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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的说法，他是担心若美国对法、意收复领土的期望表示怀疑，这
两国或许会反对他的主张。
但他终于在1918年1月4日自己站出来发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
议上，他以一流的口才、崇高的立论说明美国的参战目标，提出共分
为两个部分的十四点原则。其中有八点原则是他认为“务必”达成的
强制目标，包括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消除贸易障碍、公
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另外就是他一心
想促成的建立国际联盟。
其余六点更为明确的原则，威尔逊提出时是表示“应该”而非
“务必”达成，或许这是因为他觉得这六点不是绝对必要。出人意料
地是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与洛林居然是列在非强制目标内，无视于法
国半世纪来一贯的政策便是决心收回这个地区，并为此在战争中做出
重大牺牲。其他“希望”可达成的目标有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少数
民族自治、重新调整意大利边界、撤出巴尔干半岛、达达尼尔海峡国
际化、建立拥有出海口的独立波兰国。威尔逊是否有意暗示这六个条
件可以妥协？让波兰有出海口及修改意大利边界必会与民族自决原则
起冲突，因此这也是他的构想中第一个道德上的瑕疵。
威尔逊在演说的最后标榜谐和精神，以此向德国提出呼吁。他表
示美国将根据这个原则建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战
争目标：
“我们不嫉妒其任何成就，或出之学术，或和平之建树，
它在这方面的纪录十分可观且非常令人钦佩。我们不希望伤
害它或以任何方式阻挠其合法之影响力或势力。若它愿与我
们及世上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在正义、守法及公平交易的
条件下往来，我们便不愿以武力或敌对的贸易措施来打击
它。我们只希望它接受与全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地位。”
过去从未有人提出过性质如此革命性但执行原则却如此简单的作
战目标。威尔逊构想中的世界是讲原则不讲实力，讲法律不讲利益，
完全与欧洲列强的历史经验与运作方式背道而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
一点，即他对他个人及美国在大战中的角色的说法。由于不喜欢“盟
国”这个字眼，他情愿说美国是加入史上最惨烈战争之一的“一边”
（ oneside），而威尔逊的作风则仿佛他是主要的调停人。他言下之意此
次作战的目的似乎不为达到特定条件，而是要促成德国的某种态度。
亦即战争是为了感化德国，而不是为了地缘政治的目标。
1918年12月28日，一战休战后，威尔逊在伦敦市政厅讲演时公
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
立”之上：
“他们（盟国士兵）为除旧迎新而战，旧秩序的核心及
特征便是那不安定的，我们称之为‘均势’的东西，其势力
的均衡是取决于某一方的武力；取决于相对利益间不安定的
平衡。参与这场战争的是来自自由国度的战士，他们决心一
劳永逸地终止此种事体。”
威尔逊说得不错，是欧洲各国把自己弄得一团糟。然而导致一次
大战这场灾难的与其说是欧洲追求均势，不如说是因为各国抛弃了均
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
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比日后冷战时期更为僵化的
两极世界。当时尚未有核时代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禁忌。欧洲的领袖
们一方面对均势只是光说不练，另一方面却极力迎合民意当中最强调
民族主义的部分。不论他们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作为都不容许有任何
弹性；在维持现状与引发大祸之间缺乏一个安全阀。因此造成种种难
以解决的危机，及一再地公开作势以致到最后骑虎难下。
其实威尔逊确实指出了20世纪若干重大的挑战，尤其是他提出
了如何利用实力来达到和平的问题。但他所提的解决之道总不免本末
颠倒。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是出于民族不能自决及经济动机。然
而历史上却有许多其他更常见的理由，包括颇普遍的为扩张国家领土
及当政者或统治阶层欲提高声望。威尔逊鄙视这类动机，他深信传播
民主可破解这些动机，而民族自决则可令这些动机不得付诸行动。
威尔逊倡议的集体安全则是假设，各国可团结一致对抗侵略、不
公平行为，或许还有过分的自私自利。1917年初他向参院讲话时表
示，建立各国之间的平等权利，可确定不论各国实力概以集体安全维
护和平的先决条件。
“权利必须奠基于各国共同而非个别的力量，和平则有
待于各国间的调和。领土或资源平等当然不可能；非各国人
民自正常的和平合法发展中获得的平等，也不可能。但权利
平等是最基本的要求。全人类现在所企求的是生活的自由，
不是势力的均衡。”
在他所提倡的世界秩序中，反侵略是基于道德判断而非地缘政治
的需求。各国应追究的是某个行为是否正当，不是有没有威胁性。美
国的盟国对此新鲜主张虽不太能接受，但实在无力于表示反对。盟国
知道或是自以为知道如何根据各自的实力计算出平衡点；但对于其本
身或别人是否能够根据道德准则来估算平衡点却没有把握。
在美国参战之前，欧洲各民主国从不敢公开对威尔逊的主张表示
怀疑，更不遗余力地迎合他希望他加入阵营。到美国果真加入协约国
后，它们已走投无路。英、法、俄三国的力量仍不足以胜过德国，而
俄国革命后，它们担心美国的加入充其量只能弥补俄国的退却。德俄
