。从 1907年开始，他在国家杜马社会 民主党团中工作，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他的履历表一栏中这样写着：因参加 革命活动在维尔诺 1904、1905 （两次）、1906年 （两次）被捕，在维捷布斯 克 1905年被捕，1905、1907、1914年分别在彼得堡被捕。1905年被当局从 彼得堡放逐，1906年从维捷布斯克放逐，1914年从彼得堡放逐到乌拉尔。 1905年，当克列斯廷斯基第二次被捕后关在维连斯基监狱时，党组织派 了一个同志以 “未婚妻”身份与他联系。这个年轻可爱的姑娘的任务是向他 传达组织活动的消息，了解克列斯廷斯基对工作的意见。克列斯廷斯基出狱 后，充当联系人的姑娘与他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了他真正的未婚妻，不久 他们结婚了。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他担任乌拉尔州和叶卡捷琳堡市苏维埃的领 导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他在列宁身边工作，帮助列宁解决过许 多问题。他通晓法语、德语、拉丁语，记忆力很强。列宁常常称赞他的能力， 有时遇到难于回答的问题，便说 “去问问克列斯廷斯基”。 他在党的第六、七、八、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9—1921 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 担任财政人民委员、苏联驻德国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人民委员。在他身上， 列宁教导出来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特别突出：对待革命事业坚韧 不拔，对待人民心地善良。他非常平易近人，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 员，他也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像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官员。 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在俄共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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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克列斯廷斯基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 报告。在十大上，有一个人称他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他注意到这件事，在自 己报告的结语中说，并没有总书记这个职位。当时中央一共3 个书记：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都具有同样的权力。他就是这样容不 得哪怕是无意的奉承和赞扬。至于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个职务，党的十大 之后一年，就落到斯大林手里去了。 他曾和斯大林在彼得堡的地下工作中共过事，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因此， 斯大林对他没有好感。他也曾私下表达过对斯大林的不满，称斯大林是个丑 恶的家伙。就是在斯大林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后，他仍耻于站在颂 扬斯大林这个 “一切时代与所有民族中的天才”的行列中。1935年一天，他 在剧院看戏。布哈林也去了。当时，人们普遍回避被黜的布哈林，不敢与之 接近。他在休息厅里看到了布哈林，无所顾忌地走到后者跟前，与之长谈。 事后，他对妻子说： “应当支持在困难时刻中的人”⑥ 莫斯科第一、二次公开审判的被告有许多是他的好友。兔死狐悲，物伤 其类。但他曾想，他作为苏联有名的外交家的世界声誉及其与欧洲各国著名 领导人的私交，或许能使他避免被清洗的厄运，他的这种想法很快被证明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1937年3 月27 日，他被免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 调任副司法人民委员。这种调任通常是被捕前的过渡措施。雅哥达被捕前有 过这种调任。十月革命的英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 （即电影《列宁在十月》 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卫队长的原型）1937年被召从西班牙回 国，先是担任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接着就被秘密处死。克列斯廷斯基 调任前，斯大林把他叫去，建议他担任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其理由 是，鉴于他过去的 ‘错误’，己不适宜代表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任职 后不久的 1937年5 月20 日深夜，8 个穿制服的人闯进了他的家，他的妻子、 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下夜班回来，看到这种情景，惊恐地叫了起来。克列斯 廷斯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一如过去去上班时一样平静。但这一次他走到 女儿跟前亲吻着女儿，郑重地说： “好好学习，孩子。我没有任何罪 ”⑦ 克列斯廷斯基了解内务部整治人的一套办法。他有妻子和女儿，同样可 以被当作人质。他的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15岁，按照1935年4 月7 日颁 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他的女儿完全可能因他而遭殃。 同时他懂得，完全拒绝在秘密审讯时作出假供，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秘密处 死，甚至得不到一个向世人表明自己真正的态度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在遭受不太长的审讯后，决定暂时屈服，作出一些 供词，保存自己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