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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生计因此没有着落。这些群体的悲惨处境应该被承认，他们应该受到同情地对待，而且我们也应该研究一下，能否利用在这一特殊进程中得到的收益去帮助这些人另谋生计。这绝对是我们该做的事，也是全面了解问题所必须要做的事。
问题的解决方法，绝对不可以是武断地去减少供给量、去阻止进一步的发明或发现，去帮扶处境艰难的人继续从事已经失去价值的工作。然而世界各国，竞相利用开征保护性关税、捣毁机器、烧毁咖啡树、制定各种的限制措施等种种手段，去解决上述问题。这是通过制造匮乏来创造财富的疯狂教条。
不幸的是，这类教条（可以说是人为炮制的物以稀为贵），对于特定的生产者群体而言的确是金科玉律——如果他们能使控制自己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他们就会制造出相对匮乏，以保证他们必须购买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对充裕。但这一教条对整个社会来讲是荒谬的，它绝对不能运用于所有的领域。因为那么做，等于经济自杀。
最后，来高度概括一下我们这一课：当我们专注于某个单一经济群体时，看起来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许多事情，在转而考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每一个人的利益时，却有可能是一串错觉。
看问题时，是看整体，不是看片段。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
第三部分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第26章 三十年后的这堂课
本书第一版是1946年出版的。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时，一晃已经过了32年。在这三十年间，本书当年所阐述的那些教训，我们学到了多少？
若拿这话问那些政治人物，也就是那些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人，那么他们根本没学到什么。相反，本书反对过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如今远比三十年前更深重、更盛行，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以尤为突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为例。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往往是其他经济干预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为了涨价而涨价。今天，通货膨胀已经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标准象征。
1946年版中阐明了通货膨胀的后果，但是当时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得多。我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1926年的财政支出不到30亿美元，并且有财政盈余。相比之下，虽然在1946财政年度，支出上升到550亿美元，赤字为160亿美元，但是在1947财政年度，随着战争结束，支出降到350亿美元，还出现了4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到了1978财政年度，支出飚升到4；510亿美元，财政赤字竟达490亿美元。
这一切都伴随着货币存量的激增——活期存款加上人们手头的现金，从1947年的1；130亿美元直升到1978年8月的3；570亿美元。也就是说，三十年间，流通货币的供应增加了两倍多。
货币增加直接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从1946年的58。5飚升到1978年9月的199。3。也就是说，物价同样涨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知道，促使物价上涨是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部分原因。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那本书被各种分析和经验彻底推翻也已经有20年，时至今日，一些政治人物仍在继续建议增加赤字支出，以对付和减少失业。极具讽刺的是，过去48年，联邦政府已有41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均赤字高达500亿美元，程度如此严重，那些政治人物仍旧不断提出这种建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满足于自身采取这种灾难性的政策，竟然敦促别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实施美国那些“扩张性”的政策。就像伊索寓言里的狐狸，自己丢了尾巴之后，偏要敦促其他所有的狐狸也都把尾巴割掉。
抱持凯恩斯神话的一个最坏结果是，不仅促使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而且用系统的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失业的真正成因上转移开，让人看不到工会要求的工资率过高、实施最低工资法、过度实施失业保险，以及救济金支付过分慷慨对失业的真正影响。
虽然通货膨胀有一部分是故意制造的，但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政府诸多经济干预的后果。政府制定各种干预政策，从张三那里征敛钱财，转而花在李四身上，最终形成“重分配型国家”（Redistributive State）。
若整个过程采用单一措施，那么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追踪，其破坏性也比较容易揭示，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在国会颇受重视的保证年收入提案。该提案建议对所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征税，用于救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而不管那些人愿意工作与否。如此明目张胆打击生产、包养懒汉的提案简直空前绝后，这只会让每个人都变穷。
当然，政府并不会采用某种单一措施，而会采用大量局部的、有选择性的重分配措施。这些措施可能绕开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转而向其他群体提供各种福利、补贴和其他优待。这些措施，常见的有：社保、医保、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食品券、退伍军人福利、农业补贴、住房补助、租金补贴、学校午餐、公共工程“制造的工作”、 家庭扶养子女的补助，以及针对老人、盲人、残障人士等实施的各种直接救助。联邦政府估计，单单最后这类人，联邦财政救助对象超过400万，这还不包括接受各州、市财政救助的人数。
