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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税负抑制生产
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某甲那里拿走征收来一笔钱，然后才有资源给某乙，整个过程势必会挫伤某甲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人们常常这样比喻政府支出：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袋。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国民所得一年是1。5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是3 600亿美元，那么就只有24％的国民所得从私人用途转到公共用途。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件事给某甲带来的伤害，却避而不谈。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某乙带来的利益，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其他美好前景，说什么如果没有把钱转移给他，这些美好前景就不会发生。某乙作为政府支出的政绩被频频曝光，而为政府支出所牺牲掉的某甲则注定被遗忘。
所得税负的重担往往会落在部分人身上。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所承受的所得税比例不尽相同。为了弥补公共开支，政府还必须开征其他名目繁多的赋税，从而进一步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没有人情愿自己的钱被政府拿走，税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纳税人的行为和动机。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亏损，每赔一块钱，就得足足损失一块钱；要是没有适当的税务会计法规，允许拿数年来的亏损去冲抵数年来的利润的话，当这家公司赚钱的时候，每赚一块钱，却只能留下税后的部分（例如52美分）。于是，公司的经营政策就会受到影响，它将丧失扩张业务的冲动，或者只扩张那些风险最低的业务。觉察到这种状况的人甚至会打消开创新事业的念头。现有的雇主将不再增加员工，甚至会设法减员；其他人则根本不打算成为雇主。长期下来，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准相比，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应用放慢，消费者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实际工资不升反降。
把个人所得税率调升至50％、60％或70％，会更严重地挫伤生产积极性。人们将开始扪心自问：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为什么有6个月、8个月甚至9个月全是在为政府做贡献，只剩下6个月、4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得供自己和家人使用？赔钱的时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赚钱的时候却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利润，他们会认为，拿自己的钱去冒这种风险未免愚不可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冒险，因为资本还没有累积就已经被征收走了。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宣称他们的用意是要解决失业问题，然而到头来，税负反而制造出了失业问题。因为可以用来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就业机会的资本，一开始就无法形成、无法存在，能够投入的资本又缺乏创业的激励。
税负占国民所得的比率越高，民间生产和就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保护生产，能为生产者提供便利。相反，过分沉重的税负则会抑制生产。等到总税负大到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时，才回过头来考虑重新设计税制，损失程度已经非常惨重了。
第6章 政府信贷扭曲生产
有时，政府拿钱出来“扶持”企业，这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扶持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政府直接贷款，以及政府担保的民间贷款等。
政府信贷往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简化起见，本章先假设我们讨论的政府信用扩张不具有通货膨胀的特性。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去分析。那时我们将了解到，通货膨胀虽然会使问题的分析过程复杂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信贷政策的实施结果。
国会中最常见的政府信贷提案是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农民取得的贷款永远都嫌少，在他们眼中，私营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或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从来谈不上“充足”。不管人们已经替农民找到了多少贷款，国会总是能不断挖掘出现有的贷款机构还没有填补的新缺口。农民获得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已经够多了，而议员们又发现，“中期”贷款还不够多。他们要么指责利率太高，要么抱怨私人贷款只贷给了家道殷实的农民。国会通过立法给农民安排的新的贷款机构和新的贷款类别因此越来越多。
不难发现，有两类短视行为导致人们还在指望这些政策。一类是只从借钱的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关心交易的前半部分。
国会提高信用额度的提案不过是加重债务负担的提案的代称。因为在诚信的借款人看来，所有的贷款最终都是要偿还的，所有的信用都是债务。要是我们习惯使用第二个名称，而不用第一个名称，那些提案就不会再那么受欢迎。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私营机构提供给农民的常规贷款，其中包括抵押贷款，让农民用于购买汽车、电冰箱、电视机、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分期付款贷款，以及供农民在收获和销售谷物前用于资金周转的银行贷款。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只是政府机构提供给农民的直接贷款，以及由政府担保的贷款。
这些政府贷款往往有两类用途。一类用以帮助农民把谷物囤积下来，暂不上市销售。这是一类特别有害的贷款，让我们留待后面讨论政府实施商品管制问题时再做具体分析。另一类贷款是为农民立业提供资金——让他们买得起农场、骡子或拖拉机。
乍一看，这类政府贷款似乎很有必要。有人会站出来说，这里有个贫困家庭，缺乏谋生手段。让他们靠领取救济金生活是一种冷酷和浪费的解决办法。如果政府帮扶他们买座农场，使他们靠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他们就能反过来为国家的GDP尽一分力，并用自己的产出来偿还贷款。或者有的人会说，那里有位农民，买不起拖拉机，还在使用原始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政府借钱给他买部拖拉机吧，帮助他提高生产力，他能够靠增产所赚来的钱还本付息。这样一来，既能让他靠劳动致富，又能增加产出，使整个社会更加富有。况且，这类贷款是“自偿性”的贷款，根本不需要政府和纳税人来负担成本。
实际上，这正是私营信贷机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倘若某人想买农场，手头的积蓄只够农场售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储蓄银行或邻居们会以抵押贷款的方式借钱给他凑够买价。倘若某人想买拖拉机，农机公司或融资公司可以允许他首付三分之一的货款，其余的尾款分期偿还即可。
但是，私人提供贷款与政府提供贷款这二者有根本的不同。每个私营放贷者都是在用自己的资金承担风险。银行家虽然是利用别人委托给他的钱去冒险，但一旦有损失，也必须拿自己的钱去赔付，否则只有破产出局。当人们拿自己的钱去冒险时，通常会严格审查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做抵押，审查其经营能力和诚信如何。
倘若政府依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去办理贷款业务，那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涉足这一行，去做私营机构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政府一向是以不同的标准行事。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营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私营放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的风险，政府却愿意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这种措施的支持者也承认政府放贷的坏帐率高于民间放贷，但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有借有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加上大部分有借无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在抵消坏账损失后仍有剩余。
这样的辩护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一类短视行为。只有当我们将关注点锁定在政府资金的借款人，而忽视那些被政府的计划剥夺的人的时候，那些狡辩才貌似成立。政府真正借出的不是钱，而是实体资本，钱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前面已经提醒过，我们稍候再谈信用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效果）。政府真正借出去的是农场或拖拉机本身。农场的数目有限，拖拉机的产量也有限（只要不是牺牲其他产品去生产过剩的拖拉机），那么政府把农场或拖拉机借给某乙，就没办法再借给某甲。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某甲，还是某乙，应该得到农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较某甲和某乙的优势所在，以及他们各自对生产有哪些贡献，或者有能力做什么贡献。如果政府不干预，某甲会得到农场。当地的银行家和邻居都了解他，知道他的过去。毕竟这些有钱人也在为自己手上的资金找出路。他们知道某甲是诚实守信的人，言出必行，值得在他身上冒险。也许因为某甲实干、节俭、有远见，攒下的钱已经足够支付农场四分之一的价款。其余四分之三的价款由人们贷款给他，某甲就得到农场。
但凡认为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人，都有个奇怪的想法，以为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的现金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良好的个人品行让他获得了信用。而是一个人本身具备信用，银行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有时银行也难免失误，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家自己受损失，整个社会也会受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
可以看出，具备信用的某甲是银行愿意借钱的对象。但抱着施舍心态的政府更关怀某乙的处境。缺乏信用的某乙没办法从私营放贷者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他没有储蓄，一无是处，靠领救济金生活。提倡扩大政府信用的人争辩说，为什么不借给他足够的钱，帮助他买农场、买骡子、买拖拉机，帮助他立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呢？
这样的争辩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二类短视行为，把钱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