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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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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 Shuvalov)奉派到伦敦向英国保证,俄国无意于在中亚再取更
多领土:
“我皇不仅毫不据有希瓦之野心,甚至曾三令五申加以
禁止,又频频指示应保有不致导致持久占据希瓦之情势。”
这些保证言犹在耳,消息传来,俄军将领考夫曼(General Kauf
mann)已攻破希瓦,并订下内容与苏瓦洛夫所言迥然不同的条约。
1875年,同样的手法又用于阿富汗边境的另一个诸侯国可干
( Kokand)。这一次哥尔查科夫感觉似有必要对俄方的言行不一致有所
解释。他很天才地想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片面保证与正式双边协定间的
差别(前者在他看来是不具约束力的)。他曾写道:“英内阁由我方数


度自动善意地陈述我方对中亚之看法,特别是我方之坚定决心,决不
采取兼并或征服政策,似因而信以为我方已就此事与其订下确切之约
定。”言下之意,俄罗斯将坚持在中亚行动的自由,其进退存乎莫斯
科一心,即使它本身提出的保证亦不足以限制其行为。
迪斯累里不会允许俄国如法炮制地逼近君士坦丁堡。他鼓励奥斯
曼土耳其拒绝柏林备忘录,并继续在巴尔干的镇压。虽然英国表现出
坚定的态度,但迪斯累里在国内却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奥斯曼土耳
其人的暴行使英国民情愤然,格莱斯顿对迪斯累里不顾道德的外交政
策也是冷嘲热讽。因此迪斯累里不得不加入1877年的伦敦议定书
( London Protocol),与北边三王朝德、奥、俄一同呼吁土耳其停止在
巴尔干的滥杀,改革对当地的统治。土耳其苏丹认为,不论表面上提
出什么要求,迪斯累里一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因此连这个议定书也
拒绝接受。于是俄罗斯对土宣战。
一时之间俄罗斯似乎赢了这场外交角力。不但有德、奥的支持,
法国也表同情,更甚得英国的民心。迪斯累里则动弹不得;如果助土
耳其一战,他的政府很可能垮台。
但就像过去多次的危机,俄国领袖这次又做得太过火了。俄军在
善战但鲁莽的将军兼外交家伊格纳帖夫( Nicholas Ignatyev)率领下,
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奥地利对支持俄国的立场开始动摇。迪斯累里
将英国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此时伊格纳帖夫宣布的圣斯特法诺条
约( Treaty of San Stefano),震动全欧。这个条约将削弱土耳其,改建
立一个“大保加利亚( Big Bulgaria)”国,其国土将延伸至地中海。
各国都相信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必定成为俄罗斯的附庸。
自1815年以来,依欧洲传统概念,奥斯曼的命运只能由欧洲协
调共同来解决,不可由一国尤其是俄罗斯单方面行动。圣斯特法诺条
约有可能使俄国控制重要的黑海海峡,英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它可能
让俄国控制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决不会任其发生。于是英、奥
均宣布此条约令人难以接受。
突然之间迪斯累里不再孤单无助。他的行动看在俄国领导人眼
里,等于是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同盟又死灰复燃。英国外相索尔兹
伯里爵士发表其著名的1878年4月备忘录,说明圣斯特法诺条约为
何必须修改时,连俄国驻英大使也是伊格纳帖夫的宿敌苏瓦洛夫,也
表示赞同。英国扬言若俄国进入君士坦丁堡就要宣战,奥地利则扬言
若巴尔干的领土分配不公,也不惜一战。
俾斯麦最看重的三皇同盟现已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在此之前他
一直极端小心谨慎。1876年8月,在俄军假“为正教及斯拉夫世界而
战”之名进军土耳其前一年,哥尔查科夫曾向俾斯麦提议,由德国召
集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要是梅特涅或拿破仑三世,他们对担任欧洲
协调的主导者是求之不得的,俾斯麦却犹豫踌躇,他认为召开会议只
会令三皇同盟内部的歧见曝光。他曾私下表示,所有与会国包括英
国,来参加会议,“均是对我国别有用心,因无一国可获我国如其预
期之支持。”他也以为让迪斯累里与哥尔查科夫共聚一堂非明智之举,
他称这两人为“同等危险自负的臣子”。
可是情势越来越不妙,巴尔干眼看要成为一场欧洲大战的导火
线,俾斯麦这才勉为其难地在柏林举行了会议,因为俄国领袖拒往其
他的国都。不过他宁愿不插手寻常的外交庶务,便说服奥匈帝国外长
安德拉西( Andrassy)发出请帖。
会议定在1878年6月13日举行。但会议尚未开幕,英俄便就主
要问题达成了协议,由索尔兹伯里与俄罗斯新任外相苏瓦洛夫于5月
30日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要建立的“大保加利亚”国由三个新实
体所取代:规模缩小许多的保加利亚独立国;东罗美利亚国( Eastern
 Rumelia)。理论上在土耳其总督统治之下的这个自治实体将受一个欧
洲委员会的监督(20世纪联合国维持和平计划的前身);保加利亚其
余的部分仍回归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占领的领土则减少。
在另外的密约中,英国向奥地利保证将支持其占据波斯尼亚的黑塞哥
维纳( Bosnia Herzegovina),并向苏丹保证将保障土耳其的亚洲领土。