有位作者最近对至少44种福利计划进行了统计。1976年，政府在这些计划上的总支出高达1；870亿美元。把这些计划合起来看，1971年到1976年，年均增长率为25％，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5倍。1979年的支出金额预计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福利支出急剧增长促成了“国家福利产业”的发展，现在有500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和私营部门的劳工，参与配发福利和服务给5 000万名受益人。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的组合福利计划——有时整合化程度比较高，追踪其危害性比较容易。无论如何，为了实施那些福利计划，各国只有征收越来越重的税。
我们只需以英国为例来进行说明。英国政府对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收入（称为“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83％；从投资中得到的收入（称为“非劳动”所得）征收的所得税，税率最高达98％。不用说，如此高的税率，直接打击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最终严重抑制生产和就业。对业主杀鸡取卵，必定致使就业受到抑制。对投资釜底抽薪，令人们不愿投资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设备，必定致使工资水平低下。然而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正被各国政府采用。
但是，严苛的税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去满足重分配型政府诸多开支、以及诸多计划中的开支。结果是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陷入长期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并越陷越深。
过去三十多年来，纽约花旗银行对10年期通货膨胀率进行了记录。其计算是基于各国政府本身发表的生活费用估计值。在其1977年10月的经济通信中，公布了对50个国家通货膨胀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截止1976年的最近十年内，表现最好的西德马克，购买力损失35％；瑞士法郎损失40％，美元损失43％，法国法郎损失50％，日元损失57％，瑞典克朗损失47％，意大利里拉损失56％，英镑损失61％。至于拉美国家的购买力，巴西克鲁赛罗（cruzeiro）损失89％，乌拉圭、智利、阿根廷比索损失99％以上。
这个数字其实还算是温和的，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两年世界各国货币贬值的速度。1977年，美元贬值6％，法国法郎8。6％，日元9。1％，瑞典克朗9。5％，英镑14。5％，意大利里拉15。7％，西班牙比索17。5％。至于拉美国家，巴西货币单位1977年贬值30。8％，乌拉圭35。5％，智利53。9％，阿根廷65。7％。
请读者们想象一下货币大幅贬值所造成的国家经济混乱局面，以及千百万居民所承受的生活困难。
前面说过，通货膨胀本身是人们生活困苦的原因，可是它又主要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政策的后果。这些干预行动无意间说明并凸显了本书的基本教训。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可以给某些特殊群体带来即期利益的假定上。实施干预的人，未能对政策的次要影响进行考虑，也就是没有考虑到它们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总之，那些政治人物对这本书三十多年前就给出的教训似乎什么都没学到。
如果我们来逐章审视，我们就会发现第一版所反对的各类政府干预形式，无一例外不是正在被各国顽固采用。各国政府都在努力用公共工程来解决政策性失业问题。它们变本加厉地增加税负，推行信用扩张。大多数政府仍以“充分就业”为基本目标。它们继续实行进口配额和保护性关税。它们设法通过让货币贬值来达到出口增加。农民仍旧享有“平准价格”。 它们仍在帮扶那些无利可图的行业。政府仍然努力“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
是通货膨胀政策在推高商品价格，而各国政府却继续将物价上涨的原因，怪罪到私人生产者、消费者、“奸商”头上。对于石油、天然气等最需要发展激励的行业，政府却通过设定最高限价，或者采取管制或监控其总体价格水平和工资，最终挫伤新油田、新气田开采的积极性。在凋敝的城区住宅面前，政府仍继续实施租金管制。在已经造成的长期失业面前，政府不仅保留最低工资法，而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它们不断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给工会以各种特权和豁免权的支持；硬性要求劳工加入工会；容忍大规模的罢工纠察和其他形式的胁迫；强迫雇主和这些工会“服从集体谈判”，以此让雇主对工会的要求做相应的让步。所以这些措施的意图都是为了“帮助劳工”，但结果却是又一次制造和拖延了失业，同时还减少了总体工资支付，使劳工工资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大多数政治人物仍在忽视利润的必要性。过高地估计业界的平均利润或总体净利润。谴责任何企业拥有超额利润，并对它们课以重税，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超额利润。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根深蒂固更胜过从前。每当经济不景气，政治人物就认为“消费者支出不足”是主要原因。于是，它们一方面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制定更多的妨碍性和惩罚性措施去限制储蓄和投资。我们说过，当今各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制造或加速通货膨胀。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是金属本位的货币政策了，几乎每个国家都通过印制长期贬值的纸币来讹诈它们的人民。
最后，让我们看看最近的一种趋势。政府一旦推行带有“社会”二字的计划，就会完全失控，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对于政府干预，我们已经看了个大概，现在让我们来细看一个当今尤为突出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早的联邦社会保障法案是1935年通过的。这个法案背后的理论是：大部分社会救济问题，在于人们有工作收入时没把钱存下来，到上了年纪才发现自己没有积蓄安度晚年。立法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如果劳工被强制性地给自己保险，同时雇主也被强制性地为劳工负担一半的保费，这样一来，等劳工在65岁或更高年龄退休时，他们就会有足够的退休金安度晚年。社会保障基于严格的精算原则，被设计成完全自偿性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