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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耳干。
阿里不哥总算是有了相当富庶的根据地，若是仔细经营，也可为一方之雄。但他处置政事不公，任意杀害军民。属下诸王那颜对他大失所望，相继离他而去；尤其是最铁杆拥护他的蒙哥汗之子玉龙答失的离开，更让他陷入众叛亲离。不久，阿力麻里发生饥荒，阿鲁忽趁机前来进攻。阿里不哥抵挡不住，便放回兀鲁忽乃王妃以为缓兵之计，结果，阿鲁忽顺势便娶兀鲁忽乃王妃为妻，更加确定了自己察合台汗国之汗的合法性，实力大为增强。
【正文】
后有忽必烈，前有阿鲁忽，阿里不哥已经是左右为难。现在以他的实力，和谁都无法较量，只能向其中之一低头。阿鲁忽曾经是自己的臣子，而且其人心狠手辣。相对而言，忽必烈是自己的亲哥哥，而且多次放过了自己，毕竟血浓于水。阿里不哥无奈的做出了自己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重大的选择。
中统五年（1264） 七月，阿里不哥来到开平向忽必烈投降。这场导致帝国崩溃的兄弟相残之战，终于尘埃落定。
投降者与受降者都对对方爱恨交织，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见时，双方都流下了眼泪。相对哭泣了很久，忽必烈才打破沉默，问道：“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的回答意味深长：“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 他并不承认自己称汗是错误的，明确的对哥哥表示：你是赢在实力上而并非道理上。
忽必烈最后也没有难为这个弟弟，让宗王们会同审问后，认为阿里不哥是成吉思汗子孙，予以宽恕。但阿里不哥仍是在第二年便患病死去。
有些史家认为阿里不哥是忽必烈暗杀的，因为他毕竟还是蒙古正统派的旗帜，只要他还在一天，便是对自己的威胁。这样的分析自然很有道理，但综合前因后果，忽必烈害死阿里不哥是很愚蠢的一招。毕竟当时蒙古帝国各汗国还在名义上维持着传统关系，阿里不哥归降时，忽必烈让其站在侍从站立的地方，这一侮辱性做法，立即便引起了旭烈兀、阿鲁忽、别尔哥的不满，写信进行指责。忽必烈希望自己称为真正的蒙古大汗，极力拉拢各汗国汗王，因此立即进行了自我批评。一件小事尚且要小心谨慎，何况是杀害阿里不哥呢？何况，阿里不哥的一系列做法已经大失人心，即使正统派的很多宗王也都不再倾心于他，日后海都扛起正统派大旗，很快获得了号召力，有无阿里不哥其实并不重要。
以笔者观点，阿里不哥的死，应该是郁闷、悲哀和对于前途绝望多重困扰下的积郁成疾。但忽必烈是否会对于弟弟精心治疗，就难说得很，让他顺其自然的病死，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
阿里不哥死了，但蒙古帝国的崩溃却难以遏制。忽必烈的蒙古大汗注定要远远不同于他的前任，蒙哥汗之前，其他汗国与大汗的关系是君臣，而从他开始却要成为盟主与盟员的关系。
当忽必烈以“中统”为年号登上大汗宝座时，蒙古帝国的历史便已经结束，而大元王朝则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是继承还是重建——元王朝与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蒙古帝国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元王朝是个什么关系？无论在世界历史学界，还是中国历史学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般引起争论的历史课题，要么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乏，要么因为资料繁杂，说法多样，因而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大家都是靠推测，形成一个个“一家之言”。而蒙古帝国和元王朝的关系，却并非这些原因，要说资料少，不但中国有《元史》、《元文类》等等，波斯有《史集》、《世界征服者史》，蒙古自己也有《蒙古秘史》、《黄金史纲》等等；要说资料繁杂，其实无论那种史书，对这个问题都有着交代，来龙去脉，虽不能说条分缕析，也还是清楚的，不至于到了让学者们靠着猜想争论不休的地步。
争论的症结，在于这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常常上升到政治或情感问题上。
蒙古帝国太过庞大，囊括了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的广袤土地，这些土地上曾经存在的国家和继续生存的民族都不得不承认，在13、14世纪那段岁月，他们被一个名字叫蒙古的帝国战败、摧毁、屠杀，最后又被迫接受了统治。但是，那对岁月并不十分漫长，这些草原上而来游牧民族的统治并不稳固，很快这个帝国便分崩离析，各地区、各国家虽然还被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统治相当长时间，但已经开始自行其是的发展自己历史。如果说元王朝和蒙古帝国是一脉相承，甚至划为一体，很多地区的历史就要缩短自主发展的时间。这是会伤害到感情的。
西方的史学家们往往要尽量提前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有的干脆把这个时间放在蒙哥汗时代，认为因为蒙哥汗的继位是依靠金帐汗拔都的支持，因此在他即位后，帝国分为两部分，东部归蒙哥汗，西部归拔都。但这个说法并站不住脚，因为蒙哥汗即位后，对整个帝国都有着完全的权力，金帐汗拔都虽然很受重视尊重，但也只是屏藩之长，完全算不得另外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拔都去世后，蒙哥汗先后委任其两个儿子继位，只是因为先后暴死，才不得不让其弟别尔哥继位。当旭烈兀西征之时，金帐汗国在蒙哥汗的命令下出兵出粮，而军队指挥权完全是旭烈兀的，也证明了蒙哥汗对金帐汗国的控制。
