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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其他国家是为了别国的利益而想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所在意的都是本国利益是否能与他国利益相配合。但自威尔逊以来到布什（ Gee Bush），美国历任总统均以美国的大公无私为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要号召。包括威尔逊及他后世的徒子徒孙，一直到现在，谁也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即对道德意识没那么重的外国领袖而言，美国的利他主义精神令人感到有些难以捉摸，因为国家利益可以计算，但利他主义的内涵就全看执行者如何定义了。
不过在威尔逊看来，美国社会的利他本质是上苍恩典的证明：仿佛是上帝的眷顾，有一片大陆被保留未开发，等待一群和平且爱好自由、人权高于一切的人们来此建立一个有福同享的国度。
这种美国的目标乃上天授意的说法，导致美国扮演的全球角色远超出老罗斯福所能想象的范围。因为他想要的不过是改善均势，并依美国国力的增长决定投入均势的程度。在老罗斯福的构想里，美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实力强过大多数国家，属于强国，但仍脱离不了均势的基本历史法则。
威尔逊把美国推向完全偏离这种想法的层次。他鄙视均势，坚持美国的角色“不在于证明我们的自私，而在于证明我们的伟大”。果真如此则美国便不该独善其身。早在1915年，他即已提出史无前例的主张：美国的安全与全人类的安全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有责任对抗任何地区的侵略行为：“由于我们要求依据我们所信奉的权利和自由原则，不受干扰地发展和管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厌恶本身不屑于为的侵略行为，不论它来自何方。我们坚持保有安全以执行自己所选择的国家发展路线。还不止于此。我们也要求他人得享同样的待遇。我们对个人自由及国家自由发展的热衷，不限于与切身有关的事件及范围。只要有某个民族想要走独立及民权这条艰苦的道路，我们都会有相同的热忱。”
如此把美国当成四处行善的世界警察，正是二次大战后形成的遏制政策的先声。老罗斯福总统再怎么样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一面倒的倡议全球干预的想法。但当年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治家；而威尔逊是一位具宗教热忱的先知。政治家即使是沙场老将，所重视的是本身所生存的世界；但在先知的眼里，“现实”世界却是他们想要实现的境界。
原本是为要美国严守中立而提出的主张，经威尔逊解释后却成为扮演全球十字军的理论基础。在威尔逊看来，美国自由与世界自由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把乔治·华盛顿对介入外国事务提出告诫的本意作了极不寻常的诠释，充分证明在崇尚吹毛求疵的学术殿堂中的时间没有白费。他赋予“外国”的新定义，华盛顿若地下有知必会大感诧异。据威尔逊主张，华盛顿的本意是指美国必须避免介入他人的“目的”（ purposes）。但有关人道之事没有一件“对我们而言是外国事务或无关紧要的”。
自开国元勋反对对外介入的训示中，推衍出全球干预的根据，把中立哲学引申为参与战争势不可免，这是多么的牵强附会！威尔逊不厌其烦地阐述他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借此把美国带向世界大战的边缘，他所唤起的理想主义及活力，似乎证明了美国蛰伏一个世纪正是为现在加入国际竞技场做准备，而美国的活力与天真是经验老到的盟国所没有的。欧洲外交在历史严酷的考验中变得冷酷、谦卑；欧洲政治领袖是透过美梦破碎、希望落空、理想因人类难以洞悉未来而失败这一面历史镜子来看事情。美国不知道有这种限制，因此即使不是大胆地宣称历史已到尽头，也必然会高唱历史无用论，同时把素来被视为美国独有的价值观转换成对全人类一体适用的普遍原则。于是威尔逊得以克服安全与孤立这两种思想之间的紧张对立，至少是暂时的。唯有为全世界人民而不仅只为自己，并且是以全人类自由的斗士角色自居，美国才有理由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击沉鲁西坦尼亚号（ the Lusitania），尤其是恢复无限制潜艇政策，成为美国对德宣战的近因。但威尔逊不是针对某些恶行而参战。此事无涉国家利益，也与破坏比利时中立或均势外交无关。参战是基于道德的理由，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威尔逊在要求宣战的演说中说：“这是一件可怕之事，将这个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带人战争，带入最恐怖最惨痛的战事中，而文明本身似乎正处于平衡状态。但权利比和平重要，我们应为自己素来最关切之事，为民主，为受制于权威者对政府的发言权，为小国的自由及权利，为全体自由民族结合在一起而战，以致所有国家均可享有和平安全，终至为世界自由而战。”
因这些原则而战便不可能妥协。追求全面胜利是唯一能成立的目标。老罗斯福几乎必然会从政治及战略的角度来宣示美国参战的目标；威尔逊却标榜美国的公正无私，把参战目标完全诉诸道德。对威尔逊来说，战争不是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引发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德国无缘无故地打击国际秩序。更确切地说，就是真正的罪人不是德国而是德皇。威尔逊呼吁宣战时强调：“我们与德国人民没有争执。我们对他们唯有同情及友情。他们的政府投入这场战争不是出于民间的冲动，也未事先让人民知情或征询其同意。这场战争的决定权与过去统治者从不听取人民意见，且战端总是为王朝的利益而启，那令人难过的时代没有两样。”
