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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是《列宁遗嘱》。是这样的，听说好像有过一份内容更全的遗 嘱？？”
“根本不存在内容更全的列宁遗嘱，”他的语调依然平淡沉稳。后来， 我读过诗人丘耶夫关于他同莫洛托夫多次长谈的书。我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细 节：丘耶夫问莫洛托夫：“是否存在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秘密协议？”协议的起草人莫洛托夫答：“不存在任何协议。” 我想，他当时用的也是那种冷冰冰的语调。那天，一直到家他都没吭声。后来，我给他去过电话，但却始终未能说要再次见面。也许，我触犯了某种 禁忌。
我们还是“很有诗意”地假设有这份遗嘱。当时，斯大林在列宁办公室 弄到了这份遗嘱，心里的感受就如同找到了藏宝图一样。无怪乎加米涅夫如 此评价列宁：不论我同列宁争论多少次，列宁都是对的。他们大家都相信， 指南针在列宁手里。如果伊里奇在遗嘱里吩咐“长久地、认真地”实行新经 济政策，那么，当时缺乏领导经验的科巴肯定会满腔热情地带领全国沿着这 条路走到头。但是，伊里奇没有留下别的遗言。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只 不过是用来送宇宙飞船上天的火箭而已，随后应当消失。也许，斯大林在十六大上以自己的话转述了列宁遗嘱里的经济计划？ 计划的主旨是：用革命方法在十年内走完百年的路。为此需要工业化和
集体农庄。还要建立一个不在反对派身上浪费时间的、严格执行领袖计划的、富有行动能力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彻底驯服被革命唤起的整个国家，建 立一个统一的、温顺的社会。然后就可以转而实现伟大的梦想了。他把“右派”领袖们留在中央，但把托姆斯基逐出了政治局。政治局最终成为领袖手中的驯服工具。对了，那儿还留下一个认了错的，常喝得醉醺 醺的可怜的李可夫。党内把伏特加称作“李可夫酒”。领袖要他不断忏悔。
影 子
党代会后，秋天，他同往年一样，前往南方。同往常一样，把“家业” 留给莫洛托夫。
在党的上层干部聊天时，现在把党和国家称作“家业”。民间和党内越来越经常地尊称他为“当家的”。 莫洛托夫成了国内的第二号人物，成了“当家的”的影子。“当家的”记得：莫洛托夫当初最先尊重那个在彼得格勒冒出来的没有多大名气的麻脸格鲁吉亚人，毫无怨言地把《真理报》让给了他。 当科巴被任命为中央书记时，莫洛托夫已经是那儿的责任书记了，手里掌握着中央机关，但他又毫无怨言地把中央机关交给斯大林支配。 聪明过人的托洛茨基认为莫洛托夫是笨伯。布哈林向加米涅夫抱怨：“笨伯莫洛托夫竟然教我马克思主义，而我们把他称作‘石头屁股’。” “列宁叫您‘石头屁股’，是真的吗？”丘耶夫曾问莫洛托夫。 “他们还不知道列宁把其他人叫做什么呢，”莫洛托夫笑答。 不，他不是笨伯“这是一个尽心尽职的、不出色但却非常能干的官僚？？殷勤、好心，”前斯大林秘书巴扎诺夫是这样评价他的。 对，莫洛托夫就是一个好官僚，一架极有工作效率的机器，立即就能完成“当家的”下达的一切吩咐。有什么办法呢，革命早已不是金发碧眼、称 心如意的情人，而是年华老大的妻子了。才华横溢者的时代已过，现在是搞“家业”的时候了。 同鞋匠卡冈诺维奇、钳工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搜罗到政治局里的其他无产者一比，戴旧式夹鼻眼镜、彬彬有礼的“石头屁股”，就是真正的知识分 子了。已经到来的时代是“绝对服从”的时代。
“当家的”
“当家的”在南方休假时，每天给莫洛托夫下达任务：
1930 年 10 月 22 日，索契：“我认为，需要在秋季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 的问题？？第一，要解除李可夫的职务？？解散他们的整个机构。第二，你 要取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切都不要外 传，到秋季再详谈，暂且光在好朋友的小范围内斟酌此事。”
他在迅速地调动重要棋子，整顿“家业”。1930 年底，他把李可夫赶出 了政治局。“当家的”让莫洛托夫成了政府首脑。“当家的”——现在这是他的正式名称。 卡冈诺维奇致奥尔忠尼启则，1932 年 6 月 12 日：“我们从当家的那儿依然定期得到经常性的指令？？他实际上在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只能 这样。”对，只能这样，一直到死。“当家的”将插手一切事务。“当家的”领导一切。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当家的”，虽说苏联历史上白纸黑字地写道： “1917 年，人民推翻了一切主人，自己当了家。”这就是柏拉图所写的民主的结局，这是革命的结局。
“当家的”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歼灭右派时对顺从的与会者说了几句俏 皮话，全场居然欢声雷动：“我们这儿某些地方出了些困难，小小的困难，他们就惊慌失措了，担心出乱子。某些地方，有几只蟑螂还没爬出洞，弄出点响声，他们就吓得往 后躲，惊恐万状，大喊救命，说是苏维埃政权要完蛋了。”（全场大笑） 他们哈哈大笑，他却知道，要发生“右派”警告过的灾荒了。
饥荒来得正是时候
