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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外来的唯一神宗教在古代中国吃不开的原因，因为上层社会知道那东西是就是假的。
因此这次道教改革把女娲、炎黄加入其中，让教徒主要拜女娲、炎黄，从而将信仰能量汇聚起来，接着又靠这些神力使民众相信民族祖先炎黄依旧存在，同时提倡一些真善美，以教化民众。
而道教所拜的‘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李耳，则退居二线。老子作为成仙之人，本身也不会看重这些信仰之力。
如果老子李耳要这种信力，早就在春秋时就搞了。
作为一个智慧达到了那种程度的圣贤，不会不明白宗教的本质。
一个国家，特别是在资本时代，人的拜金思想是不断加深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春秋时期以来，到近代中国。
人是越来越鬼的，越来越物质化、现实化。
在从先天社会过度到后天社会的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还是很讲信义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充分信任的。
两汉时期的民风也很淳朴，上层阶级的道德素质也是比较好的。
越往后发展，统治阶级的道德素质开始不断下降，老百姓也越来越现实，脑子越越来越鬼。
这就是‘后天之道’的负面影响。
所以中华民国需要宗教力量进行教化，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有很大市场了，本土道教也可以趁机发展起来。
就中 央将道教定为国教的决定，全国上下还是很支持的。
只有一部分受西方思想荼毒的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叫嚣着什么封建迷信残余，大力反对中华民国发展本土宗教。
但这些人的声音，被中 央政 fu无视了，也被群众无视了。
另外还有一群人在反对将道教定为国教，那就是以康、梁位首的清末变法派，这群变法派人士是忠君思想非常严重的。
在清末当中，这群变法派还是一直在抱满清臭脚。
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
这群人是儒家残留。
古代儒家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好动，属阳。儒家保守为静，属阴。
从而使社会阴阳平衡，也就不会乱。
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满清入关时期，甚至想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行政，后来发现政令不通，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满清在使用自己的文字失败后，便立即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阉割。
精华的东西被阉割掉了，糟粕的东西保留了下来。
满清挖了这么一个大坑出来，导致近代时期那些对传统文化十分无知的热血青年们，盲目的认为，传统文化就全是糟粕，并以与全面否定。
满清时期的儒家，就是糟粕文化的产物。
偏偏康梁师徒，以及下面一群变法派人士还十分的‘自我感觉良好’，自诩才学可比孔孟，凌驾颜渊……
“我中国历代皆是以儒家为尊，立道教为国家，还不如立儒教为国教为好。”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对言论。
康有为直接就开骂了，“中 央此举实在荒谬之极，我中华千余年皆习孔孟之道，自应立孔教为国教。”
儒家、儒教，这两者略有不同。
儒教这东西，确实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在古代，寒门士子肚子饿了就读圣贤书，以此充饥。
生病了，也看圣贤之书，以此养病。
这也就是孔教的信仰之力的作用，古代社会每个读书人都以儒家为尊，这些文章读多了，自然也形成了很强大的信仰之力，一定程度上为古代寒门士子提供了求学的帮助。
宗教之间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争夺信仰之力。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因为开化得早，有圣贤理论引导，因此这些宗教不容易忽悠上层阶级，儒家也不搞神棍骗人，所以宗教力量没有掌控国家暴力机器，因而在中国少有宗教战争。
西方就不同了，许多战争都是宗教而引发的。
宗教又靠这些争夺到的信仰之力，来忽悠国家暴力机器，使国家暴力机器为他们所支配，并进行敛财等活动。
一旦一个宗教失去了信仰之力，就无法显现出那些‘神力’了，没有‘神力’又怎么忽悠统治者呢？
统治者也不是那么好骗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一旦神力不显，谁还相信他们？
西方统治者还是比较好骗的，因为他们没有圣贤阐述这些力量的原理，所以看到他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后就以为真的有那些东西。
中国统治者则不同，你就算显现出各种所谓‘神力’，其原理统治者都明白的，自然不会被这些宗教忽悠，甚至会对这些宗教产生忌惮，从而严厉打压。
康有为、梁启超等儒家残留的反对，也被江渝与中 央给无视了，这群家伙在此时中华民国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对于儒家，特别是此时只剩下糟粕的儒家，中华民国甚至不允许他们进入教育领域。
康梁这些人，则被中华民国政 fu派到了朝鲜、日本、越南、暹罗去忽悠那些附属国去了。
而在内部，提倡的则是儒家当中的精华部分。
糟粕则扔给了那些附属国，这是文化入侵的重要部分。
“道教改革，也将是我们民族宗教向外扩张的一个开始，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创建一个能够向全球推广的宗教。”江渝提出宗教改革时，对宋教仁进行了一番解释。
这个宗教不仅要有教化内部的能力，还要有能够向外入侵的能力。
内部主要拜炎黄，外部拜盘古。
等于说，否定了西方宗教那一套，并向世界推广‘盘古’才是创世神的宗教观点。
