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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搞清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的基本事实，以及从这些事实中得到的有效推导。这些经济学推导跟事实同等重要。我们可以引用桑塔雅纳的逻辑论（用数学也一样可以说得很好）来说：推导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因此，“当已知逻辑体系的一段推导用于描述某项事实，整个逻辑体系就会焕发出光芒，把未发现的事实照亮”。
如今，很少有人能够认清他们不断提出的经济主张所包含的确切含义。当他们说，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增加信贷，就等于是说，加重债务就能拯救经济。二者是同一事物，从不同侧面去看，便有了含义不同的名称。当他们说，繁荣之道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等于是说，让城市劳工购买的食物价格变贵就能迈向繁荣。当他们说，增加国家财富的方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就等于是说，加重税负就能增进国家的财富。当他们主张以增加出口为主要目标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相应制定一个扩大进口的目标。当他们说，任何情况下，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是提高工资率，就等于拐弯抹角表示，只有提高生产成本才能促使经济复苏。
以上只是点出那些主张都有它的另一面，这好比一枚硬币都有两个面；同样的主张，换种说法就会缺少吸引力。当然，这不一定表示，那些主张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站不住脚。有些时候，借来的资金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加重债务也许算不得什么；有些时候，为达到军事目的，政府必须采用补贴的方式；有些时候，某个行业负担得起生产成本的上升。不过，不管是哪一种状况，我们都务必要同时考虑硬币的两面，去探讨经济政策提案所蕴含的的所有结果。可惜很少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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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分析实例中领会到另一个教训是常识的重要性。在书中我们反复说，研究各项提案的影响时，不仅要观察短期内特殊群体所受的影响，也要考察长期内所有的群体受到的影响。但我们发现，这个结论往往只用普通常识就能推论而得到。即便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他稍微看远一点，他肯定不会觉得：橱窗被砸破、城市毁于战火是件好事；兴建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一点都不浪费；政府裁撤冗员让闲人重回劳动市场非常危险；添置机器会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机器增进财富创造、能让工作更省力；对自由生产和自由消费设置障碍，可以提高财富；迫使其他国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购买我们的产品，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富裕；储蓄是既愚蠢又邪恶的行为，挥霍享用才能带来繁荣。
亚当·斯密用极其普通的常识，回应当时的诡辩家说：“在每一个家庭的管理中是精明的举措，用于一个大国的管理，很少会是错的。”但很少有人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意识到这句话。即使他们得出来的结论非常荒唐，他们也不会重新检查自己的推导过程。哲学家培根说：“浅薄的哲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无神论，但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宗教。”依读者本身的信仰而定，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句箴言。不过，下面这句话却千真万确：浅薄的经济学会使人的思想倒向荒谬的结论，但是，深刻的经济学思考将人的思想带回常识。所谓深刻的经济学思考，是指去考察一项政策产生的所有影响，而不是只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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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被遗忘的人”（Fotten Man）。读者也许还记得萨姆纳1883年所写的文章：
当A觉察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害得X因此遭受苦难，于是立即和B谈这件事，两人接着提议立法，矫正那种错误的做法，以此来帮助X。他们通过的法律，总是规定C应该为X做什么事，更好的情况则是A、B和C应该为X做什么事……我想做的事，是探访一下C……我称他为“被遗忘的人”……他是从来不被考虑的人。他是被改革者、社会投机者和慈善家所牺牲的人。我希望将他的特征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负担展示给你们，以得到你们的注意。
“被遗忘的人” 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再度被人提起时，不是指C，而是指X，真可说是历史的反讽。至于C，则是被要求支持更多的X，和以前比起来，更是彻底遭人遗忘。就是这个C，这个被遗忘的人，还得经常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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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相当关心的核心谬论，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系统性地出现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此打住，那么这堂课的研究就不算完成。事实上，这种系统性谬论是劳动分工所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社会化劳动分工出现以前，原始人的一切工作都只为自己或家人而做。他消费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他的产出和他的满足之间，始终存在着直接和立即的关联。