集体化和消灭富农势必造成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他和他的契卡机关对此 作了准备。对破坏分子无休止的审判、契卡和从不停止的恐惧、力不胜任的 繁重劳动、吃不饱、牛马般的生活条件，已经摧折了这个国家。看着职业介 绍所里毫无怨言、俯首贴耳地排长队的人，一位西方记者惊呼：“难道搞革 命的就是这些人？”
1931—1932 年之交，前海军准尉费奥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革命的 喀琅施塔得的英雄，后成为一帆风顺的外交官——回国休假。他的妻子写下 了观感：“所有的食品店都空空如也。只有几小桶酸白菜。从 1929 年起实行 了面包凭证供应制。居民在工厂食堂里吃饭。”但是，最可怕的情景她是在 街头看到的：“有一天，在尼基塔大门旁，我看到一个农民突然像从地下冒 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个婴儿。两个稍大点儿的孩子牵着 母亲的裙子。这些人脸上那种绝望的表情令我吃惊。那个农民摘下棉帽，气 喘吁吁地哀求：‘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点吧，快点，给人发现了就会把我们 抓起来？？’”著名革命家的妻子奇怪地问：“你们怕什么呀？谁会把你们抓起来？”她把皮夹里的钱全倒出来了。农民边走边说：“您在这儿啥都不 知道。村里都要饿死了。”
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特大饥荒。成千上 万的饥民想跑进城，可是，那儿的面包凭证供应，只卖给市民。瘦得皮包骨， 饿得脚步蹒跚的农民到城郊求告：给点儿吃的吧！他们都没有活人样儿了， 像幽灵。他们被民警或是穿民警制服的格别乌特务带走。 城里的孩子向他们扔石头，学校里教育他们要仇恨“万恶的富农”，还要仇恨“富农崽子”。所有的学校教员都给孩子们讲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 事。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一个农村的孩子，14 岁，他 向格别乌机关告发了富农父亲，于 1932 年被富农们杀死，当时正是大饥荒的 岁月，根据“当家的”下的指示，为了他而出卖了父亲的那个孩子，在整个 宣传运动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他记起了教会学校中的一段课文：“凡爱 父母甚于爱我者，不配受我庇佑。”全国各地都立起了帕夫利克纪念碑。 他做到了别人无法做到的事：禁止谈论饥荒。“农村闹饥灾”这句话被宣布为“反革命宣传”。 几百万人在死亡，而全国为集体化唱赞歌。红场上举行游行，只字不提饥荒，不论在报纸上，还是书刊里。农村不声不响地死亡。
在饥荒闹得最凶时，格别乌和亚戈达非常成功地让来到俄国的肖伯纳在 全国转了一圈。他是同南希·阿斯托夫人一起来的，后者是有影响的政治家。 她打定主意要向斯大林问问迫害之事，但是？？没敢问。肖伯纳写道：“斯 大林把我们当老朋友接待，先让我们尽情地发表意见，然后才谦逊地说了几 句。”其实，“当家的”已经摸透了老头儿的脾气：爱说话。他一点儿也不打断。于是，老头儿在文章中说他“心地纯净，刚正不阿，赤诚坦率”，说他 “之所以青云直上，全是靠了这些品德，决不是搞阴谋耍诡计”。苏联被他描写成未来之国。有人问：“那你为什么不留在这个国家呢？”
“可爱的说谎精”（这是女演员帕特里克·坎贝尔对肖伯纳的昵称）嗔笑着 回答：“的确，英国是地狱，可是，我的责任就是下地狱啊！” 西方可爱的激进分子们多么希望乌托邦变成现实啊！ 肖伯纳信心十足地写道：关于饥荒的传闻纯属谣言。不知道饥荒到底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大约是 500 万到 800 万。
他同饥荒作斗争的办法很简单——搞恐怖。1932 年 8 月，他亲自起草了 一个有名的法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
他对任何盗窃国家财产的行为规定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民间称之为“五 穗法”，因为饥民偷集体农庄几穗麦，就可能被枪决，起码是 10 年徒刑。司 法人民委员克雷连科 1933 年 1 月在中央全会上大发雷霆：“有人公然抵制严 格执行这项法令。有个人民陪审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为四穗麦判刑 10 年，我实在下不了手。’这是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判 刑不该根据党的政治指示，而该根据‘最高正义’。”只应“根据党的政治指示”判刑。 克雷连科很快会亲自尝到这条原则的滋味。到 1933 年 1 月 1 日，根据新法令给 5。5 万人判了罪，其中 2000 人被枪决。人都快饿死了，可是不敢碰集体农庄的粮食。尽管发生饥荒，粮食却源 源不断地出口欧洲。他需要资金，不断造新工厂。1930 年出口 4800 万普特，1931 年出口 5100 万普特，1932 年 1800 万，连大饥荒的 1933 年，还出口了1000 万普特。 他以恐怖、流血和饥饿把断了脊梁骨的国家领上，不，拖上了工业化道路。
这场饥荒是他预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