外部道教，则将以‘盘古’为唯一神，走极端路线。
内部，则以拜炎黄、老子为主，并将《黄帝内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为主要典籍。
在内部推广的典籍就是《黄帝内经》，这是一本教人养生的典籍，是中医的基础理论启蒙。
中国的经方派，就是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主要典籍。
江渝在宗教改革之时说道：“至于能否改革成功，有待观察。不过在本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道教在被定为国教之后，国会通过了一笔额度为三千万的道教改革经费。
首先全国各地，开始拆除关帝庙。
关老2根本就不是神，而是三国演义刻画出来的神，拜关老2绝对是超级二。
真正的武神，是岳飞。
但经过满清阉割之后，关老2取代了岳飞的武神地位。道教改革之后，岳飞也被纳入了道教的众神之一，再次成为武神。
至于孔庙，暂时中 央还不敢拆。
但是在学校，将不再举行任何祭孔活动，而改为祭拜道教众神。
改革后的道教体系，盘古为创世之神，女娲为造人之神，伏羲为文明之神，炎黄为民族之神，老子（太上老君）为智慧之神，岳飞为武神。
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儒家、诸子百家，都是从道家发展出来的，道家起源于伏羲，甚至更早。春秋诸子百家，大部分讲的都是如何将道家的东西应用于后天之道，只有老子讲的是上古如何如何，依旧先天之道。
所以老子是道家正统，诸子百家，则是后天之道的产物。
很奇怪的是，作为后天之道而产生的儒家，在历史上却向往着先天之道，从而排斥科技发展，称之为奇技yin巧，为的就是阻碍社会彻底发展为后天之道。
后天之道确实不怎么样，科技出现的时间不到三百年，就把地球折腾得一塌糊涂。
但问题是，中国自唐朝之后，先天之道是绝对走不了的了，因为当时天材地宝已经非常稀缺了，门阀培养子弟也无法像汉代那样，通过外丹术培养出大批拥有超高武力值的武将。
自宋代起，由于天材地宝的稀缺，外丹术变成了内丹术，自春秋至隋唐以武将为军事顶梁柱的模式已无法发展，再也不可能大规模培养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的武将，加上隋朝打击了门阀，寒门夺取了话语权，所谓穷文富武，寒门是培养出不出顶级武将的。
所以宋代开始，军事上开始走下坡路。
这时候中国应该迅速转入后天之道，才能避免被异族所摧毁，但是儒家却没有及时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宋代尽管发展了生产、军事技术，但却并非官方推动，无法靠科技打败蒙古人。
中华文明的基础脉络还是很清晰的。
秦王朝焚书坑术士，摧毁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所发展出的先天之道的文明，并摧毁了先天向后天过度的产物，是为中华文明悲剧的开端，以及最大浩劫。
隋代打击了门阀，军事人才培养制度被摧毁，或者说高质量的家庭教育被摧毁了。
唐代灵药资源彻底枯竭，外丹术没落，加上门阀被摧毁，更加使顶级武将不在可能出现。
秦代的文化上的浩劫，加上隋唐时期军事人才培养上的衰弱，到了宋代就悲剧了，宋代武力方面搞不了，只能振兴文化了，中医、易学发展是春秋以来最巅峰的时期，但未能彻底进入后天社会，而被蒙古人摧毁。
蒙古人也是一次大浩劫，屠杀了大量人口，使先天转为后天的进程被打断。
到了明代，尽管已经很后天社会了，但是后天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先天社会的东西做支撑，所以明代的后天社会实际上比较挫，经济发展手段完全比不上宋代。
接着被满清入关，又是一次超级浩劫。
文明经过满清三百年统治，彻底进入低谷。
五四运动之后的全盘西化，使民族文化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低谷时期。
学习西方科技没问题，这只是一种先天社会转为后天社会的一个进程。但文化上学习西方，就是彻底的退化。
中华民国此时的任务，就是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大力恢复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使中华文明真正的复兴。
道教的改革，只是为了给此时中华民国发展的后天社会加上一个节流阀，使民众更加淳朴。
道教的外部发展，则是出于文化入侵考虑，文化入侵的威力，丝毫不亚于武力入侵。
在不拆孔庙的前提下，改革后的道教将在全国发展教徒，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几次祭拜道教的活动，从而慢慢的将儒教彻底取代。
而佛教方面，国家只负责给和尚提供衣食住行，并为他们修缮一下寺庙，传教活动则不会有政 fu支持。
这一年，在中南半岛，佛教也进入了彻底的改革。
这次佛教改革，中华民国政 fu向安南王国、暹罗王国下了改革建议，在越南地区还好，那里的佛教势力不是那么大。
在暹罗则不同，暹罗地区同样是佛教掌控了大量土地等资产，甚至连国王都出家当几天和尚，然后再还俗。
暹罗的宗教改革是最困难的。
不过暹罗既然不是中华民国的版图，也不要求他们彻底改革，只要求这些寺庙不能占据太多社会资源。
至于暹罗愿不愿意改革，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起码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改革是有利的。
但在中华民国的中南省，是绝对要改革的，所以在中南省地区的佛教寺庙，在这一年也彻底的交出了所有寺庙之外的资产，开始由政 fu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并禁止他们经营商业。
而在寺庙的捐款箱中，则换成了慈善协会的捐款箱。
中华民国政 fu给出的解释是：“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的宗教，慈悲的菩萨们是用不到这些钱的，还不如拿去做慈善，这样反而能够积累福报。”
等于是彻底断了和尚们的额外收入，但国家给他们的生活费还是比较宽裕的，作为出家人也用不到太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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