正是有着这样的反证，一些西方史家便把蒙古帝国崩溃的时间放在忽必烈称汗时代，而且不承认其他汗国与元朝的藩属关系，把元朝放在和其他汗国几乎平等的位置上，称之为“忽必烈汗国”。这种认识，则是基于忽必烈的双重身份——他既是蒙古大汗又是中国皇帝，而且中国皇帝的成分更多。如果认为忽必烈仍是如前代可汗一样对其他汗国哪怕是名义上的统治权，则就等于认为中国当时的领土包括东欧和西亚，对他们来说，也难以接受。
倒是中国的《元史》把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都纳入“大元皇帝”序列，分别为“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但其一是因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接受了儒教的礼法和祖先祭祀制度，设立太庙，供奉先代可汗，并赠与庙号。其二是因为忽必烈也在借此宣示自己不但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也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正统，正如勒内&；#8226；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上所说：“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但以事实来说，这样的记载有失公允，忽必烈的元王朝与蒙古帝国实在千差万别；忽必烈自己的主观愿望并不能代替事实，元朝的开国皇帝是忽必烈，而并非成吉思汗。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其一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到1368年元惠宗逃出大都为止，共有134年；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开始算起，元朝则只有92年历史。
以笔者看来，这三种算法都有问题。
第一种是算法明显通换概念。蒙古灭金，是一个新兴的游牧国家因为世仇而对统治中原的王朝进行的侵略战争，并非是改朝换代。金朝灭亡后，蒙古在中原实行的仍是蒙古的分封殖民制度，将土地城池分封给兄弟子侄、有功之臣和汉地世侯，并非取代金朝建立一个新的中原王朝。
第二种算法则是过于强调国号问题，虽然“元”的国号是在1271年设置，但一个王朝是否建立重要的是制度而并非国号。1260年，忽必烈称汗，建元“中统”，设置各种制度，已经是在实行传统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一个新的王朝已经建立，并不是非有“元”的国号才算建国。就如三国时代一般从东汉末年算起，因为东汉只剩下了“汉室”，各种制度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从算作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种算法则是传统的正统观念，因为南宋是华夏正宗，那么只有南宋灭亡，宋皇向元帝投降，正统才转移到元朝。要这么说，虽然宋恭帝投降，可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还先后拥立了两位宋皇，一直坚持着抵抗，直到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才算结束，那么正统就应该在南宋流亡政府中坚持到1279年。把元朝开始定在1276年，可算是自相矛盾了。
【正文】
元朝的开始，应该在公元1260年。那一年，忽必烈称汗，并仿效汉法，建元“中统”。
在此之前，蒙古帝国都是以十二生肖纪年，并没有年号。年号是中国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是中国皇帝的专利。虽然日本、朝鲜、越南也都有年号，但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的国家。用年号纪年，便标志了忽必烈所建立的政权与蒙古帝国的不同。
在《中统建元诏》中，忽必烈明确表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这是对中国历代王朝的致敬与追随，“中统”即为“中华正统”之意。
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无论哪位大汗都不可能对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低头，把自己的认为是除蒙古之外的其他“正统”。忽必烈的这种改变，至少在精神上，是对祖先的某种背叛。
而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为这种“背叛”说明了充分的理由：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佥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驿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骣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辞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说先祖们“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那么自己要“祖述变通”自然是“正在今日”了。
制度上的变更，首先就在于统治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