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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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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交政策却非常的外行、短视,在面对自己所引起的冲突时甚至是
胆怯。
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
  威廉二世最后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始于1890年,就
在他辞退俾斯麦后不久。他拒绝沙皇再延长再保险条约三年的建议。
一开始主政便拒绝俄国这个建议,德皇及其资政等于是把俾斯麦交错
的结盟体系中,可算是最要紧的一根主轴给拔掉了。这么做是出于三
个动机:一是希望让德国的政策尽可能的“简单与透明”——新任首
相卡普列威(Caprivi) 度承认,他缺少俾斯麦可同时在空中玩八个
球的能耐;二是想要向奥地利保证德奥同盟是德国的第一要务;三是
他们宁愿与英国结盟但再保险条约被视为其障碍。
这三个考虑都显示出对地缘政治的认识不足,使得威廉二世统治
下的德国一步步地陷入孤立。德国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天生就充满复杂
性;没有一个“简单”的政策能顾及其众多的层面。使俾斯麦得以在
奥地利的顾虑及俄罗斯的野心之间,左右逢源达20年之久,而不致
与其中之一关系破裂或使巴尔干固有的危机加剧,所依恃的正是又与
俄国缔约又与奥国结盟而产生的暖昧。终止再保险条约正好带来相反
的状况:限制德国可作的选择,因而鼓励奥地利的冒险行为。俄罗斯
外相吉尔斯立刻便察觉这一点,他说:“由于我三国之条约(再保险
条约)终止,维也纳已自俾斯麦严苛但明智且用心良苦的桎梏中解
放。”
放弃再保险条约不但使德国失去约束奥地利的筹码,最严重的是
增加俄罗斯的焦虑。德国对奥地利的信赖在圣彼得堡眼中,被解释为
德国又重新支持奥国在巴尔干的活动。一旦德国在过去从未有重要利
益的地区,变成对俄罗斯目标的阻碍,俄国是绝对会另找可资抗衡的
援手,而法国正是求之不得。


使俄罗斯有意向法国靠拢的促因,再因德皇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
后不久,德英即签署殖民地协定而增强。英国自德国获得尼罗河的源
流区及东非广袤的土地,含桑给巴尔岛( Zanzibar)。德国则换来无足
轻重的一条连接西南非与赞比西河( Zambezi River)的土地,即卡普
里维地峡(Caprivi Strip),及北海中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据
说此岛对德国沿海的海防有某种战略价值。
这个协定中双方面都不吃亏,但它却引发了一连串的误解。英国
是把它当做解决非洲殖民问题的手段;德国却视其为签订德英同盟的
先声;俄罗斯更进一步把它解释为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第一步。因此
俄国驻德大使斯塔尔( Baron Staal)曾如此气急败坏地回报其传统友
邦德国与宿仇英国所达成的这项协议:
“一旦因诸多利益及积极参与世上某地区之事务而结合,
其几乎必然于其他国际重大问题上亦共进退。与德之协约几
已成定局。唯有因应英格兰与三国同盟其他诸强之关系。”
俾斯麦的对反德同盟的梦魇眼看就要成真,因为再保险条约的结
束已使法俄结盟顺理成章。
德国原算计到法俄绝不可能联手,因为俄罗斯为阿尔萨斯一洛林
而战没有任何好处,法国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而战也是同样情形。然
而事实证明这是俾斯麦之后,德国帝制时期领导阶层所犯下的众多重
大错误之一。一旦德国义无反顾地承诺与奥地利同一阵线,不论法俄
的目标多么不相同,两国即有必须结合在一起的现实需要,因为要想
达到它们各自的战略目标,其先决条件便是要击败德国或至少削弱德
国。法国是为了不打仗德国是决不会放弃阿尔萨斯一洛林而必须借重
俄国,俄罗斯则心知肚明不打败奥地利,休想接收奥匈帝国的斯拉夫
部分,而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便明白表示不会坐视俄国攻打奥
国。若无法国相助,俄罗斯绝无可能对抗德国。
在德国拒绝更新此约后不到一年,法俄便签订相互给予外交支持
的友好协约( Entente Cordiale)。俄罗斯年高德劭的外长吉尔斯曾提
出忠言,指这个协议不能解决俄国的基本问题,即俄国最主要的敌人
是英国而不是德国。法国急于摆脱俾斯麦所强加给她的孤立,便同意
在协约中加注一条,约束法国在俄英发生任何殖民冲突时,要给予俄
国外交支持。
这个反英条款对法国领袖而言,只是进一步建立必然成为反德联
盟的结盟关系,所需付出的些许代价。因此法国努力的方向是将法俄
协约延伸为军事同盟。俄国民族主义人士对此表示赞同,因这可加速
奥匈帝国的解体,但传统派却感到不安。最后接替吉尔斯的兰姆多夫
伯爵(Vladimir Lamsdorff),在1892年2月初的日记中写道:
“彼(法国)亦企图极力怂恿我方同意,于遭第三国攻
击时联合军事行动之协议。但为何不适可而止?由于饥馑为
患、财政艰困、军备尚未完成、运输交通不便,尚有无政府
主义者死灰复燃之问题,我国亟须和平安定。”
但后来法国领袖克服了他的疑虑,要不便是沙皇否决了他的意
见。1894年两国签署军事协定,法方同意若德国攻打或德奥合攻俄
国,法国将伸出援手。俄国则在德国攻打或与意大利合攻法国时,也
会助法一臂之力。1891年的法俄协约属外交性质,若说是同时针对
英、德而来或许并不为过,然而现在这个军事协定却单独以德国为目
标。这个后世学者凯南( Gee Kennan)所称的“致命同盟”(1891
年法俄协约及其后1894年的军事协定),可视为欧洲迈向战争的分水
岭。
它象征着均势的运作已开始步向终点。最适于均势运作的环境在
以下三种条件中,至少要合乎一项:一是各国都必须觉得自身享有可
视当时情况与任何国家结盟的自由。18世纪大部分时间,均势都是因


