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斯馐苤卮蟠蚧鳎�
美国领袖因而决心避免在违背自己意志下，被扯进核战争中。冒着本身受摧毁之风险做决定，已经够可怕了，不需要再因盟国自由行动而牵连自己。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国针对此一两难局面的“解决方案”，就是剥夺盟国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却与欧洲历史上的大梦魇不能相容。欧洲领袖耳熟能详，为了比不上核灾祸这么严重的理由，就可以背弃盟国或被盟国抛弃，史例历历可考。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存要靠尽最大可能，不让美国在面临核战关头时有选择可与欧洲分开；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也得自己有一支核武力可自行调度，作为一种再保险。
美国与欧洲对核战略的见解有别，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局面。英国和法国渴望对影响其国家命运的决定能保有若干控制，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其历史发展。美国希望借由盟国统一步调，以免加剧核时代祸难的心理，也同样有道理。以威慑的观点看，英国和法国决心增建决策中心，有若干优点；侵略者因为得考虑到另有独立的核武力存在，其思虑不能不更加审慎。至于从进行作战较可忍受这个战略去看，美国坚持统一管控核武力则十分有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无从调和，反映出各国在史无前例的情境下，面对着无法想象的危险，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之努力。美国面对这个两难局面，试图去“解决”它；戴高乐则认为它已不可能解决，设法强化法国的独立。
美国的政策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着在职总统的性格。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力劝刚愎的戴高乐，法国没有必要发展独立的核武力，并且视法国建军之举为不信赖美国的表征。艾森豪威尔以美国人地道的法理和理想主义的兼具特性，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化解美国人深恐由其盟国不昕节制惹出核战争的梦魇。1959年访问巴黎时，他请教戴高乐：同盟之内各国核武力如何能够整合成立一个单一的军事计划？此时，法国已经宣布发展核武力计划，但尚未试爆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的发问，得到一个他没有准备能接受的答案。戴高乐认为，整合核武力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的鸿沟，艾森豪威尔似乎不了解。戴高乐在一年前提出一项建议时已经透露其答案了。艾森豪威尔努力找战略方案，戴高乐则想找到政治方案。艾森豪威尔主要关切一旦战争发生，如何形成有效率的指挥结构。戴高乐对进行全面战争的计划较无兴趣（他认为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人人都输，没有赢家），只想借维持法国在任何战争之“前”的行动自由来强化其外交方略。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曾交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架构的看法。他建议在大西洋同盟内成立一个政治理事会，以美、英、法三国政府首长组成之。这个理事会定期集会，成立联合国参谋本部，规划共同策略，尤其着重在北约组织地区以外的危机：
“具世界重要性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应该交给由美、英、法组成的新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就影响世界安全的一切政治问题，负责做共同决策；也负责草拟战略计划，在必要时把它付诸行动，尤其是涉及运用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它也应该负责组织个别作战地区，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防务。这些必要时可以再加细分。”
戴高乐为了表示他对这项建议的认真，还附带暗示法国有意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要挟。他指出：
“法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安全组织为不可缺少的设计。因此，它目前参加北约组织的整个发展是以此为根据的。”
就某一层面而言，戴高乐要求法国的地位要与美国对待英国的特殊关系平等。就更深一层而言，他提议的安全设计与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计划相似，只是以法国取代苏联成为其中之一——这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全球集体安全的观念，只不过，此时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刚萌芽而已！
戴高乐直接切人核问题的核心：在核时代，不会有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来确保各方协调合作。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潜在危险都极大，以致要回避危险就会使得各国高度地从自身利益考虑，要想有共同行动，唯一希望是形成亲密的政治关系，使得参加在咨商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把他们视为一体。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主权国家之间又是最难达成，而且依照戴高乐的外交作风又是几乎不可能达成。
