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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飞往西伯利亚所有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他的计划在执行。火车开到 草原，干脆把人赶到围着铁丝网的饥饿的荒野。
委员会干得很有成绩。斯大林安插的克里姆林宫新贵、地方党大权在握 的领袖——州委书记，当然还有代表格别乌的亚戈达，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当时该委员会的主席莫洛托夫在 90 岁时满意地回忆道：“我们搞集体化搞得 不错？？我亲自划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共驱逐了 40 万户。”
该委员会成员、新的政治局委员科西奥尔写道：“对富农的确作了毁灭 性的打击。”列宁格勒的头儿基洛夫形象地写道：“拖拉机排成行，为富农掘了墓。”基洛夫哪儿会知道，还为谁掘了墓？？ 基洛夫、科西奥尔和瓦菜基斯后来都被杀。委员会 21 名成员中有 19 人很快会躺进无名坟墓里，在斯大林的清洗中被杀。不过，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为消灭别人而紧张地劳动。 列车不停地运、装牲口的篷车运农民，装上探照灯的客车里，坐的是带警犬的警卫。
贫农和幸存的中农组成了集体农庄。被富农喂得膘肥体壮的牲畜、富农 盖的结实的房子、农民世世代代积攒的财富、存的钱，都交给了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就是从血淋淋地侵吞他人财富起家的。所有的党组织都发疯似地承担了拔高了的指标，保证在短期内完成全盘集体化。当然，宣布的原则是自愿入集体农庄。格别乌在歌声和乐声中把农 民赶进集体农庄。地方党领袖知道：“要么百分之百集体化，要么丢掉党票。” 莫洛托夫在晚年回忆起当时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笑话：有人问农民怎么治虱 子，农民答：“在脑瓜上写‘集体农庄’四个字，虱子就全逃光了。”
有人造反。梁赞州发生了流血暴动，杀了集体农庄主席和格别乌的全权 代表。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就在那时候，我奶妈的妹妹——高挑个儿 的美人帕莎进城来了。我听见她在隔壁房间对我母亲说，她烧掉了自己的房 子，“省得落到恶棍手里”。
镇压暴动要出动红军。但是斯大林明白，军队主要是由农民子弟构成的， 这对军队会有不良影响。他还没有使全国服帖，还得考虑这一点。于是就发 表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文中说，“某些同志”由于农民大批地自愿 加入集体农庄而昏了头脑，行动过火。这些同志往往强制实行集体化，而且 主要是把中农混同于富农。
当然，这些“同志”不久后将被宣布为“隐藏的托派”，”蓄意破坏集 体化”。他们搞了过火行动，虽说路线本来是正确的。于是，又是公审浪潮席卷而来，不过，这次对象是“恶毒的冒进分子”。他善于保持恐惧心态。 这时，罗马教皇呼吁为在俄国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祈祷。不过晚了一步。 在教皇宣布的普世祈祷日前一天，1930 年 3 月 15 日，他公布了《关于集体 化运动中偏差的决议》。原来，又是那些恶毒的过火分子预先关闭了许多教堂？？
虽然神父和教士并没有从流放地回来，虽然到年底 80％的农村教堂已关 闭，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谈起，他下令开放了几个教堂。他善于塑造俄国人 喜欢的形象：好皇上和坏大臣。
在他发表了文章之后，歼灭富裕农民的行动变本加厉。全国一站一站地 押运流放者，孩子、老人全有。火车装满冻得半死不活的人，有的孩子在路 上死了，有的是被母亲弄死的，为了不让孩子受折磨。到 1932 年，根据压低 的数字，又迁走 24 万户。宏伟的革命试验成功了。列宁如此仇视的阶级—— 俄罗斯的富裕农民已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举行喧闹的公审。1930 年夏，莫斯科城里城外汽车来来往往， 到处抓知识分子。亚戈达大张旗鼓地开创新事业。逮捕的都是知识界的精华： 院士、知名科技专家、教授——经济学家恰扬诺夫、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 斯基等等。受到指控的人中有知名热力学家、莫斯科工艺研究所所长拉姆津。 格别乌宣布：查出了一个庞大的恐怖分子组织，几乎有 20 万成员。说是国内 有一个秘密的“工业党”，想篡夺政权。被捕的人承认了所有的罪名。如何让被告提供所需的供词、如何昼夜不休地连续审问、如何不让犯人睡觉，等等，这些情况已有整本的书记述。但 是，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 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 的，而且周密地制订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
请作者出场！
“1930 年 7 月 2 日。斯大林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 1930 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 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 1931 年？ 为什么可能推迟到 1932 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 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 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 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 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 卢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 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 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于是他怒气冲冲地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 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所以，他的全部虚构都为“相当重要的目的”服务，至于狡辩的孔德拉 季耶夫等人无辜受过，这是无关紧要的。
