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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式的激越崇高的言论支持着全球自由与民主，同时却受到几近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主义的影响。美国没有遵循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名言：“跨洋出国扫荡群魔”；里根主义等于是帮助敌人的敌人之策略——黎塞留主教一定会衷心赞同。里根政府不仅拨款援助真正的民主人士（如波兰的民主人士），也援助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些人又与伊朗串通）、中美洲的右派人士，以及非洲的部落军阀。美国与这些土著之大不相同，就和黎塞留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大不相同一样。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在国家利益上契合，因之结盟在一起。其结果有助加速共产主义之崩溃，可是也使得美国必须正视她在其历史上刻意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政治家最大的困扰——什么样的目的可以使得什么样的手段合理？
里根针对苏联的最基本的挑战方式就是加强兵力部署。里根在竞选期间，一直惋惜美国国防努力不足，也提醒人们注意苏联渐增优势。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忧惧反映出对核时代军事优势之性质的过分简化。但是，不论里根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认知正确性如何，他号召整个保守派支持的效果远胜过尼克松一再以地缘政治灾祸示警。
在里根政府之前，针对美国冷战政策激进批评的标准论证是，整备军力没有效用，因为苏联永远会在每一层面，与美国的作为相埒。后来证明这个论调，比认为苏联瞬间即可达到优势的看法，更不正确。里根时代美国增加军备的程度和步伐，加重了苏联领导人心目中已有的一切疑心，认为这是阿富汗事件和非洲局势的必然结果，必须要认真思考：经济上他们是否有能力搞武器竞赛，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他们能否一直保持领先。
里根恢复卡特政府业已放弃的武器系统（如B 1轰炸机），开始部署导弹，这是十年来美国第一个崭新的地面发射的洲际导弹。对结束冷战最有贡献的两个战略决定是：北约组织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
北约组织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射程1500英里），可以溯至卡特政府时期。其目的在于缓和西德总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的盛怒；施密特不顾其所属的社会民主党之反对，大力支持部署中子弹——可使核战争杀伤力减弱——不料美国却单方面取消此一计划，令他大为震怒。中程导弹（部分是弹道导弹，部分是地面发射的巡弋导弹）事实上是为不同的问题而设计的——是要制衡由苏联内地领土发射，可及所有欧洲目标的为数众多之苏联新导弹（即SS20型导弹）。
在这个本质上，赞成部署中程导弹的论证是政治性的，而非由战略性出发的思考；它出自于20年前曾引起盟国对战略大辩论的同样的关切，但是这一回美国试图让欧洲盟国不要害怕。说得坦白一点，问题又是：西欧是否可以依靠美国动用核武器去击退苏联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发动的攻击？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国真正相信，美国愿意由美国大陆本土、或从其所驻守的海面发射导弹，动用核反击报复，在欧洲部署新导弹就没有必要。但是美国是否有决心这么做，正是西欧领袖保持怀疑的关键。美国领袖也有自己的理由要回应欧洲盟国的焦虑。要在集中于美国的全面战争，以及对苏联的核勒索屈服之间有选择之余地，也是灵活反应策略的一部分。
当然，除了减少大西洋两岸伙伴之间的下意识地不能相互信任之外，还有更深层复杂的原因——新武器有机地把欧洲的战略防务和美国的战略防务结合在一起。这种论证说：苏联在动用传统兵力攻击之前，一定会先设法摧毁欧洲的中程导弹。因为这些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距离近、准确性好，首击便可以破坏苏联的指挥中心，让美国的战略兵力可以发挥最大效果。换言之，只攻击美国的中程导弹，而昕任美国的报复力量完好无损，太危险。中程导弹可能有相当数量未被摧毁，足可对苏方制造严重损害，这时美国未受到伤害的报复力量就会出现，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中程导弹可以把威慑的漏洞补起来。以当时的技术语言来说，欧洲和美国的防务因而“连接”起来。苏联倘若进攻任何一者，都无法避免掀起全面核战争此一难以承受的危险。
欧洲其余国家（尤其是法国）也越来越担忧德国中立主义兴起。1982年，施密特政府下台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似乎又逐渐回到国家主义和中立主义——甚至在1986年选举时，社民党一位领袖拉方丹（ Oskar LaFontaine）还呼吁德国退出北约组织统一的军事指挥架构。西德亦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导弹部署。