戴高乐是否把这个政治理事会当做权宜之计，让法国核武力可以强大到能自主行动？或者他旨在建立史无前例的新的合作机制，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能居于特殊的领导地位？答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对这项建议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反应都非常冷淡。英国不预备冲淡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美国则不希望以成立一个仅限核大国参加的理事会（更不用说，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在萌芽阶段而已），反倒鼓舞了棱武器的扩散；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也不能接受会员分两等的想法——有核武力的国家高人一等，没有核武力的国家就默默追随。美国领袖也宁可把大西洋同盟当做单一个体来交往——最近才因为苏伊士和柏林危机发生歧见，如何去调停则尚未明朗。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官式反应则回避重点。习惯了第四共和国易于驾驭、且任期极其短暂的总理们，基本上以官僚作风来应付戴高乐，希望时间会使戴高乐的主张淡化。他们接受定期咨商的原则，但设法把咨商层次限于低于政府首长的级别，并且表达希望议程仅限于军事议题。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这套避重就轻，想借程序掩饰具体实质的做法，只有在假设戴高乐是夸夸其言、崇尚浮华的领袖，而且已日薄西山、行将下台之际，才有意义；这两个假设都错得十分离谱。戴高乐所提案不获回应，就转而以他独树一帜的办法，让他的对手方明白，他另有对策。他下令美国核武力退出法国领土、法国舰队脱离北约组织统一指挥体系，更于1966年决定法国整个退出北约组织军事体系。但是在戴高乐走上最后不可挽回的这一步之前，他会与美国年轻、充满活力的肯尼迪总统交手、冲突。
肯尼迪代表新一代的美国领袖。他们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曾指挥战事；他们支持战后秩序的建设，但不是新秩序的创造者。肯尼迪的前人曾投入极大的精力维护他们建立的事物。肯尼迪政府则努力要建设新的建筑。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大西洋同盟的宗旨就是抵抗苏联侵略；肯尼迪则希望再造大西洋社区共同体，促成日后称为世界新秩序的先声。
肯尼迪政府为追求此一目标，发展一套双管齐下的做法，试图找出合理运用核武器的方法，并同时演进所谓大西洋联盟共同体的政治定义。肯尼迪对当时仍居主导地位的大规模报复军事理论所能带来的巨灾祸难，大为震骇。在他杰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领导下，美国发展了一套战略，创造出既非大决战，也非投降的军事方略。肯尼迪政府增强对传统武器的重视，也设法对运用核武器增加许多限制。苏联核武力日强，美国相对越来越脆弱去面对苏联核攻击，使得美国产生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 Strategy of flexibleresponse），设计出一套指挥体系和多重选择方案，能够让美国决定（某种程度下需敌手合作）战争要如何打，以何种武器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罢手结束战争。
可是这套战略要奏效，核武器就必须纳入集中（也就是美国人）管控。肯尼迪指责法国的核计划对北约组织“有害”，他的国防部长更以一堆带尖刺的形容词，谴责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意图发展核武力，乃是“危险”、“耗费不赀”、“易于老旧过时”和“缺乏可信度”。副国务卿鲍尔（ Gee Ball）也说：“通往核扩散的道路没有合逻辑的终止点。”
因此，肯尼迪政府呼吁“统一”北约组织所有的核武力，提出“北约组织多边部队”（the NATO Multilateral Force，简称MLF）的计划以达成这个目标。它预备把数百枚射程在1500~2000英里的中程导弹，部署在由北约组织指挥的船舰上。为了强调这支部队是由北约组织指挥的性质，船员由各参与国家征集配组而成。但是由于美国保持否决权，MLF并没有解决北约组织基本的核困境；它既累赘，又没效用。
1962年7月4日，肯尼迪颁布了他那高尚的“美国与联合欧洲相互依赖宣言” （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a United Europe）。政治、经济上统合的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共同承担世界领袖的重担与责任。稍后，肯尼迪在法兰克福的伯尔茨克切（Paulskirche，这是1848年自由的德意志国民大会集会之地）演讲时，又阐释这个象征，把大西洋伙伴与欧洲整合结合来提：
“唯有完全团结的欧洲才能保护我们大家，不使同盟瓦解。唯有这样的欧洲才会在面对大西洋议程时，允许隔着大西洋完全互惠待遇。也唯有这样的欧洲成立了，我们才能有完全平等的取予关系，平等分摊责任，以及平等的牺牲奉献。”
肯尼迪的号召无法推动，因为欧洲此刻是经济力量日增、军事上（尤其是核领域）却有深厚的无力感，犹在两难之间，美国的呼吁也引起北约组织盟国的怀疑。这个灵活反应战略的实际结果是，它将使得华府在决定是否作战上获得更大的政治选择自由——这也正是戴高乐刻意发展法国核武力，终于在1960年才成功，亟欲以此加以制限的目标。美国如此渴望的慎重与弹性的性质，反倒使得法国更强化其论点，认为更需要具备核武力自立以防美国碰上危机时却另有盘算。虽然美国的目标就是以加强核威胁的可信度来加强威慑力量，大多数盟国却宁以相反的路线为基础强化威慑力量——他们坚持大规模报复的战略，不计最后结果可能是生灵涂炭，以此增加敌国风险幅度。如果诈唬无效，下一步要怎么做，则未有讨论，当然投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讨论军事整合，有若干神学性质在内。在和平时期，所谓北约组织总司令部主要是作战策划参谋本部：在作业方面，各个盟国的兵力还是由各国司令部节制，撤出军力之权也说得含含糊糊，从来也没人去质疑它。例证不少，如法军调到阿尔及利亚作战，美军在一系列中东危机时也抽调兵力投入干预，如1958年黎巴嫩事件，1973年阿以战争，以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争辩“整合”的神学性与利弊得失时，美国与法国都未曾界定清楚，在“整合”的招牌下能采取的共同行动，为何在法国居下风的“合作”概念下就不能做。没有任何一种指挥体系的安排能够解决戴高乐如此分析的政治问题：
“我们的盟国和友人，美国人，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单独拥有核武力。只要他们单独拥有此一核武力，只要他们表示一旦欧洲遭到攻击他们有心立刻运用此一武力，美国人若是照这样做，法国就几乎不会提起侵略与否的问题，因为攻击已经超乎所有可能性。但是后来苏联也获得核武力，而且其核武力也强大到足可危害每个美国人的性命。当然，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