虽然德皇威廉二世（ WilliamⅡ）在欧洲早已被视为难以驾驭，但从未有欧洲领袖赞成罢黜他。没有人认为欧洲和平的关键在于推翻他或他的王朝。可是一旦涉及德国内部的结构问题，战争便无法借平衡相冲突的利益而得以妥协收场，一如十年前老罗斯福在日俄之间所达成的。1917年1月22日尚未参战前，威尔逊宣称美国的目标是“不求胜利只求和平”，然而实际走上战场后，威尔逊所提出的却是唯有全面胜利才能获得和平。
他这些宣布不久即成为大众公认的真理。即使经验老到如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等人也开始指责德国的统治阶级心怀恶念，对“其他民族的命脉”虎视眈眈。当时的气氛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校长雅各布·舒曼（Jacob Schurman）表达得颇传神，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天堂之国”与“恐怖武力的地狱之国”之间的斗争。
然而仅为了推翻一个王朝，不足以产生威尔逊言论中所隐含的全部含意。他把他的道德理念推向全世界。不仅德国，必须使所有其他国家均不得危害民主，因为和平需要“民主国家的合作”。威尔逊在另一次演说中更进一步表示，除非美国在全球传播自由，否则美国的实力便会萎缩：
“我们缔造这个国家是为使世人获得自由，这个观念与目的并不限于美国，现在我们便是要解放世人。如果不这么做，美国将失去声誉，实力也会消散。”
威尔逊对参战目标说明得最详细的当属十四点原则，这留待第九章讨论。他的历史成就在于他认识到，若在道德信仰上无法令美国人信服，他们便无法长久支持重大的国际介入行动。
他的失败则在于把历史的悲剧看作反常现象，或归咎于个别领袖人物的短视或罪恶，以及除民意力量或民主体制普及全世界以外，他否认还有其他客观的和平基础。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他要求欧洲国家在思想上或历史上均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它们刚打完仗已国疲民穷之际，从事他所理想的事。
300年来，欧洲各国始终是以寻求国家利益的均衡来维持世界秩序，其外交政策以追求安全为目标，任何额外的好处则视为意外之财。威尔逊却要这些国家以道德原则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而安全最多只当做附带的结果。但欧洲对这种无所求的政策缺乏思想架构，更何况刚结束一个世纪孤立主义的美国，是否能持续如威尔逊的理论所主张的永久介入国际事务，尚有待观察。
威尔逊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是罕见的领导人彻底改变本国历史方向的一个例子。若老罗斯福或他的理念得以持续到1912年，则参战目标的问题当是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的本质。他会把美国参战的理由放在，除非美国加入协约国，否则同盟国会得胜，并迟早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事实上他也曾如此主张。
若如此看待美国的国家利益，久而久之美国必会采取类似于英国对欧陆政策的全球政策。三个世纪来，英国领袖的基本假设是，欧洲的资源若为独大的强权所掌握，则此强权便有能力挑战英国在海上的霸主地位，因而可威胁到英国的独立。自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美国也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孤岛，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应觉得有必要反抗由单一强国主宰欧洲或亚洲，甚至由于“同一”强权控制“两大”洲。基于这些推理，美国参战的主要缘由应该是压制德国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而非德国在道德上的出轨。
不过此种旧世界式的论调与被威尔逊激起的美国大众情绪相抵触，且至今仍是如此。即使老罗斯福也难以驾驭他所拥护的权力政治，虽然他至死都相信自己办得到。无论如何，他已不再是总统，而威尔逊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即已明确表示，反对依据国际政治的既定原则来建构战后世界秩序。
威尔逊认为战争的原因不止于德国领导阶级的恶行，欧洲的均势体系也是罪魁祸首。1917年1月22日他抨击战前的国际秩序为一“有组织的敌对”体系：
“未来一切的世界和平及政策均取决于这个问题：目前的战争是为正义且安全的和平而战，抑或仅是为新的均势而战？世界必须是权力的共同体，而非权力的均衡；它必须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组织的敌对。”
他所谓的“权力共同体”是个全新的观念——虽然英国的威廉·格莱斯顿（ William Gladstone）在1880年即已提出类似但未受重视的说法——后世称之为“集体安全”。
威尔逊深信世界各国对和平均享有同样的利益，因此会联合起来惩罚破坏和平者，于是他提议由爱好和平者的道德共识来保卫国际秩序：这个时代是拒绝一度支配各国意图的唯本国利益是问的标准，而要求各国接纳新秩序的时代，我们唯一要问的是： “事情对不对？”“公不公平？”“合不合全人类的利益？”为使这个共识制度化，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一个美国主导的机构。在此一世界组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他不断强调，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的信息，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他显然忽略了战事初起时在各国首都，包括民主的英法两国，所表现出的欢欣鼓舞与激昂慷慨。威尔逊认为，若要这个新理论发挥效用，国际政治至少须作两项改变：一是将民主政府向全世界普及，二是根据“与我们对个人所要求的同样高的荣誉标准”，努力经营“新的更健全的外交”。
1918年威尔逊提到一个前所未闻的和平要件，也是一个野心奇大的目标，即“摧毁任何地方的每一个可能个别、秘密及独断独行地扰乱世界和平的专