苏联方面认为削弱德国与北约组织的关系的良机出现了，勃列日涅夫和其继任人安德罗波夫遂以反对部署中程导弹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1983年初，葛罗米柯访问波恩时提出警告，一旦潘兴导弹进入西德，苏联必定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谈；这一来大大掀起西德异议人士的声势。1983年7月，科尔访问莫斯科时，安德罗波夫对这位西德总理提出警告，如果他接受潘兴二号导弹迸驻，“针对西德的军事威胁将会增加许多倍。贵我两国关系也必将遭遇若干复杂情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民，恐怕必须如若干人（《真理报》）最近所说的，得要透过导弹的高崖壁垒互相对看”。莫斯科的宣传机器在欧洲每个国家都发动大宣传。各种和平团体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呼吁裁军为先，不要部署新导弹；同时应立刻实施核冻结。
德国每受到中立主义煽动，法国人就认为这又是国家主义作祟。法国历任总统都企图让波恩接受欧洲的方案或大西洋的方案。20世纪60年代的戴高乐坚定支持德国对柏林问题的观点。1983年，密特朗出人意料地出头，成为最支持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欧洲领袖。密特朗为导弹部署在德国奔走呼吁。密特朗在西德国会演讲时说：“任何人以欧洲大陆与美国的离散赌博，在我个人观点看来，将破坏势力均衡，进而破坏和平之维持。”很显然，这位法国总统认为，法国国家利益要求中程导弹部署在德国境内，胜过他的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密关系。
里根有自己一套钝化苏联外交攻势的做法，表示愿以美国中程导弹换苏联的SS20型导弹。由于SS20型导弹只是美国用以部署中程导弹的借口，而非原因，这个方案引起西方国家严正关切——美国是否要把欧洲防务与美国防务“解除连接”。可是，“连接”的论据虽然奥妙难解，废除整个武器系统的方案则易于明白。加之由于苏联高估自己的谈判筹码，拒绝讨论里根的方案，所谓的零和选择，使得欧洲国家依然进行导弹部署。这是里根，以及坚定支持美国计划的西德总理科尔的大胜利。这也显示苏联领导人已失去挑衅西欧的能力。
部署中程导弹增强了威慑策略，但是当里根1983年3月23日宣布，有意针对苏联导弹发展一套战略防务计划，他却威胁到战略上的突破：
“我号召曾经给予我们核武器的科学界，今日起投注才智在人类世界和平大业上，再给予我们使这些核武器变成无能与过时的方法。”
“无能与过时”（impotent and obsolete）这些字眼必定令克里姆林官胆寒。苏联核武力是苏联整个超级大国地位的基石。勃列日涅夫当家的20年里，在战略兵力上与美国势均力敌，一直是苏联的主要目标。现在里根却在技术上出一招，提议要消除苏联耗竭国家财力才勉强获致的一切成就！
里根声称的百分之百有效防务，只要接近实现，美国就必然实现战略优势。这时美国先发制人的攻击就可能成功，因为防卫体系或许能够抵御住苏联储存下来的相当小、又乱了组织的导弹兵力。最低程度，里根宣布的“战略防务计划”使得苏联领导人注意到，他们在60年代不顾一切开始的武器竞赛，将耗竭其资源，否则就导致美国战略上大突破。
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触到美国国防政策辩论的痛处。核时代之前，一个国家的国防以其人民的脆弱性为基础，会被认为实在荒谬。核时代来临之后，战略辩论有了新奇的特点，部分原因是绝大多数的讨论已经换上一批全新的人士参与。核时代以前，军事战略是在参谋本部里研究制订的，或者是在军事参谋学院里加上几位外聘的七嘴八舌的人士——大部分类似哈特（B。H．Liddell Hart）这类的军事史专家——去讨论研拟的。核武器惊人庞大的杀伤力却使得传统的军事专才派不上大用场；任何了解新技术的人都能参与其事，这些人大都是科学家，以及一小部分学术界人士。
受到核武器庞大的破坏力之惊吓，绝大多数技术专家相信，政客十分不负责任，如果政客只要发觉有极小机会让核战争尚可容忍，他们可能就会被诱发动核战争。因此，科学家有道义责任要支持大浩劫的理论，来吓唬最鲁莽的决策者。这个方式矛盾之处在于，自认为最关切文明的未来（的确也是如此）的人士，却支持杀戮平民的虚无主义军事战略。
国防科学家乃是逐步演进才得到此一观点的。核时代的头十年里，许多专家还呼吁针对大体上尚不存在的苏联空中威胁，做好防务准备。这些科学家深信必须防止核战争爆发，毫无疑问地要把资源从攻击性武器的开发上调开，借此减少关于美国能先发制人攻击的诱惑。但是苏联核能力日强，甚至已有能力摧毁美国之后，科学界主流的建议又很矛盾地变了。此后，大部分科学家热切支持“确保相互毁灭”理论，威慑的基础是：假设双方都知道平民伤亡人数高得不得了，就不会有任何一方会发动核战争。
确保相互毁灭的理论，代表着放弃战略理论中的理性，把国防置于自杀威胁的基础上。从操作上来说，它使得有力量胁迫的一方，心理上得到极大利益，逼得对方要么全面核大战，要么退却。20世纪60~ 70年代，咄咄逼人的一方明显就是苏联，人们都认为她的传统军事力量远比西方国家占优势。在此同时，类似战略使人相信核战争肯定会摧毁人类文明。因此，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特别受到寻求避免在投降与善恶大决斗此一难以容忍的抉择中选择之人士的支持。
然而，大多数的新闻媒体和国防学者，坚持一般接受的观念，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种种保留意见，最好、最公平的摘要可以详见布朗（Harold Brown）所编的一本书。布朗先后在约翰逊、卡特两位总统的政府里，担任空军部长和国防部长。布朗赞同研究战略防御计划，但认为它还不够成熟可以付诸实施。与布朗合编此书的贝兹（ Richard Betts）则认为，不论部署到何种程度，苏联都会找到方法使此一国防系统饱和，而且其代价成本低于美国之部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利斯卡（ Gee Liska）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方向。他假设战略防御计划或许会成功，但是一旦美国得到保护，本身安全无虞，美国就没有激励诱因去保卫欧洲盟国。奥斯古德（ Robert Osgood）综合上述批评，担心战略防御计划会伤害到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协定，也使得新的武器管制谈判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