但是当更为细致的社会化分工出现，这种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不复存在。我消费的东西，不全是我生产的，我可能只生产其中一样。我用我生产的商品、用我提供的服务所赚来的钱，去购买其他我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我希望我购买的每一样东西，价格越便宜越好，但是我生产的商品、我提供的服务，价格要越高越好。我希望其他所有的东西越丰富越好，但是我的同行和他们的产出要越稀缺越好。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若能得遂所愿，我付出的努力就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会限制我自身的努力以减少自己的产出。事实上，跟我生产同样产品、提供同样服务的人是大有人在，我只是行业中普通的一员，而且我们这一行是自由竞争，如果我限制自己的努力和生产，对我自己并没有好处。相反，如果我是一个麦农，我会希望我所种植的小麦产量越高越好。当然，我也希望其他所有麦农的产量越低越好；我希望市面上小麦及其替代品供给稀缺，我的收成就能卖到最好的价钱。
上述这种自利动机对小麦的总产量一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只要存在竞争，每位生产者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尽可能多的农作物。这样，靠自利动机的力量（不管是好是坏，它比利他动机更持久且更具威力）就能使产出最大化。
但是，如果所有麦农以及小麦替代品的所有生产者，能够联合起来消除竞争，而且政府允许或鼓励这种做法，形势就会发生逆转。麦农就会去说服本国政府（最好是说服相关国际组织），强迫所有的麦农等比例缩减小麦的种植面积。这样就会让小麦供不应求，进而抬高小麦价格；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幅，很可能大于产量的降幅，麦农整体上就会因此受益。他们会赚到更多的钱，也就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其他人的状况都会因此变差（假使其他条件不变），因为其他人都必须拿出更多自己生产的东西，来换取更少的小麦。很清楚，小麦减产的数量，就是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数量，国家因此变得比较贫穷。但那些只将目光放在麦农身上的人，看得到麦农因此获得的利益，却没看到其他所有人因此遭受的损失。
这个道理，适用于其他每一种行业。如果因为气候反常，柑橘的收成突然大增，所有的消费者都会受益。柑橘增产多少，整个世界的富有程度就增加多少。但是，柑橘会卖不起价钱，这会使全体柑农比以前贫穷，除非大量的柑橘卖得出去，销量增加足以弥补降价的损失。当然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柑橘收成反而不如常年，我一定会因为普遍性丰收导致的低价而蒙受损失。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供给发生变化的情形，同样适用于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形。不仅新发明或新发现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消费者品味改变同样会给各方造成利弊不同的影响。新型棉花采摘机，虽然可以降低每个人购买棉质内衣和衬衫的成本，并且提高整体的财富，但是受雇的棉花采摘工人数量会减少。新型纺织机器可以用更快的速度织出更好的衣料，但许多老式纺织机器却会因此遭淘汰，尚未收回本钱的淘汰机器，其部分投资将就此损失，其所有者当然变得比较贫穷。进一步开发核能发电，可以造福全人类，但煤矿和油井的业主却会因此不堪设想。
没有一种技术改进不会伤害某个人，同样的道理，大众的品味变得高雅、社会风气得到净化，没有哪种好的进步不会伤害某个人。若更多人倾向于审慎节制，成千上万调酒师将因此失业。若赌风日衰，在赌场和赛马场营生的人就只好另谋职业。若男人更懂得洁身自爱，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就会陷入绝境。
但是民风突然改善，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以迎合人们低级趣味为职业的人。那些毕生致力改善社会风气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牧师面前做忏悔的人会减少。社会改革家会找不到责任之所在。人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弱了，他们能为社会做的贡献也减弱了。如果没有人犯罪，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律师、法官、消防队员，也不需要监狱看守和锁匠，甚至可以不要警察（交通警察除外）。
简单地说，在分工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更大的满足时，不会伤害满足那份需要的人。为此投资的人、为此苦练技能的人，至少会遭受暂时性的伤害。如果各个经济领域都是非常均衡的共同增长，那就不存在特殊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利益对抗，就算有，也不会构成任何严重问题。如果同一年全球的小麦收成同步增加，我的小麦收成也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柑橘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收成同时增加，所有工业产品的产出也增加，单位生产成本相对下降，那么我这位麦农不会因为小麦产量增加而受到伤害。虽然，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可能下跌，我的产量增加也没能完全弥补总收入的减少，但是，如果其他每个人的供应量增加，我也能用更便宜的价格卖到他们的产品，算下来大家扯平，那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其他每一样东西的价格跌幅，和我的小麦价格跌幅完全相同，我的富裕程度会和我收成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其他每个人的富裕程度，也会和所有产品与服务供给增加的幅度同比例上升。
这种齐头并进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未发生过，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只可能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步调增长，甚至此消彼长。如果我生产的那种商品，其供应量突然大增，或者如果新发明或新发现，使得我生产的那种商品不再有人需要，这些使整个世界获益的好事情，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人们的注意力，总爱集中在最显眼的地方，即使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也不例外。大家往往不会去注意供给增加或新发现所带来那些分散各处的利益，而会去关注少数人因此遭受的损失。每个人都在享用更多价廉物美的咖啡，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咖啡种植者们因为咖啡豆买不起价钱而生活难以维继。新机器以更低的成本，提高鞋子的产量，这个事实没有人注意；人们看到的，只是一群男女劳工的生计因此没有着落。这些群体的悲惨处境应该被承认，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地对待，而且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