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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战术性的运用，借以减轻法国对德国施压，而不是真正想对国际
安全有所贡献。
于是法国继续徒劳无功地设法压抑德国，英国则设法找出既可安
抚法国的疑虑，又不必令英国做出承诺的安全协议。两者永远不可能
有交集，因为英国不可能给予法国能使它对德国采取较理性较和缓的
外交政策的保证，亦即全面的军事同盟。
法国总理白里安（Briand）在1922年，有感于英国国会决不会认
可正式的军事承诺，便想比照1904年的友好协议（ Entente Cordiale），
英法外交合作，但不涉及军事。然而1904年时，英国感觉得到德国
发展海军及不断耀武扬威的威胁。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德国的
恐惧尚不及对法国的疑虑，它误以为法国的行为是出于傲慢，不是出
于恐慌。后来英国虽勉强同意白里安的提议，但其真正的动机反映在
内阁某文件中，文中解释与法结盟是为了加强英国与德国的关系：
“德国对我而言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不仅因彼我间的
贸易，更因它是俄罗斯情势的关键。在现有状况下，协助德
国或会使我招致背弃法国的指责，但法国若为我盟国，则此
种指责便不致出现。”
不论法国总统米勒兰（ Alexandre Millerand）感受到英国是在避重
就轻，或仅是觉得这盟约太不具体，他拒绝了白里安的建议，白里安
因此辞职。
法国未能说服英国结成传统式同盟后，便转向国际联盟，希望在
国联中为侵略立下明确的定义，以达到保障其安全的结果。定义确立
后再融入国联架构中成为一项明确的义务，借此使国际联盟转换为全
球性同盟。1923年9月，在法英敦促之下，国际联盟理事会完成一项
全球性互助条约。一旦发生冲突，理事会将获授权，可判定哪一国为
侵略者，哪一国为受害者。每一会员国都有义务，在签约国所在的那
一洲（加上此句是为避免国际联盟须涉人殖民地冲突）协助受害国，
必要时可诉诸武力。由于集体安全原则下的义务应来自整体原因，而
非国家利益，因此条约中规定，受害国若要获得援助，就必须事先签
署经国联认可的裁军协定，并按照约定的时间表减少其军力。
由于受害国通常都是较弱的一方，国联这个互助条约（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其实是让易受侵害的国家更加为难，令侵略者更加
有恃无恐。更何况全面性裁军协定的时间表需经年累月的谈判，这个
互助条约反而会制造大片真空。国际联盟抵抗侵略的义务被延到很久
以后的不可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及其他受到威胁的国家就
只有自求多福了。
互助条约中虽列有种种例外条款，却未能获得各国的支持。美苏
拒绝考虑，德国从未被要求表示意见。一旦明白这个草约可能使在各
洲都有殖民地的英国，必须协助世界任何角落的任何被侵略国后，工
党首相麦克唐纳（ Ramsay Mac Donald）也感觉不得不表示，英国虽曾
参与草拟，但无法接受这个条约。
此时，法国追求安全已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它不肯承认一切努力
只是白费力气，始终不放弃要找出符合集体安全原则的对抗侵略的标
准，特别是麦克唐纳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强烈支持集体安全与裁军，即
国际联盟所标榜的先进目标。最后麦克唐纳与法国新任总理赫里欧
（ Edouard Herriot），想出一个互助条约的变体。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
书（ Geneva Protocol），要求所有国际冲突均应由国际联盟仲裁，并订
出三个各国有义务协助被侵略者的标准：侵略国拒绝交由理事会调解
以解决争议；侵略国未能将争议交由司法解决或仲裁；第三点当然是
受害国必须参与全面性的裁军计划。所有签署国均有义务以任何可行
方式，协助受害国对抗合于上述标准的侵略者。
不过日内瓦议定书因同样的理由，落得与互助条约同样的下场，
20世纪20年代所有其他的集体安全方案也都未能成功。这个议定书
超出英国能接受的范围，却远不及法国想要达成的目标。英国做此提
议是为吸引法国加入裁军，不是要为自己多加一份防御义务。法国主
要则是为确立互助的义务，裁军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虑。美国的态度
已注定其失败，美国表示不会遵守日内瓦议定书，也不会容许议定书
中的条款干预美国的贸易。到英国皇家国防参谋（ Imperial Defense
Staff）主席警告，这个议定书会使英国兵力过度延伸，十分危险时，
英国内阁便在1925年初退出。
这种安排实在荒谬，抵抗侵略者的先决条件是受害者必须先裁
军，地缘政治考虑及一地的战略重要性，即千百年来国与国交战的理
由，如今已不被视为正当理由。照这个原理推论，英国之所以要保卫
比利时，是因为比国已裁军，不是基于它的战略地位重要。经过相当
时日的谈判，各民主国在裁军及集体安全两方面均毫无进展。集体安
全倾向于将侵略转为抽象的法律问题，而且不考虑特定的威胁或承
诺，这反而无助于凝聚共识，令各国倍感挫折。
英国虽在言词上大力支持集体安全，但显然认为集体安全下的义
务没有传统联盟所要求的义务那么具强制性。这由英国内阁的表现可
见一斑，在发明各式各样的集体安全架构上它迭有创见，却抵死拒绝
与法国签订正式盟约，直到十五年后战争爆发前夕都是如此。要不是
英国把集体安全的义务看成比同盟的义务要履行的可能性较小，或是
较易于规避，态度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盟国最聪明的做法，应是主动将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最严苛的条
款删去，并促成英法间坚定的联盟。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就
曾有这种想法，他赞成与法国结盟，“如果（且唯有）它全然改变对
德国的待遇，并衷心地接受英国协助及友好德国之政策。”可惜这个
政策未能一贯地加以推行。法国领袖太过惧怕德国及反德情绪高涨的
