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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英宗旧臣。虽然英宗在位短暂，但在他身边也形成了颇有实力的班底，以拜住为首，还有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王居仁，以及王约、王结、许有壬等儒臣。随着拜住和英宗一起被杀，这一集团失去了实权人物，但其声望却在朝野非常之高。泰定帝对于这一集团非常优礼，继续留任张珪、王居仁，对于王约等人也以“三老”之名进行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
最后，便是武宗旧臣。这一支力量在仁宗朝受到强力打击，但被消灭的基本上是武宗设立尚书省所重用的理财文臣，而武宗夺取帝位的西北军事贵族则只是暂时离开了政治中心，仍在军界有着极大的实力。这派人以钦察人燕帖木儿、蔑儿乞人伯颜为首。燕帖木儿是名将床兀儿第三子，少年时便是武宗宿卫。父亲去世后，袭父职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颜也是从少年便跟随武宗的骁将，仁宗、英宗两朝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泰定帝对他们也大力笼络，燕帖木儿先被提拔为太仆卿，后又升迁为佥枢密院事。伯颜则被任命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而在武宗朝曾任中书参知政事的理财专家、回回人乌伯都剌在英宗朝被贬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这回也被调回中央，提拔为中书平章政事，成为泰定帝重要的理财之臣。
该平反的平反了，该封赏的封赏了，该抚慰的抚慰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各派政治势力在泰定帝治下或多或少的都分得了蛋糕的一块，虽然互相还有太多不满，但对于皇帝，都只能感恩戴德。
党派的事摆平了，泰定帝开始全力应付不断地天灾，混乱的经济和此起彼伏的民变了。
他要向世人证明，都是真金太子的后裔，甘麻剌一系绝不比答剌码八剌一系差。
【正文】
元代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可算是空前，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曾大略统计了元代的灾害次数，其中有水灾九十二次，旱灾八十六次，雹灾六十九次，蝗灾六十一次，歉饥五十九次，地震五十六次，风灾四十二次，霜雪二十八次，疫灾二十次。不过，后又有学者对邓先生的统计进行了核查，发现其数字统计过少，其最高数还不如江西一省在元代的灾害次数 。但即使以邓先生的数据，也足以使之感慨：“可知元代之灾况，较其前之任何朝代，皆严重多矣。”
人类对自然灾害，预防只能起作用于部分种类，如水灾，其他灾害，基本上只能灾来挺着，灾后赈济。
中国的民间赈灾一向很发达，但也只能作为政府赈灾的补充，政府赈灾是否及时，是能否维持稳定的关键。
泰定帝渴望稳定，但他的执政期，灾害接连不断，一刻也不让他消停。笔者在这里罗列泰定元年的基本灾害情况，比较繁杂，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略过，但只要扫上几眼，便可知泰定帝时代的元帝国实在是多灾多难：
泰定元年正月，广德、信州、岳州、惠州、南恩州民饥，发粟赈之。
二月，绍兴、庆元、延安、岳州、潮州五路及镇远府、河州、集州饥，发粟赈之。
三月，临洮狄道县，冀宁石州、离石、宁乡县旱，饥，赈米两月。
四月，木怜撒兒蛮部及北边蒙古户饥，赈粮、钞有差。
五月，袁州火，龙庆、延安、吉安、杭州、大都诸路属县水，民饥，赈粮有差。
六月，大司农屯田、诸卫屯田、彰德、汴梁等路雨伤稼，顺德、大名、河间、东平等二十一郡蝗，晋宁、巩昌、常德、龙兴等处饥，皆发粟赈之。大同浑源河，真定滹沱河，陕西渭水、黑水，渠州江水皆溢，并漂民庐舍。宣德府、巩昌路及八番金石番等处雨雹。河间、晋宁、泾州、扬州、寿春等路，湖广、河南诸屯田皆旱。
七月，奉元路朝邑县、曹州楚丘县、大名路开州濮阳县河溢，大都路固安州清河溢，顺德路任县沙、沣、洺水溢，真定、广平、庐州等十一郡雨伤稼，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平地深三尺，定州屯河溢、山崩，免河渠营田租。大都、巩昌、延安、冀宁、龙兴等处饥，赈粜有差。
八月，秦州成纪县大雨，山崩，水溢，壅土至来谷河成丘阜。汴梁、济南属县雨水伤稼，赈之。延安、冀宁、杭州、潭州等十二郡及诸王哈伯等部饥，赈粮有差。
九月，奉元路长安县大雨，沣水溢，延安路洛水溢，濮州馆陶县及诸卫屯田水，建昌、绍兴二路饥，赈粮有差。
十月，延安路饥，发义仓粟赈之，仍给钞四千锭。广东道及武昌路江夏县饥，赈粜有差。河南廉访使买奴坐多征公田租免官。
十一月，河间路饥，赈粮二月。汴梁、信州、泉州、南安、赣州等路饥，赈粜有差。嘉定路龙兴县饥，赈粮一月。大都、上都、兴和等路十三驿饥，赈钞八千五百锭。
十二月，察罕脑兒千户部饥，赈粮一月。延安路雹灾，赈粮一月。温州路乐清县盐场水，民饥，发义仓粟赈之。两浙及江东诸郡水、旱，坏田六万四千三百余顷。
泰定帝执政五年，可在第一年老天爷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每个月都来场灾变，让他穷于应付。
一年之中尚且如此，五年执政期有多少灾变也就可想而知。
天灾也往往伴随着人祸，随着灾害不断，各种民变也此起彼伏。
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有宾州方二之乱；七月有思州平茶杨大车、酉阳州冉世昌之乱；十二月有夔路容米洞蛮田先什用等九洞之乱。
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有柳州徭和浔州平甫县徭之乱，达鲁花赤都坚、都监姚泰亨在镇压变乱中战死；六月有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发动叛乱，直到十二月方才平息；十月有播州凯黎苗之乱。
泰定四年（1327年），有苗人祭伯秧之乱。
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广西普宁县僧人陈庆安聚众起事，并建号改元。
面对灾荒，泰定帝并不吝惜府库中的钱粮，有灾必赈，而对于民变，泰定帝也并不手软，派兵严厉镇压。他将很多宗王分镇各地，虽有封赏之意，但加强地方控制，以宗王坐镇镇压民变，则是他向宗王们索要的回报。
因灾害无法谋生，百姓便会追随不安分者铤而走险，赈灾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才能使得民变无法发展壮大，成为颠覆王朝的燎原大火。
