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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不能确立国家根本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元朝历十一帝，几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残酷的杀戮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权谋家设计于密室，发难于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况比较少见，动不动就明刀明枪的对垒。皇族、贵族、重臣之间的内耗往往导致举国不宁，国家大丧元气。而这样明目张胆的夺权斗争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间下降。
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成宗之后，对外战争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只剩下狩猎和宴会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乐之风，各种游戏种类繁多，如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的地步。国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这样消弭志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时，宫中盛行“大喜乐”的超级荒淫游戏，面对“红巾万千”而束手无策，可说早有前因。
当然，冥冥之中的“天意”也不可忽视。元、明时代是中国天灾极为频繁的阶段，各种天灾频仍。虽然“元惠民有局，养济有院，重囚有粮，皆仁政也”，但皇位争夺的残酷，皇帝们在位时间的短暂，这样的仁政必定大打折扣。到末帝惠宗时更是几乎年年有灾，尤其黄河决口，数省成为泽国，在加上人祸的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
因“大”而兴也因“大”而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无论如何，元王朝作为一个绚丽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绝非黑暗、停滞所能囊括，其功业和失误都值得人们思索。中国历史走向在元朝有着决定性变化，之后的明、清可说都在元朝身上找到自己的立国之本、治国之术。只可惜他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并未发扬元朝的优点，明朝制度严明，崇尚集权，吸收了元朝的教训，可除了成祖朱棣之外，所有的皇帝都趋于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胸怀。清承明制，在集权上更进一步，而且也乐衷与开疆扩土，将明朝放弃的元朝所能管辖的领土收归囊中。但在文化上比明朝更为保守，成了“关起门来的天朝”，社会活力大衰。
当大都城最终被北京城所替代，中古中国的辉煌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而曾经恐惧“黄祸来袭”的欧洲却因为受蒙古西征残破伊斯兰世界之惠开始了自己的腾飞，当他们也如蒙古崛起时一样用炮船代替战马冲出欧洲时，世界格局便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志重新洗牌。
即使到了今日，元朝的遗产似乎还在若隐若现的影响着我们。
峨冠袍带聚漠北——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龙兴之地”，这并不是仅指其起源于此，更因为这里是一个王朝走向辉煌所需种种要素的孕育之地。其领导者要在这里锻炼、成熟，去具备作为一个王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而辅佐他成就功业的文臣武将也要在这里聚集，组成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智囊团和人才库。
蒙古帝国的龙兴之地无疑是斡难河，也就是今天蒙古国温都尔汗市东北石勒河的支流，现在的名字叫鄂嫩河。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也是初步崛起时的大本营。在走出蒙古高原杀向世界之前，成吉思汗就是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猛将谋士，蒙古人、回回人、契丹人、畏兀儿人中的精英簇拥着一代天骄一步步将籍籍无名的小游牧部落经营成震撼世界的铁蹄洪流。
但对于大元王朝来说，其“龙兴之地”却是在今天内蒙古的正蓝旗境内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地方——“金莲川”。
金莲川地处正蓝旗闪电河（也称滦河）沿岸，原名为曷里浒东川，其地“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浅，大冰负土，夏冷而冬冽，东北方极高寒处也”。 是绝佳的避暑胜地，辽代时便是皇帝和达官贵族们的游猎避暑的所在。到金代，金世宗完颜雍选择夏宫时，来到此处，看到茂盛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 故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在这里修建了凉陉离宫。