法国民意，英国领袖则对法国的图谋太多疑。
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拉大了英法间的鸿沟。具讽刺意味的是这
反而方便德国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加以东欧的弱势，久而久之德国在
地缘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便告确立。盟国的一大败笔是在立下不公平条
款之后，又未能制定查证其实施情形的制度。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主
要代表之一达赫狄欧（ Andre Tardieu） 1919年写给豪斯上校的信中即
预言，未制定查证体制将使和约中的裁军条款滞碍难行：
“正草拟中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工具，危险且荒谬。国联
是否会对德表示：‘请证明我的情报错误’，甚至‘我们希望
查证，。但那便是主张有监督权，德国将回答： ‘你有何权
利？，德国会如此答复，若没有和约强迫它必须承认查证权，
那这么回答将很合理。”
在武器管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前那段懵懂时期，没有人觉得要
德国自行查证自己的裁军很奇怪。的确盟国曾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但它不具备独立查证权，它想要获得德国违规的资讯，就只能向德国
政府要，这是不太高明的设计。委员会在1926年解散，使查证工作
落到盟国情报单位身上。难怪在希特勒拒绝履行裁军条款以前许久，
德国早已严重违规。
在政治方面，德国领袖很技巧地坚持应实行凡尔赛和约中承诺的
全面裁军，德国裁军只是第一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争取到英国支
持全面裁军，又利用它来作为未能履行其他条款的借口。英国为向法
国施压，便宣布大幅减少地面部队（这向来不是英国国防的主力），
但不减海军（当然这是其安全之所恃）。但是由于德国的工业实力及
人口都超出法国太多，法国国防便完全要仰赖陆军常备军比德国多出
许多才行。会使此种平衡改变的压力，不论是德国重新武装或法国裁
军，实际上都等于使大战的结果逆转。到希特勒上台时，情势已很明
显，和约的裁军条款即将付诸东流，德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也明朗化。
赔款问题更加促成英法间的疏离。在凡尔赛和约之前，战败国付
赔款一直是理所当然的。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不觉得需要抬出任
何原则，只因它是胜利者，便要求法国赔偿；1918年它在布列斯特一
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向俄罗斯提出庞大的赔偿数字，也是基于同样理
由。
但在凡尔赛新世界秩序中，盟国却认为赔款还需要有道德上的依
据。这个依据出现在本书第九章提到的第231条款，即战争罪条款
内。它在德国遭到猛烈的抨击，使鼓励德国对和约采取合作态度的有
限吸引力也消失殆尽。
凡尔赛和约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就是起草人既纳入了像战罪条
款这样明确而易招怨恨的内容，却未订定确切的赔款总额。这个数额
要留待将来成立的专家委员会去决定，原因是各盟国误导民众对赔偿
期待过高，其金额绝通不过威尔逊那一关，也经不起财经专家严格的
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赔款也跟裁军一样成为德国翻案派（ revisionists）
的武器，专家们不但越来越怀疑这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脚，也对其可
行性颇有疑问。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所著《论和平之经济
后果》（Treatis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便是一个
主要的例证。还有就是战胜国的谈判筹码总是随时间而递减。在失败
的震撼刚发生时未能确立的事，时过境迁后就会越来越难以争取——
这是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对伊拉克所应记取的教训。
直到1921年，即凡尔赛和约签订两年后，赔款的数字才终于订
出来。其总数高得离谱：1320亿金马克（Goldmark）（约合400亿美
元，换算成今天的币值约高达3230亿美元），这笔钱德国要一直付到
20世纪结束才能全部还清。可想而知，德国表示无力偿付，即使国际
金融体系能够应付如此大规模的资源转移，也没有一个民选的德国政
府胆敢同意接受这个数额。
1921年夏，德国付出头笔赔款，转移了10亿马克（25000万美
元）。但德国是靠大量印制马克纸钞，拿到公开市场上去购买外币来
偿付，也就是大肆膨胀其币值，钱虽付得很多，实际上却没有太多资
源流出。1922年底德国又提议延期偿付四年。
至此，凡尔赛国际体系及它在欧洲的主要支柱法国已十分生气。
赔偿没有执行机构，裁军没有查证制度。由于英法在这两个问题上意
见相佐，德国感到愤愤不平，美苏置身事外，结果凡尔赛其实不是建
立国际秩序，反而导致了某种国际游击战。在盟国胜利四年后，德国
反而比法国更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首相劳合·乔
治于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国际会议，他很明智地把赔偿、战争
债物及欧洲重建等问题合在一起讨论，跟几十年后的马歇尔计划相类
似。至于要谈欧洲重建势必不可能把欧陆最大的两个国家（刚好也是
两个主要债务国）排除在外，因此德苏这两个欧洲外交的化外之民，
也在战后首度被邀请参与国际会议。但结果不是对劳合·乔治寄予厚
望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却是促成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