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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战后首度被邀请参与国际会议。但结果不是对劳合·乔治寄予厚
望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却是促成了这两国的结合。
苏德的交集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外交舞台上完全不曾出现过像苏联这样
的国家。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国家公开宣称以颠覆既有秩序为纲
领。法国革命党人志在改变国体，布尔什维克（俄共）更进一步主张
废除国家。照列宁（ Lenin）的说法，一旦国家式微，就不再需要外
交或对外政策了。
起先这个主张令俄共及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对象都很不安。早期
俄国共产党人所提出来的理论是，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是引起战争的
原因。但他们从未触及如何在主权国家间执行外交政策的问题。他们
确信共产党在俄国革命成功后，不消几个月，世界革命便会随之而
来，最悲观的预测也认为不会超过几年。苏联第一任外长托洛茨基
（ Leon Trotsky）认为他的职务顶多不过是个事务员，为揭发资本主义
国家的真面目，而将他们就战后分赃所提出的各种密约公之于世。他
自认的角色是“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几个革命宣言，然后就关店”。早
期的共产党领袖都不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可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
数十年。既然几个月或几年后国家就会完全消失，因此苏联早期的想
法是，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鼓励世界革命，而不是处理各国之间
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凡尔赛议和将苏联排除在外我们可以理解。盟国
没有意愿邀请一个已与德国单独讲和，且其间谍正企图推翻各国政府
的国家，参与盟国的讨论。列宁与其同志们也无意于参与他们想要打
破的国际秩序。
俄共早年内部无止境的深奥辩论，从未讨论过他们实际取得政权
后所承袭的战争状态。他们没有确切的和平计划，因为他们不把苏联
看成一个国家，而是看做一种理想。因此在他们眼里结束战争与促进
欧洲革命仿佛一体的两面。的确1917年革命后当天所发布的第一个
外交政策法条即所谓的和平法令（ Decree on Peace），其中呼吁全世界
政府与人民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的和平。
俄共的美梦很快便破灭。德国总指挥部（High mand）同意在
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举行和约谈判，同时在谈判期间停火。托洛茨
基以为他可以利用世界革命为要挟，作为谈判武器，并以无产阶级代
言人自居。可惜他的对手是一位胜战将领，不是哲学家。此人即德国
东线参谋长霍夫曼（ Max Hoffmann），他明白彼我的优劣形势，便在
1918年1月提出残酷的条件。他要求并吞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割让白
俄罗斯的一部分，使独立的乌克兰成为德国保护国，还要一大笔赔
偿。最后他对托洛茨基的拖延战术已不耐烦，便拿出一张绘好的地
图，上面以粗蓝线标明德国的要求。他还表明在俄国复员之前，换句
话说就是在它毫不设防之前，德国是不会罢休的。
霍夫曼的最后通牒引起共产党首次对外交政策认真加以讨论，时
间是1918年1月。列宁主张顺从德国的要求，获得斯大林的支持，
布哈林（ Bukharin）赞成发动革命战争。列宁指出，德国若没有革命
发生或革命失败，俄罗斯将遭到“彻底的惨败”，导致更不利的和平，
“且谋和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其他政府。有鉴于此，将始于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命运，单单寄托于德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
生革命之上，万万不可。”
托洛茨基则站在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政策立场上，主张“不战
不和”。然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唯有在对方认为谈判自有其运作规则
的情况下，始可能采取拖延战术，美国即特别容易有这种高估谈判作
用的错觉。德国人却不这么想。当托洛茨基带着不战不和的政策指示
回到谈判桌上，并片面宣布战争已经结束，德国便恢复了军事行动。
面对彻底战败的威胁，列宁及其同志们接受了霍夫曼的条件并签下布
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接受与帝国主义的德国和平共存。
在后来的60年间，和平共存原则一再被苏联提出，而主要各方
的反应却一成不变：民主国家每次都称赞苏联宣布和平共存，代表它
终于转而改行长期和平政策。然而共产党人则总是以当前形势不利于
冲突为由，为每一个和平共存时期自圆其说。由此推论，一旦形势改
变，共产党对和平共存的态度就会随之改变。列宁曾表示，决定是否
要与资本主义敌人和平共存的是现实条件：
“单独议和乃现阶段最有力的措施，可使我免受制于两
个交战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其彼此间的敌意，即利用战争
使之难以达成不利于我的勾当。”
这个政策的极致当属1939年的苏德协定。任何可能出现的矛盾
很容易便可合理化。共产党声明中说：“我们深信最一贯的社会主义
政策，仍能与最严苛的现实与最实际的可行性妥协。”