签订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显露出德国对战败国的待遇是什
么。英、法对万一德国获胜忧心忡忡，因此不愿与怀抱理想主义的美
国伙伴争辩作战的目标。
战后协约国觉得比较有可能表达保留意见。而且若联盟关系因而
有变，那也不会是欧洲的协约首次在获胜后出现紧张或破裂（维也纳
会议即曾经历战胜国相互扬言不惜一战的阶段）。然而，一次大战各
胜利国在战后已是民穷财尽，对美国这个巨人仍相当依赖，因此不敢
与美国争辩或得罪美国以致其退出和平过程。
法国尤其是如此，它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悲哀。两百年来法国拼
命想取得欧洲主人翁的地位，但大战结束后，却连能不能保卫自己的
疆土免于战败的德国的侵犯，都不再有信心。法国领袖们直觉地意识
到，残破的法国已无力于围堵德国。战争使法国国力枯竭，和平却似
乎预兆着更多的灾难。法国先前是为生存而战，现在则为国格而挣
扎。它害怕没有外援，但它最强大的盟国所主张的和平原则，却把安
全变做了司法程序。
胜利使法国真切地觉悟到它为报复付出太高的代价，且近百年来
国力一直在消耗中。唯有法国心知肚明自己与德国比起来是多么虚
弱，这一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是不会相信的。在此情况下，美法于胜
战前夕展开的会谈使法国的士气加速低落。法国与现代以色列相同，
以处处作梗来掩饰其脆弱的内在，以强硬不妥协来掩饰心中出现的恐
慌。它也与现代以色列一样，不断有被孤立的危险。
盟国虽认定法国的忧虑是大惊小怪，但法国领袖有自知之明。
1880年时法国人口为欧洲15。7 010。1900年时已降至9。7010。到1920
年，法国有4100万人，德国却有6500万，以至于法国政治家白里安
（ Briand）面对别人批评他采取讨好德国的政策时，为自己辩护他实
行的是依法国出生率而来的外交政策。
法国相对经济地位的衰落情况更严重。1850年法国是欧陆最大工
业国。1880年德国生产的钢、煤、铁超过法国。1913年，法国年产
4100万吨煤，德国却有27900万吨。到20世纪30年代末，差距更拉
大为法国4700万吨，德国35100万吨。
战败国残存的实力是维也纳会议后与凡尔赛和约后国际秩序最主
要的不同点，其不同的原因在于凡尔赛和约后战胜国四分五裂。当年
各国联手击败拿破仑，如今压倒德国也需要多国合作。但即使战败，
1815年的法国与1918年的德国仍保有相当实力，足以对抗原先结盟
的个别国家甚至于以一对二。其间的差别在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
谋和的各国能够齐心协力，结成四国同盟，其压倒性的实力足以粉碎
任何东山再起的企图。但凡尔赛和约后战胜国却不能团结。美、苏完
全退出，英国对法国则是又爱又恨。
直到凡尔赛和约后法国才觉悟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即1871年败
于德国并非只是一时落败的特例。法国唯一能只靠本身力量维持与德
国势均力敌的途径，就只有将德国分裂成许多小邦，或许是重建十九
世纪的德意志邦联。法国确实也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鼓励莱茵
区（ Rhineland）寻求独立，并占领产煤的萨尔区（Saar）。
然而要分裂德国有双重的阻碍。一是俾斯麦太成功了。他所建立
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法国于1923年占领鲁尔区（ Ruhr），以
及苏联在二次大战后在东德建附庸国达数十年后，仍保有其国家意
识。柏林墙于1989年倒下时，法国总统密特朗（ Mitterrand） 度曾
想到与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合作阻止德国统一。但戈尔巴乔夫
对内政问题尚自顾不暇，不可能推行此种冒险行动。1918年时法国同
样因为势单力孤而无法令德国分裂。即便法国有意这么做，盟国尤其
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民族自决原则。但威尔逊同样
不打算坚持和好式的和平。最后他提出几项违背十四点原则保证的平
等待遇的惩罚性条款。
要在美国的理想主义与法国的梦魇之间取得协调，以人类的智慧
势难办到。威尔逊便以修正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联盟的交换条
件，他希望以这个组织来解决一切合约中悬而未决的合理问题。法国
希望能换得美国长期承诺保障法国的安全，因而接受了它认为与其牺
牲不成比例的惩罚措施。到头来没有一国达到目标：德国未享受到和
解，法国的安全未获保障，美国又退出合约。
巴黎和会
1919年1月至6月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威尔逊是会上的明星人
物。在由美国到欧洲需在海上航行一星期的年代，很多顾问都警告他
美国总统不可连续离开首都几个月。而他离去后的确降低了对国会的
影响力，这在和约送交国会批准时尤其是致命伤。除此之外，国家元
首亲自参与谈判的细节几乎必然非明智之举。因为这么一来，他们必
须熟悉通常由外交部处理的事务，分心于交给属下更恰当的主题，反
而无法专注于唯有元首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能爬到最高职位的人自
我意识都很强，要妥协相当不易，僵局更十分危险。而往往至少要表
面上看来成功，才能形成各国国内有利的气氛，因此谈判的重点多在
模糊歧见，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这正是威尔逊在巴黎的遭遇。时间一月一月地过去，他却越来越
身陷于为过去从不关心的细节讨价还价而无法自拔。他待得越久，越
觉得迫不及待地要让事情告一段落，欲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反被置诸
脑后。这项和约的谈判程序造成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