北方的游牧民族都不喜炎热，即使占据了富庶的中原，要在故乡草原找一处避暑之地，契丹人如此，女真人如此，蒙古人也是如此。这金莲川后来便在忽必烈时代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成为两都之一的夏都——“上都”。当然，忽必烈刚来到金莲川时，是要经这里经营成为自己的根本之地，而并非仅是避暑的别墅。
1251年，也就是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登基第一年，36岁的忽必烈被任命主管漠南汉地，驻帐于金莲川。这可算是拖雷一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后长时间被压制之后的扬眉吐气。
蒙古帝国第二代人物中，拖雷可算是最为杰出的。成吉思汗时代便随着父亲南征北战，西征之时，三个月内便攻占呼罗珊全境。窝阔台主政时期，更是以四万铁骑进行战略大迂回，借道宋境在钧州三峰山与金军主力决战，一举全歼金军十五万之众，使得“金之精锐尽于此矣” 。不但能力非凡，而且拖雷因为成吉思汗嫡子中的幼子，有着蒙古传统的“守灶”之权，是为“灶主”，可以继承父母最大的遗产，所以在帝国第二代中，实力最为雄厚，即使可汗窝阔台都深为忌惮。在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继位之前，更是执掌帝国中枢，做了三年“监国”（这个幼子守灶的传统可说相当重要，日后会给帝国以及后来的大元王朝带来无数变故）。
可也是因为能力超群而又实力雄厚，就必然成为秀于林的木而被“摧之”，在三峰山取得大胜之后的回师途中，拖雷蹊跷的染病去世。各种史书均记载，是因为窝阔台汗患病，需要有至亲之人饮下“巫水”代替窝阔台汗升天，于是拖雷“当仁不让的”做出了牺牲。自然，不论是中国的《元史》，伊朗的《史集》还是蒙古的《蒙古秘史》都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兄弟友爱的表现。可实际情况如何，却并非那么简单，后世学者有推测是窝阔台汗借机在巫水中下毒，除掉这个对自己汗位威胁最大的兄弟，可说相当有道理。
道理在哪里呢？那便是拖雷死后，窝阔台汗屡次侵夺拆分其遗孀嗦鲁和帖尼掌管的拖雷部众和军队，先是将拖雷系的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阔端。后来更是想强迫嗦鲁帖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以便名正言顺的将拖雷系所有财产军队划归自己家族管辖。对代替自己死去的兄弟的遗孀如此催逼，可想而知当年的“友爱”含金量有多少了。
蒙古帝国的崛起靠的是男人们的刚强，但在这刚强背后，总有着女性的温柔和智慧在起着作用。成吉思汗就得惠于自己的母亲可额伦夫人和自己的妻子勃儿帖，拖雷一系可以出现两位蒙古大汗和伊儿汗，也是因为嗦鲁帖的智慧与坚韧。面对这窝阔台汗的步步紧逼，嗦鲁和帖尼首先顾全大局，主动割让逊都斯两个千户以及雪尼惕一个千户，以换取家族的安宁。而当窝阔台汗动了彻底吞并拖雷遗产的念头后，则绵里藏针的回复说希望能够抚养拖雷的孩子们到成年之后，委婉的予以拒绝。
拖雷去世时，忽必烈只有十八岁，虽然已经成年，但一下子没有了父亲的庇护，自己家族又不为新可汗所容，境况自然相当窘迫。人们总是认为贫寒之家在丧失男主人之后会出现“含辛茹苦”的情况，实际上，富贵之家，尤其是王朝的贵族因为所面对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危险，更加要如履薄冰。嗦鲁和帖尼一面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周旋，一面教育抚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几个孩子。虽然钟鸣鼎食，其苦状也可想而知。
直到窝阔台汗去世，窝阔台家族爆发汗位继承之争，嗦鲁和帖尼趁机支持贵由继承汗位，才算扭转了家族的危机。贵由才能有限，纵情酒色，在位时间又短，对拖雷系已经没有了什么威胁。到他去世时，汗位传承又出现了问题，嗦鲁和帖尼趁机联络金帐汗国可汗拔都，同时依靠自己小心保存下来的拖雷系军队，一举掌控了帝国中央权力，让自己的长子蒙哥成为了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蒙哥继位的库里台大会上，几个弟弟包括忽必烈在内负责维持秩序，监视宗王和将领。待到仪式结束，大局抵定，就将几位弟弟都安排到要害地区，掌管实权。忽必烈是弟弟们中最年长和最有能力的，被委派掌管漠南汉地。
【正文】
可能是母亲嗦鲁和帖尼的教育不分主次，对所有的儿子都寄予厚望，使得无论哪个儿子都思“大有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甘于人下的。忽必烈尤其如此，还在蛰伏期，便很不安分，所谓“始居潜邸，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幅奏，争进所闻”，在他身边“论定大业，厥有成宪”，从而聚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形成了日后“金莲川幕府”的雏形。
忽必烈身边，最为重要的三个幕僚，对日后“行汉法”，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