1920年，苏联的政策朝承认对西方需要采取较传统的政策，迈出
最后一步。外长契切林（ Gei Chicherin）说：
“对资本主义制度可持续多久虽有不同意见，但目前资
本主义制度确实存在，因此必须有权宜之计。”
尽管高唱革命论调，到头来国家利益仍成为苏联的主要目标，并
被抬举为一项社会主义的真理，不下于其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策核心。
但苏联不久又遭遇另一次军事威胁。1920年4月波兰出兵攻击，
一直推进到基辅（ Kiev）附近才被击退。红军反攻接近华沙时，西方
盟国出来干预，要求停止进攻，双方议和。英国外相寇松爵士（ Lo。d
Curzon）提议的苏波分界线，苏联愿意接受，但波兰拒绝，因此最后
的协议是沿战前的军事界线划定，比寇松提议的偏东许多。
波兰此举使它与两个历史宿仇的敌意更为加深：德国，因它自德
国获得上西里西亚及波兰走廊；苏联，因它取得通称为寇松线以东的
领土。大势已定后，苏联发现自身终于可免于战争及革命，却付出相
当的代价，丧失了沙皇时代在波罗的海、芬兰、波兰、比萨拉比亚及
沿土耳其边境所征服的领土。到1923年，在战乱期间脱离俄罗斯帝
国的乌克兰及格鲁吉亚，又再度为苏联所控制，如今俄罗斯的领袖们
对它们一度脱离一事仍难以忘怀。
为恢复对国内的控制，苏联不得不在革命圣战与现实政治，在号
召世界革命与实行和平共存间，作出务实的妥协。虽然它选择延后世
界革命，但决不会支持现有的秩序。在它看来，和平正是挑拨资本主
义国家互斗的机会，而主要目标为德国。德国在苏联思想及俄罗斯情
感中一直享有重要地位。1920年12月列宁曾描述苏联的策略：
“我们的生存首赖资本主义强国阵营存在着严重分裂，
其次是协约国获胜及凡尔赛和平导致德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活
难以为继。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痛恨布尔什维克，但国际情势
的利益正促使它违背本意，走向与苏联谋和。”
德国也有同样的结论。在俄波战争期间，战后主导德国建军的席
克特将军（ Hans von Seeckt）曾写道：
“目前的波兰国乃协约国制造出来，旨在取代以往之俄
罗斯以便对德东边境施压。苏联与波兰之战不仅波及后者，
最重要的是打击到英法等协约国。若波兰失败，整个凡尔赛
和约架构都将摇摇欲坠。由此可知，助波兰对抗俄国并不符
合德国之利益。”
席克特的看法确认了数年前贝乐福爵士的忧虑（前一章曾引述），
即波兰给德、苏一个共同敌人，使它们不再如整个19世纪一般相互
牵制。在凡尔赛体系中，德国面对的不是三国协约，而是彼此间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歧见的众多国家，而这些国家也都与在领土上遭遇类似
德国的苏联相对立。这同病相怜的两国惺惺相惜是迟早的事。
两国的交集发生于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滨海城镇拉
巴洛，即劳合·乔治召开国际会议的地点。可讽刺的是，德苏得以合
流全拜赔偿问题争议不休之赐，自凡尔赛和约以来这个问题便一直悬
而未决，且在盟国提出赔偿金额而德国表示负担不起之后更加恶化。
这次会议难收成效的主要障碍在于，比起后来的美国国务卿马歇
尔（ Gee Marshall）得以推动其重建计划圆满成功来，劳合·乔治
既无那样的权力亦无马歇尔的智慧。在会前最后一刻法国不同意将赔
款问题列入议程，因为担心受到压力要法国降低赔款金额，这个顾虑
相当正确。法国似乎特别在乎它那经国际承认但难以达成的赔偿主
张，而不愿接受某种可以办得到的妥协。德国希望能够展延付款。苏
联则怀疑盟国可能为打破僵局，而有意把沙皇时代的债务与德国的赔
偿相提并论，即要求苏联承认帝俄的债务应自德国赔款中取得补偿。
凡尔赛和约第1 16条正保留了此种可能性。
苏联政府无意于承认帝俄的债务，也无意于承认英法对德国要求
的赔偿。它也不想在已树敌甚多的情况下，再加入这一场索赔的讨价
还价中，多制造一个敌国。为防止热那亚会议得出对其不利的解决方
案，苏联在会前便提议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放弃对彼此一切的主
张。德国不愿成为欧洲第一个与苏联建交的国家，以免因此影响到获
得赔款的宽限，于是就没有直接回答苏联。这个提议暂被搁置，直到
热那亚情势的演变迫使德国改变态度。
苏联外长契切林出身贵族，但强烈认同布尔什维克理想，他看出
热那亚提供的良机，可以让革命信念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以为务实的
合作比意识形态的要求更重要，因此倡议“和平共存”。俄国代表团
认识到，在旧社会秩序及刚诞生的新秩序同时存在的现阶段，代表这
两种财产制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对整体经济重建实属绝对必要。
除提议合作之外，他还提出一些刻意让民主国家更加捉摸不定的
议题。这些议题牵涉之广，既难以付诸实施，各民主政府又无法置之
不理——后来这一直是苏联的外交战术之一。他提出来的包括清除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国际共管所有航道。其目的在
于鼓动西方民意，并为苏联争得主张国际和平的美名，使民主国家难
以号召反共产主义的圣战，此乃克里姆林官心中的梦魇。
契切林在热那亚发现自己是个局外人，德国代表们的际遇也好不
了多少。西方盟国对于他们为德苏所制造的诱因依旧视而不见，仍对
这两个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不理不睬。德国首相及外长三度要求与劳
合·乔治会面都被拒绝。同时法国建议与英、苏举行私下磋商，也把
德国排除在外。私下会商的目的在重弹以帝俄债务交换德国赔偿的老
调。这个建议即使没有苏联那么多疑的外交官也推断得出，是为了破
坏德苏关系可能有所改善而设下的陷阱。
第一次的会议开完时，德苏都担心会遭到挑拨离间。因此当契切
林的助理在1922年4月16日凌晨1时15分这个刻意挑选的时刻，打
电话给德国代表团建议白天在拉巴洛会面时，双方一拍即合。两方面
都希望结束孤立的局面，苏联也想避免不知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