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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饥民需要赈济。面对每个月平均花销五十万锭的局面，掌管财政的麦术丁等人已经无力回天，见世祖问起，干脆回答：“自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颇有成效，今仍分两省为便。” 请世祖如阿合马时代一样再设尚书省专管理财——这活我干不了了，您爱用谁用谁吧。
于是，当月世祖便下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中书丞相安童再次陷入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权的尴尬境地，他深知桑哥其人与阿合马不相上下，遂上书世祖：“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完全不听——你不行，又提不出人选，凭什么反对我的选择呢？
同年十一月，桑哥正式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新一代理财权臣隆重出场。
相对于卢世荣理财之法总体趋于长远打算，桑哥可说急功近利。
首先是更定钞法，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至元钞一贯文折合中统钞五贯文。老百姓手里的中统钞票一下子不值钱了，只能大量兑换至元钞，官家自然大获其利。
发行新钞票后，便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
钩考是曾经让忽必烈在当年蒙哥汗时代吃尽苦头的措施，但在做了皇帝后，忽必烈倒对之青睐有加，原因很简单，地位决定立场，钩考对于藩王、地方官来说自然是灾难，而对于皇帝来说却是可以迅速聚敛财富的手段。
阿合马时代，便举行过钩考，但规模程度都很小，桑哥这次钩考却是大张旗鼓，横扫千军，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在中央，面对中书省这样的宰辅机构，桑哥为张声威，大施辣手，对各个省官严厉追查。杨居宽、郭祐身为参知政事，只是稍作辩解便被殴辱，最后竟一起以“失职”之罪被杀。二人都是真金太子生前举荐的儒臣，一向视金钱如粪土，最后却死于钱财之事，恐怕都无法瞑目。参政尚且如此，一般官员更不用说了，宰辅机构如此，其他部门也不用说了，“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
然而如此重苛之下，中书省也不过“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尚不够财政一天的花销。
中央官员虽然位高权重，可要说油水可就不如地方了，桑哥的钩考自然不会放过地方。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关重大，需要有专门机构负责为由，上奏设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这算是成立了中央的钩考机构。一个月后，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为由，除湖广省已由桑哥姻亲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将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了云南、吐蕃这种特区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而且期限严急。
这下，各省地方官员算是倒了血霉了。派驻各省的“钩考大员”都属于“贪饕邀利之人”，一切以多弄钱为最高目标，唯求增羡。对于地方官毫不留情面，“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当然，对亏、盗钱粮的官吏狠狠的钩考，让他们把平日贪污受贿的钱吐出来，也算大快人心。
比如，在征南宋中立过大功的阿里海牙，在湖广行省做行省左丞相，其家族和部属在湖广盘根错节，极有权势，自然也就会鱼肉百姓，祸害一方。桑哥的姻亲要束木对之钩考，竟然使得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如今的勋贵阿里海牙被逼自杀。其家资和荫占民户也被没收。
可毕竟官少民多，钩考官员为了展现政绩，势必要逼取于百姓，“以追怔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系者相属于道，大家巨室无虑悉破坏。甚至逼人妻女为娼，风俗为之大变。一时使者所至，征取尤甚。”
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不但富户，即使中产之家也被催逼，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死者达五百余人 。很多富户不堪其扰，逃入山中为盗，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之多。
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对世祖上奏中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可说是纯属扯淡了。
虽然官民都不得其安，但钩考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已征数百万，未征尤数千万”，一下子缓解了财政危机。
钩考虽然见效快，但并非长久之计，何况很多官员、富户或自杀、或逃走，大量的“欠款”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于是，桑哥向世祖请求增加赋税，提出盐课每引由中统钞三十贯增为五十贯；茶课每引由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十万锭，腹里二十万锭。同时大增商税，江南为二十五万锭，腹里二十万锭。这要比阿合马当初提出的“人头税”好得多，而且不是增加田赋，世祖欣然诏准。