同盟关系不断调整而有所调整;在1890年前的俾斯麦时代也是如此。
其次是结盟关系固定但有另一国扮演平衡者角色,以确保不会有任一
边独占上风,法俄签约后英国仍担任平衡者,并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拉
拢,便属此种情形。第三是各同盟的组合已牢不可破,也没有平衡的
第三者,但各同盟的凝聚力分散,对个别问题往往能够达成妥协或改
变结盟对象。
但若没有一项条件符合,外交便趋于僵化。国际关系变成一场游
戏,任一方之得必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军备竞赛及紧张升级势不可
免。冷战期间的情势是如此,英国加入法俄同盟而于1908年形成三
国协约后,欧洲无形中也走上这个命运。
但1891年时的国际情势与冷战期间不同,它不是因单一的危机
而产生,而是经历了15年,上述三个弹性条件才一一被破坏。三国
协约形成后均势已无用武之地。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不再
是特例。外交也不再是妥协的艺术。因某种危机发生而致情势失控则
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1891年法俄结合共同对付德国之际,德国仍抱着能与英国联
盟以资抗衡的希望,可惜威廉二世的期望却因他的莽撞冲动而落空。
1890年德英殖民协定并未导致俄国外长所担忧的军事同盟。其原因一
则是由于英国的国内政情。年迈的格莱斯顿于1892年最后再次出任
首相时,拒绝与专制的德国或奥地利结盟,伤害到德皇脆弱的自尊
心。
但德国数次试图安排英德结盟都失败的基本因素,应归咎于德国
领导阶层始终未能理解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及德国本身真正的安全
需要。150年来英国一直拒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它只肯参
与两种盟约关系:有限制的军事协定,其宗旨一定是为对付有明确范
围及定义的危险;或协约式的安排,好在与他国的利益有相通之处
时,在相关的外交议题上互相合作。就某方面来说,英国对协约
( entente)的定义当然是一种障眼法,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合不合作主
控权在英国。但协约也有形成道德及心理上连带的作用,并假定——
虽无法律义务——在危机时双方会共同行动。而且这可使英国不致与
法俄接近,至少使其重修旧好变得比较复杂。
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程序。威廉二世坚持要达成他所说的
欧陆式同盟。他在1895年曾说:“英格兰若要盟国或援助,便须放弃
不结盟之政策,并提出欧陆式保证或条约。”但究竟何谓他所说的欧
陆式保证?英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后,显然并不打算许下前
150年一直规避的长期性欧陆式承诺,尤其不会为了正迅速成为欧陆
第一强国的德国而如此。
德国为获得正式保证频频施压却适得其反,原因是它并不真正需
要这种保证,德国已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只要英国不站在
敌国或敌对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
欧陆一旦发生战事时保持友好中立,要达到这个目的,协约式的安排
已足够了。但德国却为了没有必要争取的保证,提供英国不想要的交
换条件(对保卫大英帝国的整体性承诺),以致使对方怀疑德国其实
是想追求全球霸权。
德国的迫不及待更加深英国的保留态度,英国开始严重怀疑德国
的判断。索尔兹伯里曾写道:
“余不愿无视于德国友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
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固更易于与其打交道,气氛亦
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某位老者(俾斯麦)出众之洞察
力。”
在德国领导阶层肆意地结交盟国之际,国内民众则要求空前强势
的外交政策。唯有社民党( the Social Democrats)虽曾一时冷静,但
最后仍向民意低头,改而支持德国于1914年宣战。德国的领导阶级
对欧洲外交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他们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全球政策。


当年领导普鲁士登上德国盟主宝座的少壮派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
尤其是在美国,被指责为引起战端的罪魁祸首。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以
欧陆政策为重,对欧洲以外的事务不太关心,外交政策走火人魔不应
归咎于这个阶层。反而新兴的工业经营及专业人员阶层,才是煽起民
族主义情绪的主要推动者,而德国政治体制中却没有如英、法数百年
来所形成的机制,有国会作为激进情绪的缓冲。西方民主社会中,强
烈的民族主义风潮可通过国会获得抒发;在德国却必须经由国会以外
的压力团体。
德国虽说相当专制,其领导人却对民意极为敏感,受民族主义压
力团体影响甚深。这类压力团体几乎把外交及国际关系看做是运动比
赛,总是逼使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并更多领土,开辟更多殖民
地,建立更强大的陆军或海军。他们视外交上正常的交换条件或德国
外交出现丝毫的让步迹象为奇耻大辱。首相贝斯曼·霍威格( Theo
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的政务秘书雷兹勒(Kurt Rietzler),于战
争爆发时正好在位,他曾很贴切地指出:
“现今战争威胁出于弱势政府遭逢强势民族主义运动之
诸国之内政。”
在这种情绪与政治气氛下产生了德国外交的一大败笔,通称为克
鲁格电报事件( Kruger Telegram),德皇因此失去在19世纪最后的几
年中与英国同盟的可能性。1895年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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