苏丹则报以允许英国使用塞浦路斯为海军基地。
到柏林会议实际开议时,促使俾斯麦同意主办会议的战争危机已
大部分消除。此次会议的主要功能便是对已达成的协议给予全欧洲的
认可。早知道会有如此结果,俾斯麦会不会肯担起可能两面不讨好的
调停者角色,的确是个疑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会议即将召开,使得
英、俄很快地以私下方式取得协议,宁可以直接谈判保住既得利益,
以免受后果难测的欧洲会议所掣肘。
协商一项已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壮举,因此各主
要国家除英国外只派外相参加。而英国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首相及
外相一同出席在英伦三岛以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因为迪斯累里不愿把
已经成功在望的重大外交成就,被索尔兹伯里抢去功劳。自负且年事
已高的哥尔查科夫,50多年前曾与梅特涅在莱巴赫及维罗纳会议上交
手,此次则选择柏林会议作为他在国际政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他抵达
柏林时宣称:“宁可如明星般沉没,不愿如油灯将尽般熄灭。”
俾斯麦曾被问起他认为谁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他的答案是迪斯累
里:“那个老犹太,就是他。”虽然这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却有英雄
惜英雄之感。他俩都是现实政治的信徒,都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
交。(他俩均看不起的)格莱斯顿宗教意味浓厚的言词,在他们眼中
纯是唱高调。俾斯麦和迪斯累里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并无好感,都
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暴戾、不断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他俩有尖酸刻
薄、以偏概全、话中带刺的倾向,不耐枝节琐碎之事,喜好以大手
笔、海派作风推动政策。
或许迪斯累里可谓唯一曾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
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一如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
议,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享有的地位。所剩不过是如何执行英俄先
前的协议的细节问题,及基本上属军事技术问题的由土耳其,抑或保
加利亚,控制巴尔干的隘口要塞。对迪斯累里而言,柏林会议的策略
问题在于,如何把俄罗斯被迫放弃部分征服领土的不满,由英国转移
到其他国家。
由于俾斯麦本身的处境极端复杂,迪斯累里得以如愿。俾斯麦认
为德国在巴尔干无利益可言,对会议将讨论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立
场,只除了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防止俄、奥发生战争。他自称在会
上的角色有如“诚实的经纪人”( honest broker),每次发言时开场白
几乎不外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
虽然他对眼前的种种钩心斗角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就像做噩梦
一般,眼看着危险一步步接近,却动弹不得。当德国国会促请俾斯麦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的答复是他打算保持距离。他以1851年的一
个事例说明调停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介入普、
奥,而且实际上是站在奥国这一边:
“当年俄皇尼古拉之角色便有如今日欲加诸德国之角色;
他(尼古拉)来此说道:‘谁先开枪,我就打他’。结果和
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
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得到任何好处?普
鲁士绝无可能如此!奥国是否感激俄皇尼古拉?三年后克里
米亚战争爆发,到此便无须再多说。”
或许他还可加上一句,沙皇的干预也终未能阻止普鲁士统一北
德,这才是1851年真正的问题所在。
俾斯麦尽可能在恶劣的情势中求取最好的结果。他的做法是在关
系到巴尔干东部的问题上——如并吞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大致上支持俄国,对巴尔干西部的问题(如并领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
纳)则支持奥地利。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与俄国立场对立。在迪斯累
里扬言除非让土耳其保有面对保加利亚的山区隘口,否则要退出会议
后,俾斯麦才向沙皇说项,推翻苏瓦洛夫的主张。
如此俾斯麦避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所遭遇的与俄罗斯失


和,但仍未能全身而退。众多俄国领导人物感觉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
实。俄罗斯可为维持正统而暂缓领土的取得(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9
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及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做法),
但对终极目标从未放弃,也从不接受妥协的结果。对俄国侵略的制止
行动通常只会换来不以为然的厌恶。
于是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把未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怪罪于欧洲协
调,而非自身的野心太大;怪罪于勉为其难召开会议以避免一场大战
的俾斯麦,而非集结反俄联盟扬言不惜一战的迪斯累里。俄罗斯已习
惯英国的反对立场;但由德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国担起诚实的经纪人角
色,泛斯拉夫主义者却认为受到了冒犯。俄国民族主义报纸把此次会
议说成是“俾斯麦亲王领导的反俄联盟”,把他当成俄罗斯欲求未获
满足的替罪羔羊。
俄国在柏林的谈判代表苏瓦洛夫,因在现场所以对真实情形知之
甚详,他总结会后俄国好战声浪四起的现象如下:
“彼宁愿令人民维持一错觉,即俄罗斯之利益严重遭若
干外国强权之行动所破坏,以此延续最恶毒之鼓动人心之
举。人人冀求和平;我国情势亦亟须和平,然彼却于此时,
试图将实为本身政策错误造成之不满情绪,转移至向外界发
泄。”
不过苏瓦洛夫未曾反映当时的俄国民意。沙皇本人虽没有像报界
或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反应如此过分,但对会议的结果也不尽满
意。此后数十年内,德国在柏林的背信弃义一直是许多俄国政策文件
中的主要论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件文件。以保守国君
团结为基础的三皇同盟,至此已难以为继。自此,若要说国际事务有
任何的凝聚力量,那就只有现实政治一途了。
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所赞同的政策相当于英国“光荣孤立”
政策的欧陆版。他力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持观望态度,在选定
对普鲁士国家利益最有利的一边后,始能投入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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