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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游击队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地作战，消耗战就不会有效。针对北越实施空袭，旨在使它痛苦加剧，此计也没有效果；因为北越的交通系统本来就只略具雏形，没什么好破坏的，也派不上用场，不能以它为神经中枢目标加以痛击。僵持停滞最合河内的意思——尤其是局限在南越境内僵持，造成美军重大伤亡最好。以上种种挫折，导致美国国内反战之风大盛——反战之声起初以中止轰炸北越为诉求重点，而轰炸北越原本目的是要让河内明了，它毫无胜算。
华府力图证明侵略得不偿失，而且游击战不会是未来新潮流。但是它却不了解其敌人如何计算其成本效益。约翰逊认为，解套之道是展示出温和立场，向河内再次保证，并且提出折中妥协方案。可是，这些特质反倒都鼓励河内抗拒不从，这个过程告诉美国人，以温和立场而败，不会有好结果。约翰逊以如下的谈话解释美国的目标：
“我们不是要消灭北越。我们也不是要改变他们的政府。我们也不是试图在南越建立永久基地。……我们之所以雀那儿，因为我们想使北越共产党不再开枪射击邻人，……展示由一国煽动去攻打另一国的游击战争，决不会成功，……我们必须持久下去，直到北越共产党体会到侵略的代价太高——要么就得同意和平解决，要么就中止其作战。”他希望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能从中了解：
“啊，你了解军事胜利已经不可能，你就会放弃运用武力，你也将发现我们乐意回报互惠。……我们只要越南光荣和平。你手中掌握着和平的钥匙。你只需要稍为扭转一下即可。”
约翰逊不应当遭到那般的仇恨与讪笑。他只是重申传统的美国真理罢了。但是，约翰逊和美国社会都没有了解，敌人把这种信誓旦旦的保证认为太可笑；甚至，敌人把美国人界定的妥协，认为是招降的呼声！
就河内的强悍、死硬的领导人而言，安定的观念毫无意义。他们成年以后一辈子都在为胜利而作战，起先是对付法国，现在则和一个超级大国对抗。以信奉共产主义的名义，他们已经给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别去招惹邻国的事”绝非河内领导人能做的事。俾斯麦曾经说，德国统一决不能靠谈出来，必须透过“铁与血”；河内看待越南统一问题也的确具同样观点。
美国各派主张的人士不断吁请河内接受某种民主的结果，绞尽脑汁要设计可行的大选方案。然而，美国国际事务思想的主干，毫无任何部分能吸引河内注意，除了想以它为工具去混淆美国人民的视听之外。既然已建立起全世界最严厉的独裁政权，河内政治局决不会接受屈居南越众多政党中之一员的地位。没有任何可令河内信服的诱因去使它停止使用武力；毕竟，只要它不输，挺下去就必然会赢；而且很显然，它还未居劣势——的确，美国的策略明明白白是以求僵持为目标，河内怎么会输？约翰逊建议，大规模的重建计划，人人都可以纳入，包括北越亦不例外，而北越来个充耳不闻。河内要胜利，不要开发援助，因此摆出它那套傲慢跋扈的态度，仿佛它根本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
美国舆论浪潮转向反战之后，批评约翰逊的人士更加大肆抨击他在外交上陷入僵局，毫无作为。这些指摘称约翰逊不愿谈判，此说并不公允。约翰逊之渴望谈判，已经明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河内因而认为，再延宕下来或许可能引出更宽厚的条件。约翰逊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暂停空袭北越（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一共提到16次），使人毫不怀疑他已经不惜代价，只盼望早早谈判；河内当然处心积虑要让美国付出越高越好的代价。
我个人参与到一项和平议案里，这个故事一则显示出约翰逊政府渴望谈判，一则显示出河内利用美国渴望心理以服务其目的的技巧，已是炉火纯青。我自己涉人越南有关的过程，可谓逐步演进。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集中在欧洲问题与核战略问题上面。肯尼迪政府延揽了许多我敬佩的人士，我对它的中南半岛政策，没有深入思考，但大体上持赞同立场。我开始认真思考越南问题，是在1965、1966年，三度访问越南回国之后。当时我是以洛奇大使绥靖事务顾问的身份往访，借此机会我得以踏遍南越许多省份，并且有机会与大使馆派到各省的所谓报道员讨论——这是一群散布在全国不同地区，能干、忠勤任事的青年外交官，这几次行程令我相信，越战无法用压倒性战略取胜，美国必须与河内谈判才能脱身；不过，我对谈判究应具备何种内容，尚无明确概念。
1967年夏天，我参加一项讨论裁减核军备问题的科学家会议。两位与会人士听说我曾经访问过南越，向我提出一个听来相当吸引人的建议。雷蒙·奥布雷克（ Raymond Oubrac）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胡志明在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时，曾下榻他家，两人因而结识。奥布雷克有心由和平运动另一位科学家赫伯特·马柯维奇（ Herbert Marcovich）作陪，前往河内，亲自呼吁胡志明接受谈判。我立刻向已出任助理国务卿的邦迪，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报告此事。他们鼓励这两位科学家成行，只要两位以私人身份前往河内，并且不声称代表美国官方观点即可。
奥布雷克和马柯维奇前往河内，也得到胡志明接见。胡志明重弹旧调，谴责美国“侵略”之后，暗示：若是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河内愿意谈判。河内驻巴黎的外交代表马文保（ Mai Van Bo）被指定做正式的接触联络人。
后来，透过一套复杂、刻意非外交程序的手法，进行几次接触。由于河内不肯在中止轰炸之前与华府直接打交道，我以平民老百姓身份做了中间人。即使如此，河内还是深藏不露，不肯授权其代表与一个不具官方身份的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讯息由华府（通常由麦克纳马拉亲交）交代给我，然后我传递给上述两位法国科学家，他们再传递给马文保——我被授权可以提供任何解释。麦克纳马拉渴望结束战争，一再拜托我，设法从我也看不到的对手那里得到任何暗示（再细微也无妨），使他能够推动以谈判得出结果的路线。