知识分子先生们是如何“过堂”的，只能猜测了，但是，他提出的任务 都完成了。
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你想必已经拿到孔德拉季耶夫的新供词了。 亚戈达把供词拿给我看了。我想，这些供词都应当分送全体中央委员。”
他想使全国不断处于恐惧中，不断制造紧张状态，这就需要“外国准备 武装干涉”，需要一种被围困的堡垒的气氛。
1930 年底，又开演了一场大戏——公审“工业党”。担任国家公诉人的 是不知疲倦的克雷连科。审判顺利得就跟抹了油似的。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 都举行大会，要求枪毙“卑鄙的破坏分子”。在法庭上，情况相反，法官在 审判过程中对被告不同寻常地彬彬有礼。被告可以抽烟，记者人满为患，还 拍电影。被告争先恐后地认罪，心甘情愿地招供搞破坏活动的各种细节—— 同侨民中的敌对分子、外国大使馆，甚至同法国总统庞加莱有联络。不过， 也出了点小纰漏。例如，“可耻的破坏分子”拉姆津说，他在策划外国武装 干涉时，还成立了未来的政府，提议俄国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担任工贸部长， 他同此人的洽谈很成功。遗憾的是，此人早在拉姆津同他“很成功地洽谈”之前就已死了。
斯大林倒并不忘恩负义。主要的被告拉姆津被判极刑，但改为徒刑。很 快，被全国咒骂的拉姆津获得释放，最后还官复原职，甚至还获得了崇高的 奖赏——斯大林奖金。还有几个“恶毒的破坏分子”也成为受他恩宠的科学 家。但是，他还是努力使流血不致停下。无血就无恐惧。对各经济领域搞破坏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审判马不停蹄。几名细菌学家被指控造成牲畜倒毙，审 判后，枪决。一批食品工业干部被指控造成饥饿，48 人被枪决？？在布蒂尔 监狱的水泥地上蹲了不少教授和工程师，每间牢房关 60—80 人。民间早就把 这座监狱叫成“工程技术人员休养所”。斯大林孜孜不倦地指挥这些“相当重要的措施”。1930 年 9 月 13 日，他给莫洛托夫写信：“应当立即公布在鱼、肉、罐头和蔬菜上搞破坏的人的 所有供词，一周后再报道，这些恶棍已被枪毙，这种人全都该毙了。”这真是神话：他自己策划审判，自己宣布无辜者为罪犯，同时对他们的罪状发自内心地感到愤怒。演得很投入。 于是事故越来越频繁，他的人民委员们敲了警钟。 精通业务的干部全没了。但是，他总有办法：从监狱里把工程师拉到事故现场或没人顶班的车间！晚上再送回监狱。没正经工作可干、闲得难受的 犯人把这看作幸福。
嘱 托
1930 年 7 月在党的十六大上，他的确获得了加冕。 他在报告中很坦诚直率：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策略手腕。在这期间他积蓄了力量，知道“时候一到”，就会消灭旧农村，实行工业化。 “党正确地选择了时机，转入全线进攻。如果我们听了布哈林集团右翼反对派的主张，如果我们放弃了进攻，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推迟发展集体农 庄和国营农场并依靠个体农业，那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就一定会断送我们的 工业，没有粮吃？？会落得一场空？？如果我们听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左倾反对派的主张，在我们尚无任何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取代富农经 济的时候，于 1926—1927 年就发动进攻，那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就一定会 失败，没有粮吃？？会落得一场空。（掌声）一味向前冲就会使进攻失败。 国内战争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使社会主义从 各别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转为全线进攻。”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了进攻的秘密意图。
究竟是谁的意图？
我回忆起 70 年代。清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刚开门，就常有一个细脖子 的小老头儿进去，令人奇怪的是他戴着当初沙俄时代夹鼻眼镜。不过，当时 列宁图书馆的读者都认得这副夹鼻眼镜和这张脸。那就是莫洛托夫。
有一次，我同他相识了。那是在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的一次首演式上。 演出结束后我就到剧院经理室取大衣，因为我把大衣留在那儿了。在经理室 门口我看到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人在踱步。这就是莫洛托夫。我进了经理室。经理问我：“看见莫洛托夫了吗？他把大衣脱在我这儿了。只好请小老头儿等一会。我们今天有贵宾——本区的党委书记。让书记 先取大衣吧，不然多难堪啊！”难堪的是，莫洛托夫是在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后被开除出党的。现在，当初那个战后欧洲命运决策人却要让一个区委书记先穿大衣。这真是“人世 荣辱如浮云”！我拿起了莫洛托夫的大衣和套鞋，还有他的女伴的衣服，到门外交给他。他是跟一位老年妇女一同来的。他的妻子已去世，看来，这是女管家。我们 就这样相识了。他住在格拉诺夫街，离剧院很近，所以他才那么珍惜这个剧院，怕给经理带来不愉快。 我提议送送他。那是个安静的冬夜。我很傻，性子急，立即就谈起了斯大林。我感觉得到，他马上就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