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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自己的 “罪行”时一种开脱和减轻“罪行”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 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 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 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 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 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 “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 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 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 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 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 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 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 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 “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 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 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 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 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 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 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 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单独地说， 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 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 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 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 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 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 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 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 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 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 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 党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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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 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 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 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 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 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 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33）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 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 ‘右派—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 明： （1）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 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 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 过这件事。 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 斗争方法并非上策 （‘并非上策’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 ——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34）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 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 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 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抢劫，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 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 系中。然而，我是从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 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 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 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 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 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 可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并非是什么 集团。”（35） 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 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立于 1928 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 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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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36）布哈林就 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 的虚假性。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公诉书以前，对于其 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37）布哈林说，公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 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 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 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 “霍贾耶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 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 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 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8） 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 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 ‘右派—托派集团’的决定而被 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 ”（39） 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 1918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对于肉体消 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那种逻 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 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 捕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 捕，但他肉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40） 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是中世纪的司法 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满面通红。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