约翰逊和他的顾问在一次会议中研订出美国的最后方案，我参加了部分的会议议程。这是一个悲伤的经验，约翰逊的直觉一再反对中止轰炸行动。约翰逊虽然在外交政策上狐疑不定，他仍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怀疑以单方面退让开始谈判究竟有何好处？然而，一方面他已疲于应付国内的批评议论，一方面也不愿推翻急欲试用外交手段的亲信之建议。约翰逊终于让步了！结果，在我退出会议室之后，拟定出所谓“圣安东尼方式”（ San Antonio Formula），由约翰逊总统1967年9月29日在德州圣安东尼发表演说时公布：
“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一切空中、海上轰炸行动，只要能迅速导致有成果的讨论（ productive discussion）。当然，我们也假定讨论进行当中，北越不会趁轰炸中止或限制而占便宜。”
圣安东尼方式是越战有决断性影响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以军事行动对付北越——一项明确的义务——换取“有成果的”讨论，只要求不要借轰炸中止而占便宜。何谓“有成果”或“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可是，河内已经显示出颇有能力操控美国国内辩论，当然也十分明白，美国若想中止轰炸，势必惹起争议，还会迁延时日。不借中止轰炸占便宜，显然不会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原本已在做的动作；最多只能说，这项规定指的是，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
河内谈判战术的特性是，即使这么一面倒的提议也要加以拒绝。河内利用这项提议当保护网，保护它即将发动的全面军事行动。不到几天，我和河内的联络渠道中断。北越了解到美国中止轰炸的代价的确很高，在坐下来思考美方方案前，试图增加对约翰逊的压力。春节攻势在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
河内正确地察觉到，美国人越来越不满，对越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将和朝鲜战争拖延良久一样，不会再容忍。不过，美国国内这两项争议，性质上有差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否明智，从未受人质疑；不满，是针对如何求胜的措施意见不一。至于越战，原先广泛支持美国政策的共识，突然间消失了。在朝鲜方面，批评政府的人士要求美国再加把劲；他们不满杜鲁门的政策，提出替代方案是麦克阿瑟战局升级的战略。在越南方面，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却力促美国减少努力——及时完全地放弃它；他们的主张从修正美国战略，到无条件撤出，无所不包。在朝鲜战场，如果反对派占了上风，敌人势将面对更糟糕的替代方案。在越南方面，当美国国内争执闹得如此明显，河内立刻明白，外交停滞，加上军事压力，对河内有利。僵持之局会使得约翰逊政府被攻讦缺乏外交主动，美国子弟持续伤亡将导致呼吁减少军事行动，甚至还会酝酿放弃越战之声音。
针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之批评，开始时相当传统式，理性地质疑越战能否打赢，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1968年3月11日，李普曼把他业已著名的批评遏制政策之矛头，指向越南。他认为，美国业已过度扩张本身的实力，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以及借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 defeated）。”
为了凸显传统的思想类型对越南根本不配套，李普曼把“被击败”这个字加上引号，以示越南与美国安全根本不相干。根据这个观点，撤出越南只会强化美国整体的地位。
同样的观点1966年富布赖特参议员已经提出过，他批评美国屈从于“权力的傲慢”，把“权力与道德，主要责任与全球任务”混为一谈。不到两年前，富布赖特曾经谴责戴高乐，因建议越南中立化而“弄混了情势”。当时，富布赖特曾警告说：这样的路线或许会“激出无法预见的连锁事件，因为她（法国）在远东既非主要的军事力量，也非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不太可能能够掌控或大为影响它的倡议所促发的事件”。1964年，富布赖特只认识两个实际的选择方案：“扩大冲突，或重新努力强化南越人的能力，使之能以目前规模成功地进行战争。”
究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何种情势，使得富布赖特参议员把越南的地位，由重大降级为周边呢？为什么这反映出约翰逊政府在同时执行富布赖特两项建议时，具备之傲慢心态呢？美国领袖遵从美国国家传统，不愿把美国援助越南摆在安全理由之上，若是这么做，迟早可能对成本、效益产生争辩。把问题摆在于东南亚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在进退之间的合理的停止点。
批评战争的人士和从事战争的领袖，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人士把结论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战争赢不了，成本超过效益，美国已经透支过度。但是，反战人士也是同一个美国理想主义的产品，迅速以两个阶段把他们的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在道德层面而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