“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却能够“天下无事，号称治平”，泰定帝君臣的努力总算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就牵扯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赈灾还是打仗，都是需要大量的钱财，何况，泰定帝不吝惜钱财不仅表现在国计民生上，对于宗王勋贵的赏赐、庙宇的修建以及自己的享受（如中买宝物）也都大慷其慨。而仁、英两朝留下的财政状况却很不乐观，钱从何来？
前文说过，武宗即位花钱大手大脚，不得不用发行新钞票来化解财政危机。而仁宗继位，废止了武宗颁行的至大交钞，从延祐三年开始，一直用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
可到了延祐六、七年，因为延祐经理的失败，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仁宗不得不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通胀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英宗即使想改变也没有时间。
泰定帝继位，处处都要花钱，而又面对灾变不断，那么就必须平抑物价并在缩紧银根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
既不能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又要平抑物价，还要增加收入。
这事情很难。
但泰定帝做到了。
当然，并不怎么懂经济的泰定帝自己没有这个能耐。完成这个艰巨使命的，是他一力重用的回回大臣们。
【正文】
元朝的理财派和汉法派之争贯穿始终，因为有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再加上理财派大都为色目官员，理财派往往被指斥为奸臣。从世祖朝的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到武宗朝的脱虎脱、三宝奴无不如此，泰定朝的旭迈杰、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自然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被称为“专权自用，疏远勋旧，废弃忠良，变乱祖宗法度，空府库以私其党类” 。
历史上的党争往往是成王败寇，理财派因为种种原因总是失败者，“众恶归焉”便没什么奇怪。不过，人性是复杂的，善恶并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人物的作为，也并不能总是简单的予以黑白的判断。
泰定帝重用回回大臣，确实属于“用人唯亲”——大力提拔自己的藩邸旧臣，使得汉人儒臣们对“时相多西域人”极为反感。但面对泰定帝执政期不断的天灾和不尽如人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回回大臣们作出了相当贡献，维持了经济的稳定。
在他们的主持下，泰定帝恢复了仁宗朝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缩紧银根，使得物价平抑。但朝廷的“钞本”不足，储蓄不够，如何能够缩紧银根？泰定众臣奏请实行了拿出两条方案，其一是“盐课增价”，提高盐税。其二是“富民入栗拜官”的制度，将一批中下级官位出售，“二千石从七品，千石正八品，五百石从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不愿仕者旌其门。” 从而获得大量财富，不但使得府库得以充盈，还可用于赈济灾民。另外，加大南粮北运的运量，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
虽然“盐课增价”，“皆足以厉民矣”，而“富民入栗拜官”更属于卖官鬻爵，但也不失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
原本喧腾的物价终于得到平抑，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如盐引，仁宗朝官定价格是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便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
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作为宰辅的回回大臣们也并没有破坏已经实行的汉法。泰定元年，泰定帝册立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并马上遵从大臣的建议“如裕宗故事，择名儒辅太子，敕中书省臣访求以闻”，让儒学大师来教导太子读书，准备将太子培养为真金那样的继承人。
同时，泰定帝自己也在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将世祖朝开始的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正式定为经筵制度，让张珪、赵简、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蒙汉儒士担任进讲官，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
仁宗朝开始的科举，泰定帝面对朝廷中“有欲罢科举法者”的议论，听取了礼部尚书曹元用“科举取士之法，当革冒滥，严考核，俾得真才之用” 的建议，继续坚持。泰定元年三月便开科举士，八剌、张益等八十六人中举；泰定四年三月，再次开科，又有阿察赤、李黼等八十六人金榜题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泰定帝和他的回回宰辅们，十分重视行政效率，在处理政事上也很能听得进儒臣的意见。英宗旧臣许有壬每次朝议，都要“屡争事得失”，旭迈杰等丞相也能够认真听取，“汛扫积滞，几无留牍”，迅速作出处理。至治元年进士，先后担任礼部郎中、吏部侍郎的宋本也由衷的感叹：“此贞观、开元间议事也。”
但他们的这些作为，并没能逃脱“奸臣”的骂名。
这虽然有党同伐异的原因在内，但他们对泰定帝私欲的纵容和自己私利的撷取，却也是洗刷不掉的污点。
泰定帝非常信佛，为了表示虔诚，四处修建寺院，大做佛事，并四处置办采买宗教仪式用品，乃至“建西山寺，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