【正文】
钩考和增税，虽然引起不少骚动，但国库确实大大充实。桑哥本就倍受宠信，这下更是春风得意。春风得意的权臣自然不好只对同级、下级的官员以及百姓们抖威风，对于贵族、勋臣这些特权阶层便也要下手整治一番。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桑哥上奏世祖：“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扈从之臣”也就是指怯薛，是从成吉思汗时代设立，从贵族子弟中选出作为大汗侍卫，属于“超级特权阶层”，一个普通怯薛都会见官大三级。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桑哥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可想而知怯薛们对桑哥会多么痛恨。
是年十二月，桑哥又向世祖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这是干什么？减少皇帝对宗王贵戚的赏赐！赏赐诸王贵戚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少，因为这是从成吉思汗时代便留下的传统，有钱要给，没钱也要给，贵族们拿惯了，不给哪行？直接触动帝国最高阶层的切身利益，这是讲究“微言大义”的儒臣都不敢做的，可桑哥就是要予以裁抑，读史至此，也不得不对这个名列“奸臣传”的吐蕃人叫声好。
不但减少对贵族的赏赐，桑哥还干脆要减少宗王人数降低一些宗王的地位。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
汉人儒臣他得罪了，皇帝近侍他得罪了，宗王贵族他得罪了，地方官员他得罪了，富户百姓他也得罪了。可以说，大元朝能得罪的人都被他得罪光了，桑哥这么做倒并非他有多么高远的政治抱负，只不过他不属于任何现成的政治集团，而是纯粹的“皇党”——皇帝需要什么，他就全力去做什么。
但是，人臣之所以要结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有所依傍，如果你身在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当中，即使皇帝要动你也要思量思量。桑哥看似风光无限，但除了皇帝的信任，他一无所有。一旦信任丧失，或者反对他的力量过大使皇帝都不能忽视的时候，末日便会旦夕而至。
他曾经让卢世荣帮他蹚道，可他从卢世荣身上并没有吸取太多的教训。
随着权势日隆，桑哥的跋扈也日甚一日。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世祖正对桑哥宠信有加，便诏准之，并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做好的德政碑便树于尚书省前。一个大臣，竟然在生前便有人树碑，而且是皇帝亲自授意，这是难得的殊荣，却也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可桑哥却之不恭，欣然受之。
平日上朝，桑哥都要乘小舆，且有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导从。这是连宗王都不能享受的待遇。随着他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且从世祖那里求得“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的诏旨，连宣敕由中书省颁给的程序都免了，桑哥彻底成为帝国中除了皇帝最有权力的人。桑哥并非君子，有了权力，自然要“寻租”，“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
【正文】
因为桑哥理财有方，有过军功，且还和国师颇有渊源，因此各方反对势力并未能如对付卢世荣一般迅速结成同盟。但暗中的窜联已逐渐形成，在桑哥秉政四年之后，一场针对他的风潮不期而至。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其实皇帝狩猎并不在于真的捕获多少猎物，而是一种散心。散心的时候心情自然不错，想要除掉桑哥的人们不失时机的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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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里其人较为正直，早就不满桑哥，再加上桑哥让怯薛纳税，属于既有公仇也有私怨，便挺身而出控告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言色俱厉”。一下子把世祖的好心情弄没了，世祖大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掌嘴，彻里被打得“血涌口鼻，委顿地上”仍抗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 。身边的人如此强硬，世祖也很感意外，便问其他近侍彻里所言是否真实。结果一问不可收拾，怯薛也里审班、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儿等人纷纷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这下世祖不能再等闲视之，急招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以问情实。这不忽木，字用臣，康里部人，早年因“资禀英特，进止详雅”被世祖所看重，随王恂、许衡学习儒学，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被许衡称为“有公辅器”。学成后历任利用少监、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属于汉法派的少壮一代。在阿合马、卢世荣时代都竭力与之相争。他出身于怯薛，又是汉法派中人，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